译者：常青 Vera Chen
2013年10月美国政府停摆期间，被迫接受无薪假的联邦雇员在华盛顿举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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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失灵的迹象无处不在，从雅典到安卡拉，从布鲁塞尔到巴西利亚。在过去的35年里，美国联邦政府停摆过12次。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弗·黑尔(Christopher Hare)和基思·T·普尔(Keith T. Poole)称，现今美国两大政党的两极分化程度达到南北战争以来的最高峰。与此同时，盖洛普的一项追踪民调显示，民众对总统和最高法院的信任度达到历史低点——而对国会的信任度急剧下降至个位数。
对全球范围内的公众意见进行的新研究得出令人不安的结果——民主国家的一些公民对其体制十分不满，以致于他们可能受到了彻底摆脱政党政治的诱惑。让总统制定决策而毋须担忧国会的意见不是更好吗？抑或委托未经选举的专家制定重要决策，比如美联储和五角大楼？
去年五月，华盛顿举行了一场游行支持纽约市长白思豪为改善收入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
对于这些问题，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给出肯定的答案。颇具权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在近百个国家内选取有代表性的公民样本加以研究。1995年，这项调查首次询问美国人是否赞成“军队统治”，当时有十五分之一的人表示赞同。自此之后，这一数据稳步上升，现已达到六分之一。
诚然，仍有六分之五的美国人不愿经历军事政变。当然，也不是所有在民意调查中表意赞成军队统治的人真的会支持政变。但是，愿意接受其他政府形式的意向——即使只是少数人的想法——揭示出人们对民主政治的幻灭。这是每一位生活在发达民主国家的居民都应该忧虑的问题，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
代际之间的差异相当惊人。当世界价值观调查向美国人询问生活在民主国家的重要性时，生于二战之前的人表现得最为坚定。在一至十分的计量表上，他们之中有72%的人将生活在民主国家的重要性排在十分的最大值。但是，对于不少他们的子女和孙辈而言，民主不再能博得同样的热情。战后经济繁荣期出生的美国人中，给这一重要性打出最高分的将过半。而这一比例在8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中不及30%。
政治学者清楚地意识到，一次次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的满意度不比从前。但是他们拒绝得出最直白的结论：人们可能不如以往那样支持民主政治。
比如，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称，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民众的期望快速升高，因而容易对个别政客和政府的表现感到失望。不过，他们认为，虽然政府合法性——即对民主政治的信念——可能遭到了挫败，但政权的合法性仍一如既往，坚不可摧。
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直接提及政权合法性问题的问卷结果，已经无法再支持上述乐观诠释。在过去的30年里，从美国到瑞典，从荷兰到日本，不少国家的民众变得相对不那么认可民主的重要性；不那么信任民主制度；也相对不那么抗拒非民主政体。
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原先看来非常奇怪、甚至有点荒谬的问题——直到我们开始目前这项研究以前。这个问题是，在诸如美国这样看似稳固的民主国家中，政治制度会不会并不像它表面看来那么稳定？
长久以来，学界一直认为，一旦民主变成胡安·J·林茨(Juan J. Linz)和艾尔弗雷德·C·斯捷潘(Alfred C. Stepan)所说的“唯一的游戏规则”，它就不会再轻易发生变化。在这种“稳固”的民主政体下，似乎不再存在其他的政府制度选项，绝大多数民众相信民主是唯一正当的政府形式。主流政界人士会避免出于党派利益去破坏民主游戏的规则，而追求取消诸如独立司法这类民主制度的支柱的政治势力则比较弱小，或根本不存在。
直到最近，上述描述都还适用于美国等民主国家。但论及现在是否依然如此，就很难讲了。
事情还不只是民众不像过去那么喜欢民主那么简单：人们对民主游戏规则的尊重也在减弱。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对宪法依然有很深的认同，但在政治实践中，让体制保持稳定的一些不那么正式的规范，却越来越多地遭到忽视。比如，一些过去只在特殊情况下才采用的议会程序，如今被动用的频率大得惊人。以冗长演说拖延战术或弹劾要挟阻止立法的行为，并不罕见，而且采取这种手段并不是因为这个提案格外具有变革性，而只是因为国会的少数党不认同它。
更让人不安的是，对言论自由或少数人权益等自由民主制度的重要构成持批判态度的政党开始崛起。自90年代初以来，民粹主义政党——不管是法国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还是丹麦的人民党(People’s Party)——在大多数重要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率，在急剧上升。
虽说这些政党未必会在未来某个时候执掌政府，即便他们上台，也未必会摧毁自由民主。而且大多数民众也都表示，依然想生活在民主社会。不过，民主共识正变得比过去更加脆弱。很早以前断言战后西方民主社会已经“稳固”的学者们，必须思考这样的可能：一种我们称之为“民主解固”的进程有可能正在发生。
在我们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大多数美国人的物质生活依然比较宽裕，以全球标准衡量，尤其如此。但公民平均收入增长长期停滞不前，已经导致他们的观念发生一定转变。过去两个世纪，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自己的境况与比父母辈有所提高，也预计子女的生活将来会更好。间或涌起的民粹主义不满情绪，也被人们自身的一种担忧所消解，他们担心自己会搅乱一个此对他们颇为有利且有望继续带来切实利益的制度。如今，这种对于未来的乐观已经不复存在。
第二，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对富裕阶层的观念产生的改变，比对贫穷阶层观念的影响，要更为剧烈。在奉行平等主义的社会里，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立场一致，他们相信没有被收买的民主机构会为他们的经济利益服务。而在寡头垄断的社会里，经济精英和普通人的共同物质利益非常之少，他们反到会因为一些提高大众生活水平的政策而损失很多。
例如，尽管不论以什么客观标准衡量，美国经济政策在过去十年都是偏向美国富裕阶层的，但他们中很多人却打心眼里认为自己是“针对富人的战争”的受害者。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即如今富裕阶层比穷人更容易对民主制度持批评态度。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显示，在1995年，只有不到20%的美国富人（这里指美国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群）支持美国出现一个“不会被国会纠缠，也不用为竞选费心的强势领导人”。如今，这个比率超过了40%。
富人对民主进程越不满意，就越容易出资游说议员或资助竞选活动，以期改变选举结果。金钱换影响的手段和竞选开销所能产生的作用越大，普通民众就越觉得政治制度不再为他们说话。这是民主的合法性日益薄弱的第三个原因。
不妨来看看政治学者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本杰明·I·佩奇(Benjamin I. Page)最近的一项研究，他们分析了过去三十年哪些群体最为成功地左右了美国政策的制定。结果显示，经济精英阶层和狭隘利益集团在这方面影响非常大，而普通公众和群众基础广泛的利益集团的观念则几乎无影响力可言。“在经济精英阶层的偏好和有组织利益集团的立场受到控制之后，”吉伦斯和佩奇写道，“普通美国人的喜好似乎只能对公共政策产生非常微小、几近于零的影响，这种影响从统计学上讲无足轻重。”他们的中心思想是：“美国并不是一个由大多数人主宰的社会。”
人民知道这种断层的存在。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统计，以10分为满分，当被问及国家治理的民主程度有多高时，现时有三分一的美国人倾向给予极端的分数——“完全不民主”。
矛盾的是，民主弊病的解决方法却涉及到进一步推行民主。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雷席格(Lawrence Lessig)最近宣布，如果其他总统候选人不认真改革选举过程，他将参加总统竞选。他是对的：要兑现民主对人民的承诺，我们便需要大幅改革体制，以限制富人的政治权力。
严格限制竞选捐款是必不可少的。企业说客的政治影响力必须被削弱。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的旋转门亦需被堵住。而且，考虑到目前大部分国会议员都是百万富翁，需要用在经济状况上更具多样性的新一代政治人士来取而代之。
然而，体制改革却只是改革进程中的第一步，其真正的目标是：改革再分配政策，以此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现时经济放缓的阶段，富人牺牲了在经济萧条下的普罗大众，以换取自己财富的快速增长。如果我们想令普罗大众仍旧坚信民主，就需要将更大一部分经济产出用在他们身上。
在近现代史上，从来没有富裕的老牌民主政权垮台。纵使近日的民意数据可能令人担忧，但这不代表末日即将来临。大部分人仍然支持民主。
但危险的信号已经足够清晰，无视它们是将是愚蠢的。民主国家已不像以往那般坚如磐石，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人民不再享有物质上的优越，而那是他们曾视为理所当然的。没有历史先例能告诉我们，当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几年、甚至几十年间维持不变时，一个已经确立根基的民主国家会发生什么。
民主的未来并不明朗。在西方，民主制度已经证明它的强大，足以抵受得住过往数十年带来的失望，而且完全有可能经得起更多的考验。但是，如果因为假定民主不会垮台而放弃深刻的改革，那就会让民主政府本身面临根基不稳的危险。
作者罗伯托·弗阿系哈佛大学政府研究博士候选人、世界价值观调查首席调查员。雅斯查·蒙克系哈佛大学政治理论学讲师、智库新美国(New America)的卡内基基金会学者。
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