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共识网-译者赐稿 作者:阿里森·贡尼克 著 吴万伟 译

像大卫•休谟一样,我也是在人类思想纯粹无止境的好奇探索中找到了救赎,这是纯粹无止境的多样性人生体验。

本文探讨大卫·休谟、佛祖和西方启蒙传统的东方根源。

2006年,我50岁,整个人生陷入一塌糊涂的境地。

在此之前,我一直很清楚我是谁:一个特别幸运和幸福的女人,生活中充满了非理性的活力和平淡无奇的快乐。

我也知道我的专业身份。16岁时,我发现了认知科学和分析哲学,一下子明白了我渴望拥有思想深刻、推理严谨、充满智慧的生活。25岁,我获得博士学位,进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上心理学和哲学教授。

我也知道我的个人身份。一方面,我喜欢男人。我不漂亮,但是与异性的追逐和调情一直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背景使人生其他部分变得靓丽和刺激。我的好朋友和同事都是男人。

而且,我有孩子。23岁时生下儿子,后来几年又生了两个。在我看来,抚养孩子一直是这样一种人生体验,在思想上最有趣味,在道德上最深刻,当然也是最幸福的体验。我的婚姻持续了很长时间,丈夫是个好人,和我一样爱孩子。我们最小的孩子就是在他上大学的路上怀上的。

我能将这些不同的角色结合起来,这是另外一种幸福。我的生活、工作一直是展示孩子在科学和哲学上的重要性,在孩子长大后,我仍然在办公室里保留着孩子的游戏围栏。孩子一直是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核心—也是我身份认同的基础。

接着,我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孩子长大了,婚姻解体了,我决定离家出走。我从养育孩子的教授级大房子搬出,在一破旧的房子里租住了一间屋。我第一次独自一人生活,心中充满了内疚和焦虑,也充满了希望和兴奋。

而且,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我竟然爱上了一位妇女。我们谈到一起开始新生活的憧憬。接着,情人终结了这种关系。

快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痛苦。我之所以选择新的房间就是因为其曾经辉煌如今残骸留存的沧桑:黑橡木横梁和镶板,乌黑的砖壁炉取代了中央供暖系统。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在加州北部下雨的冬天,房间是多么又黑又冷。我强迫自己像从前哄孩子吃饭那样吃东西(只再多吃三口),但在两个月里我的体重仍然减了20磅。我每天都测量,自从上次大哭一场之后几个小时过去了。(今天,自上午11点以来已经没有再痛哭失声了。)

我无法工作。家庭的解体让我一想到孩子就难以忍受。我已经获得几百万美元的课题资助,用以调查孩子学习的计算模式,并签订了一份出版合同,要写一本童年哲学的书,但每次经过学校运动场就触景伤情会泪如雨下,更不要提到为3岁多的孩子设计实验或撰写文章谈论父母对孩子的爱的重要道德意义了。

曾经定义我身份的一切都已经离我远去。我不再是个科学家、哲学家、妻子、母亲或者情人。

医生给我开百忧解药物,建议我学瑜伽和打坐。我讨厌百忧解,我害怕做瑜伽,但打坐似乎有效果,至少非常有趣。事实上,对打坐的探索似乎的确有帮助,事实上确实如此。可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产生效果呢?

我一直对佛教非常好奇,虽然作为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对任何宗教都持怀疑态度。但是到了50岁,我成为双性恋者和佛教徒似乎是预料之中的事—一种伯克利犹太女孩的成人礼或北加州上年纪的犹太教授的标准经历。不管怎么说,我开始阅读佛教哲学了。

1734年,在苏格兰,一个23岁的男青年陷入困惑中。

青少年时期,他曾想到自己已经瞥见了新的思考和生活方式,此后,他一直在试图搞清楚,并写出伟大著作将此思想传达给其他人。但这个努力让他发狂,他的心跳加快,肚子剧烈搅动,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最重要的是,他无法静下心来写这本书。医生诊断出来忧郁、神经衰弱和“有学问的人的疾病”。若用今天的未必有更多深刻见解的不同术语,可以说他陷入了焦虑和沮丧中。医生告诉他不要读书太多,给他开了抗癔病药,建议他骑马、喝红葡萄酒,这些相当于当时的百忧解、瑜伽和打坐。

这个年轻人就是大卫·休谟。在后来的3年中,他不仅成功地恢复了健康,而且写出了他的书《人性论》。更令人惊奇的是,该书成为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在《人性论》中,休谟抛弃了对人性的传统描述,那是宗教性的和哲学性的描述。相反,他采用牛顿的模式,宣称建立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有关心智的新科学。这种新科学导致他得出激进的结论。他认为,没有灵魂,没有连贯的自我,没有“我”。他在《人性论》中写道:“当我进入被称为自我的最隐蔽深处时,我总是遭遇某些特殊知觉,热或冷、爱与恨、光亮与阴影、痛苦与快乐。在任何时候,我看待自我时不可能不带着知觉,在观察任何事物时不可能不带着知觉。”

休谟是怎么拥有这种与当时西方哲学和宗教如此格格不入的观点呢?

休谟一直是我的英雄之一。在读本科时,我就知道和喜欢上他的著作。在我自己的科研论文中,我像休谟一样认为连贯的自我是一种幻觉。我的研究向我证明,自我是建构出来的,并不是我们发现的现成东西。我还发现,小时候,我们并不会把现在的“我”与过去或将来的我联系起来。我们是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身份的。

在休谟之前,哲学家已经探索过支持普通体验、全能的上帝、或心智之外的超验性现实的形而上学基础。但是,休谟破坏了所有这一切。他说,当我们真的认真看我们认为所知道的一切时,基础就崩塌了。至少,笛卡尔曾经说过,你总是知道自己的存在(我思故我在),但休谟连这个前提也反对。

休谟表达了对存在的彻底的、令人晕眩的怀疑。在《人性论》中,他第一次自己遭遇这些怀疑时吓坏了—“惊恐和目瞪口呆”。它们让他感觉到就像“某种粗野怪异的恶魔”。难怪,他要去看医生了。

但这是休谟真正伟大的观点:从终极来看,形而上学基础并不重要。体验本身就足够了。当我们放弃上帝或者“现实”或者“我”的时候损失了什么呢?月亮仍然那么明亮,你仍然能预测玻璃掉落地上会破碎,你仍会赶紧抓住它;你仍然能感受到对他人痛苦的同情。科学、工作和道德仍然不受影响。休谟写道:在经历了对一切都感到怀疑的危机,返回五子棋游戏后,发现游戏还是老样子。

事实上,如果你放任自己这么思考后,你的生活反会好起来。放弃死后灵魂不灭的前景,你会最终真正珍惜现有的生活。放弃形而上学,你能够将精力集中在物质世界上。其实,放弃你宝贵、独特和不可替代的自我,你可能更加同情他人的处境。

休谟是如何拥有这些观点的?这些与当时西方哲学和宗教格格不入的观点?是谁把这个神经质的长老会青少年变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伟大创始人?

我在破旧的房间里阅读佛教哲学,开始注意到别人之前已经看到的东西。佛教哲学中的某些观点听起来非常类似我在休谟《人性论》中读过的东西。但这实在匪夷所思,在1730年代,欧洲很少有人了解佛教哲学。

虽然如此,在阅读过程中,我继续发现平行的内容。佛祖怀疑全能的、仁慈的上帝到底是否存在。在他有关“虚空”的教义中,他认为,我们没有真凭实据证明外在世界的存在。我们对自我的认识也是幻觉。佛教圣人那迦犀那(Nagasena第12位罗汉,又叫那先比丘—译注)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他说,自我就像战车,战车没有超验性本质;它不过是车轮、框架和把手的集合体。同样,自我也没有超验性本质;它不过是知觉和情感的集合体。

“在任何时候,我都不可能在无知觉时认识到自我。”

这听起来当然是佛教哲学,当然,我们觉得休谟不可能了解佛教哲学。

难道真有这种可能?

我开始了新的探索。不是去找医生治疗,我开始在旧书店的神学部分闲逛,夜晚独自认真阅读。我坐在大壁炉前,里面有一块儿木头在闷燃,身上披着羽绒被。我学了佛教的很多东西。

我发现,在1730年代,欧洲至少有一人不仅了解佛教,而且研究佛教哲学多年。他的名字是在西藏的耶稣会传教士依波利多·德斯德里(Ippolito Desideri)。1728年,就在休谟开始写《人性论》之前,德斯德里完成了他的书,这是20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佛教哲学做的最完整和准确的描述,可惜它没有出版。天主教神父在没有得到梵蒂冈的批准之前不准出版任何东西。那里的官员宣称德斯德里的书不准印刷。书稿消失在教会的档案库中。

我仍然无法思考孩子问题或写这方面的论文,但我可能写一篇有关休谟和佛教的文章,德斯德里可能成为最关键的一环,即缺失的一环。

我查阅了厄斯特·莫斯纳(Ernest Mossner)的休谟经典传记。当休谟写《人性论》的时候,他生活在离巴黎160英里远的法国小镇拉夫雷士(La Flèche)。莫斯纳说休谟到拉夫雷士“休学”,可能因为那里比较便宜。他也提到拉夫雷士是耶稣会皇家学院的所在地。

休谟在写《人性论》的时候住在法国耶稣会学院附近。对我的文章来说,这个巧合实在太有意思了。但是,当然这并没有真正将他和居住在罗马和西藏的德斯德里联系起来。

在伯克利查阅图书馆数据库时,我发现有关大卫·休谟的数百本书和数千篇的文章,但有关德斯德里的只有两篇:一篇论文和一篇他的手稿英文译本,显然经过大幅度删改。论文发表在1986年孟买出版的一本不知名的杂志《印度》(Indica)上。我购买了影印本,要求通过当地存放处将其运送过来。伯克利的数百万册未被阅读的书籍文章等藏品都在那里。自从失恋之后,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害怕第二天的到来。但是现在,我实际上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明天早点来,那篇文章就可以寄来了。

它扼要重述了我之前读过的东西。但是作者,一个名叫卢西亚诺·皮特克(Luciano Petech)的意大利人提到,他在1952年编辑过一本传教士文集《派往西藏和尼泊尔的传教士》,里面包括了德斯德里的一些手稿。他还不经意地向我证实了有趣的新细节,皮特克写道:“1727年1月,他离开印度,再次乘坐法国轮船,并到了巴黎。”

德斯德里通过法国返回罗马—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巧合。

而德斯德里的手稿摘译本只能在图书馆珍稀藏品部阅读,所以我第二天就到了那里。那是一本非常漂亮的书,上面有红色大写字母和浪漫镶齿的佛祖照片和寂静的喜马拉雅山峡谷。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

我一直痴迷地反复思考我是谁,思考在没有工作、没有爱情、没有孩子需要照顾时,我应该做什么,但没有任何效果。这就像进行论证时,前提推不出结论,或者在分析时发现数据没有任何意义。我认定,如果不能弄明白我自己的身份,至少可以尝试弄清楚德斯德里是谁,所以我全身心地研究他的书和他的生活。

那是了不起的故事。在20多岁时,德斯德里设想了他自己的伟大工程—从印度教转为天主教—在1716年,他成为前往拉萨的第一批欧洲人之一,成为第一个呆在那里的人。他充满热情,情感丰富,很容易发火。他很好奇,很勇敢,而且固执得不可思议。在前往西藏途中写的早期信函中,他说他觉得痛苦不堪,要崩溃了。他写道:“让我的整个心灵远离甜蜜和含情脉脉的暴力,转向伟大灵魂的地狱,这或许让上帝感到开心,与此同时最紧的纽带绑住我的脚,我被拉到其他地方。”他在做的每件事上都持续保持这种紧张的说教。

德斯德里在1712年从罗马前往印度。在1714年,他开始从德里步行越过喜马拉雅山前往拉萨,这次跋涉持续了18个月。他睡在地上,睡在雪中,与雪盲和冻疮做斗争。有一次,他来到湍急的河边,紧紧地抓住两根藤条编织成的软桥过河。在穿过拉达克沙漠时,他加入了鞑靼公主的大篷车,每天晚上在她的帐篷里与她争论神学问题。

当他最后来到拉萨后,国王和喇嘛们都热情地欢迎他,当他宣称他自己也是一个喇嘛,而且打算要把他们都变成天主教徒时,他们的热情并没有消退。国王说,那样的话,他学习佛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如果真正懂得了佛教,他就能坐下来说服西藏人相信天主教更好,他们当然也会皈依天主教了。

德斯德里接受了这个挑战。他在藏在拉萨附近大山里的佛教寺院里呆了五年。这些寺院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机构。德斯德里开始了持续12年之久的神学和哲学课程学习。他用藏语韵文创作一系列基督教小册子,将其献给国王。这些诗篇写在西藏图书馆用的漂亮绢帛上,不仅文字优雅,而且还有雕刻花纹的木头外框。

但是,这个工程因为战争而被粗暴地打断了。附近王国的军队入侵,把拉萨变成一片废墟,国王被杀,西藏被中国军队打败。德斯德里退回到更加偏远的寺院。他继续撰写基督教小册子的工作,并掌握了佛教的基本文献。他也把伟大的佛教哲学家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Tsongkhapa)的著作翻译成意大利语。

在书中,德斯德里用非常详细和准确的细节描述了藏传佛教,尤其是在一卷名为《在西藏观察到的虚假和怪异的宗教》的书中。他解释了虚空、因缘、轮回、禅修/冥想,他谈到了佛教对自我的否定。

很难想象德斯德里如何继续保持对他的自我身份的认识。他花费所有时间阅读和写作,用另外一种语言思考另外一种宗教。(现任达赖喇嘛的译者流亡藏人学者土登京巴(Thupten Jinpa)告诉我,德斯德里的西藏语手稿比意大利语更深刻,也是用特别优美的藏语写成的。)在我阅读他的书时,我能感受到他在保留其传教士信仰时内心的挣扎,虽然他全身心投入到“虚假和怪异的宗教”实践中,而且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些信徒。

这听起来当然是佛教哲学,当然,我们觉得休谟不可能了解佛教哲学。难道真有这种可能?

德斯德里克服了喜马拉雅山的暴风雪、山洪、战争,但官僚机构的内部争斗最终征服了他。传教士对手圣方济会托钵僧与耶稣会士激烈争夺福音的势力范围,他们宣称西藏是他们的。耶稣会的头目米开朗基罗·塔布里尼(Michelangelo Tamburini)命令德斯德里在该冲突解决之前离开返回欧洲。这封信经过两年才到达西藏,但是到了之后,在1721年,德斯德里没有其他选择。他必须离开。

此后11年他继续写书,而且不断重写,还不断向梵蒂冈强烈地申请批准他返回西藏。显然,他真正感受到家的地方是西藏。1732年,当局最终做出了有利于圣方济会托钵僧的裁定。他的书不能出版,他也不能返回西藏。四个月后,他去世。

在德斯德里的书临近结尾处,我遇到一个令我震惊的句子。他写道:“我路过拉夫雷士,在9月4日到达勒芒城。”

拉夫雷士?那不是休谟居住过的小镇吗?我惊讶地喊了声。已经习惯于珍稀藏品室的读者恍然大悟的图书管理员没有嘘我,反而微笑应对。

我朝咖啡馆走去,匆忙吃下三明治(我突然又感到饥饿了),对这个新发现进行了反思。可能有联系吗?

德斯德里的英文版是摘译的。我能在皮特克在文章中描述的传教士文集的意大利语版本中能否找到更多信息吗?从来没有被翻译和重印的1952年7卷本《派往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第二天就被从收藏室送来了。

我叫来了弟弟布莱克,他是懂意大利语(还有法语、德语、拉丁语、盎格鲁撒克逊)的艺术史家,请他为我翻译。布莱克是在我最黑暗的日子里的主要陪护,我认为这次后半夜打电话叫醒他,肯定让他略感宽慰,因为毕竟不是心脏病突发而是因为一本不知名的手稿。

在布莱克的帮助下,我搞清楚了有关法国那部分的更长版本。德斯德里写道:“8月31日中午时分,我来到拉夫雷士皇家学院。在那里我得到教区首席神父和教会官员帕瑞·图鲁(Père Tolu)和其他几位道高望重的神父的特别关注。4日,我离开拉夫雷士。”

德斯德里不仅到过拉夫雷士而且与皇家学院耶稣会士有深入的讨论交流。在和布莱克一起阅读皮特克时,我认识到拉夫雷士的耶稣会士可能有德斯德里的一本手稿。皮特克描述了德斯德里手稿的详细历史。他解释说德斯德里实际上对他的旅行写过好几本手稿。他在从印度到法国的航行中就写了第一本,有证据证明,他在1727年从法国到罗马的时候,随身携带着这本书稿。在返回罗马时,他大幅度修改了文本。六个月后,他写出了新手稿。德斯德里说,在这个版本里,“当我从法国和意大利返回托斯卡纳和罗马的时候,许多文人、贵族、名流显贵强烈地敦促我按适当的顺序写下我在不同时间告诉他们的话。”原因为何?西藏的宗教“和任何其他宗教都如此完全不同”,他写道,这种宗教值得“了解,如果想要与之辩驳的话。”

所以,德斯德里送给拉夫雷士皇家学院一本修改稿是有可能的;耶稣会士相互之间经常传播未发表的报告之类。

德斯德里在1727年拜访皇家学院。大卫·休谟是八年后即1735年来到拉夫雷士的。那里是否有人给休谟提起过德斯德里?我从一直对德斯德里非常感兴趣的帕瑞·图鲁的书中没有找到任何痕迹。

或许休谟的信件中包含线索?我坐在狭窄的沙发床上,听着外面的下雨声,开始翻阅他厚厚的书信集。沉浸在德斯德里的世界令人痴迷但也令人疲惫不堪。而沉浸在休谟的世界则是纯粹的快乐。休谟的文笔比任何其他伟大哲学家都更精彩。与许多伟大哲学家不同,他幽默、充满人性、公平和聪明。他迷倒了巴黎上流社会沙龙里见过世面的优雅女士,虽然他个子不高、举止笨拙、常常心不在焉、说法语时带着明显的苏格兰口音。她们称他是“好人大卫”(le bon David)。

休谟总是津津有味地描述他在拉夫雷士的日子。在其中一封信中,他说他忙于不断地学习。拉夫雷士的图书馆特别好,他注意到在那里读书是比听教授讲课更好的学习方式。他写道,至于阅读旅行和学习的好处,“没有比拉夫雷士更恰当的地方了。这里的人们特别文雅和友善,城里除了很好的伙伴外,还有拥有上百个耶稣会士的学院。”

后来有一封信显示,休谟至少和其中一位耶稣会士进行过深入的交谈。他回顾了在皇家学院回廊和一个“非常有学问”修道士散步的场景,他的头脑里“充满了《人性论》的话题”。这位修道士描述了一个奇迹,这激发休谟提出最聪明的怀疑论证。他说,真正的奇迹从定义上说是高度不可能的,这意味着欺骗或幻觉的可能性总是更大,因而也是更好的解释。这位修道士明白这种推理(休谟写道,他非常气恼困惑),但说它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果真如此,你将不仅拒绝这个奇迹而且拒绝所有的福音了。表示怀疑的休谟注意到,“我认为这种观察作为充分的答案倒非常合适。”

这个“非常有学问”的修道士是谁?他会不会就是8年前和德斯德里见面的神父之一?不管他是谁,他和休谟还谈论过什么?

年轻的时候,你想要的东西是:工作、爱情和孩子。到了中年,你想要保持想要东西的渴望。当你情绪低落时,你不再想要任何东西。就像我曾经的情况,欲望、希望和未来本身似乎都消失了。但是现在,至少我想知道休谟到底听说过德斯德里没有。这是一个迹象,说明我的未来可能又回来了。

我曾经想我会独自一人度过未来;我对50多岁女教授的前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但是,后来我还真有了一两次浪漫的经历。

那是和女人和男人恋爱的经历。危机时期,我曾经发现我能够和女性保持深刻持久的友谊关系和浪漫情人关系。我对自己的性倾向的认识部分是错误的。

我仍然很脆弱。从前的情人仅有一行字的电邮仍然能让我再次陷入闷闷不乐的情绪中。但是,新的浪漫经历又给人以鼓舞的力量。

其中一次发生在蒙特利尔。我在那里长大,曾返回到从前就读的大学做讲座。有天晚上在暴风雪中我沿着圣劳伦斯大街赴约。突然,16岁的自我出现了,在记忆中就像幻觉一样清晰,穿着嬉皮士风格的毛皮大衣大步走在雪地中,充满期待地说“我想知道下来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可能要发生什么事,虽然不一定是我渴望已久的新生活。

我回到工作岗位。2007年,我开始了在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大学杰出访问学者的研究工作,非常高兴地摆脱了黑暗冰冷的房间和令人情绪低落的不良记忆。学校给了我很大的向阳公寓,迎面就是圣加布里埃尔群山。我发现自己又能写有关孩子的文章了。我开始写下一本书《哲学宝贝》,同时也在继续休谟的课题研究。

我的哲学侦探故事驱使我去寻找拉夫雷士皇家学院的更多信息。如果我的无神论思想让我怀疑佛教徒的话,我对耶稣会传教士就更加怀疑了。毕竟,至少在传统说法里,启蒙运动的整个要点就是驱除天主教会的恶劣影响。

伯克利图书馆只有一本关于拉夫雷士学院的书:(Un Collège de Jésuite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1200页厚厚四卷,大理石花纹封面的书,1889年印刷出版。我在前往加州理工大学之前曾经浏览过,曾经开始要了那个地方的一幅图片。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我在加州理工的邻居碰巧是搞莫德查伊·芬格尔德(Mordechai Feingold)的历史学家,是世界上研究17世纪和18世纪耶稣会士及其对科学的贡献的杰出专家之一。

长期以来,传统智慧认为耶稣会士是正统思想的反动派。但是芬格尔德教导我在17世纪,耶稣会士实际上处于思想和科技生活的最前沿。当然,他们投身于天主教神学,天主教当局严格控制哪些观点可以被允许传播,哪些必须被禁止。但是皇家学院的耶稣会牧师对数学、科学和当代哲学甚至异端哲学都造诣颇深。

休谟说笛卡尔、尼古拉斯·马勒布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和皮埃尔·拜尔(Pierre Bayle)激发了他写《人性论》。我了解到笛卡尔毕业于皇家学院,马勒布朗士的最投入的学生在那里教书,虽然最狂热的马勒布朗士分子最终被开除了。笛卡尔、马勒布朗士和拜尔的书都出现在学院图书馆—虽然出现在梵蒂冈的禁书清单索引里。(休谟的《人性论》后来也加入到这个行列)

拉夫雷士的全球性也令人吃惊。在1700年代,皇家学院的校友和老师就可以在巴拉圭、加勒比海马提尼克岛、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加拿大找到,而印度和中国的校友就更多了。事实上,法国的这个不起眼的小镇是欧洲少数几个拥有了解当代哲学和亚洲宗教的学者的地方之一。

芬格尔德告诉我,耶稣会士记录一切。如果我想知道谁在拉夫雷士和休谟交谈过,我可以到罗马查看。

我在加州理工大学的工作临近终结时,在类似TED的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聚在一起激发年轻人,同时也相互显摆。听众中有一位个子高大魁梧、头发花白的男人在我演讲中频频点头,笑得特别有热情。后来我发现,他就是电脑动画皮克斯公司(Pixar)的创始人之一阿尔文·雷·斯密斯(Alvy Ray Smith)。

与我不同,阿尔文已经很多次开始新生活。他最初是新墨西哥州小镇上的南方浸会男孩儿,后来进入旧金山反文化的最狂野群体。此后他在冲动之下放弃了在纽约大学担任计算机科学教授的工作来到加州,因为他觉得“某些好事要发生”。真有事发生了:他帮助创立的第一台彩色电脑制图学施乐帕克研究中心(Xerox PARC),后来是卢卡斯影业(Lucasfilm),他帮助创办了第一部电脑制作的电影。他进入创业领域,创办了皮克斯公司,后来离开皮克斯,创办了新公司,再把它卖给微软。如今他退休了,依靠收益生活。住在西雅图,一边收藏艺术,一边证明数学定理,纯粹出于好玩儿研究历史。

他最喜欢的名言来自另外一个电脑先驱阿兰·凯伊(Alan Kay):“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未来。”此次会议持续了两天,到了结束时,经过了几次长时间的交谈,但并没有接吻,他开始了另外一次飞跃。他下决心在未来的生活中主要目标就是赢得我的芳心。如果我稍微慢些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可以。他习惯于这个事实,需要等其他人尤其是单身的教授们一会儿才能搞明白他的未来设想。

我在加州理工的时间一结束,我就返回到从前深爱的伯克利的家;前夫已经搬到波士顿,我把属于前夫的一半房屋产权也买下来。阿尔文一到周末就会前来拜访,我们每天晚上都会通过电话交谈。我已经决定听从芬格尔德的建议,前往罗马的耶稣会档案馆。我试探性地询问阿尔文是否愿意一起去。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约会场所,但他觉得这比坐在罗马的旅游景点特莱维喷泉(Trevi Fountain)的阳光下谈恋爱更浪漫一些。这似乎是个好兆头。

这个档案馆不好找,它们很合适地藏在圣彼得大教堂一角的后面。而找到实际记录同样也不容易。但在我们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我们发现了列举了1726年1734年和1737年住在皇家学院的所有人名单的耶稣会目录中的条目:总共有100名老师、学生和杂役。当德斯德里前往拜访的时候,有12位耶稣会神父在拉夫雷士,休谟到来时仍然在那里工作。所以,休谟有很多机会听说过德斯德里。

有一个人与众不同:前往印度的传教士查尔斯·弗朗西斯科·图鲁(P. Charles François Dolu),这可能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帕瑞·图鲁。在皮特克的书中“图鲁”可能是拼写错误。图鲁不仅对德斯德里特别感兴趣,在休谟呆在拉夫雷士期间,他还在学院。他曾经在东方呆过很长时间。他会不会就是那个缺失的一环呢?

返回加州后,我在伯克利图书馆目录中没有找到有关图鲁的任何信息。但是谷歌图书已经诞生了,所以我在世界图书馆中搜索耶稣会士图鲁。阿尔文记录了我们发现的东西,那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全面和复杂的电子表格程序。

我们发现在1730年,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欧洲人亲身经历了佛教,两人都在皇家学院呆过。德斯德里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图鲁。他曾经参与了前往东方的令人着迷的另一次旅行的一部分:法国大使前往佛教国家暹罗(当今泰国)。

在1680年,暹罗国王那莱大帝(Narai)对基督教感兴趣,对欧洲科学更加感兴趣,尤其是天文学。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两位大使在1685年和1687年前往暹罗,其中包括耶稣会科学家的强大代表团。图鲁是1687年代表团的成员。

这些文字比看起来更加流畅,甚至对自己来说。休谟和佛祖可能对那种思想像圣人似地点点头。

其他外交使团成员之一是另外一个不同寻常的17世纪人物:乔色僧长(the abbé de Choisy)。,此人是个思想开放的著名易装癖者;专门给法国朝廷的女士们讲授时尚。他写了一本非常流行的很有意思的暹罗旅行记。休谟的图书室里有这本书,同时还有乔色僧长臭名昭彰的自传《穿女人衣服的乔色僧长回忆录》。乔色僧长的性向流动是很好的例子,说明17世纪喜欢跨越边界的探险精神,如果与21世纪相比,反而常常使当今显得古板保守。

在1687年代表团中的耶稣会士包括图鲁在内在暹罗呆了一年,花费大量时间和泰国佛教僧人呆在一起。其中有三人甚至住在佛教寺院里,接受那里的规矩。

像德斯德里的使命一样,暹罗代表团最后也以流血和混乱终结。1688年当地廷臣和僧徒起来造反,反对有自由思想的国王和傲慢的外国顾问。他们谋杀了那莱国王,两种文化之间的新桥梁崩塌,耶稣会士四散逃命。有些人死掉了。图鲁和其他几个人逃亡到印度的庞第皆瑞,他们在那里建起了耶稣会教会。

1723年,在经过了跌宕起伏的充满异国情调的不寻常职业生涯之后,图鲁在拉夫雷士过上平静的退休生活。休谟到来时,他已经80岁了,是代表团中唯一幸存的成员,也是耶稣会科学的伟大时代的见证人。

我必须从矛盾的片段中拼接出图鲁的画面,主要从他在印度时期的内容。对新教徒英语作家来说,他是典型的天主教狂热分子。另一方面,天主教圣方济会托钵僧作家,即德斯德里的对手则攻击图鲁及其耶稣会士对印度教表现出同情。图鲁和另外两位传教士打破印度教寺庙的大门,闯入后毁掉火把和油灯。但是,他和印度使团首领让·威尼斯·布歇(Jean-Venance Bouchet)一起设计了容纳印度教传统的天主教仪式,但梵蒂冈并没有批准。事实上,布歇成为著名的印度教学者,穿印度教服装、禁欲,甚至吃素。

我也瞥见了作为科学家的图鲁。当时的期刊报道说“从来没有比他更加礼貌和慷慨的人了,也没有比他更多了解自然世界的人了。”耶稣会士将国家艺术品12英尺长的望远镜带到暹罗,后来带到庞第皆瑞,他们做出了重要的天文学发现。我看到暹罗的那莱国王盯着望远镜观看月蚀的雕刻作品/版画。

图鲁也有幽默感,写了讽刺性滑稽剧和剧本。一位名叫圣方兹(Saint-Fonds)的贵族知识分子写信给朋友说作为娱乐,返回法国后,他曾邀请图鲁一起吃饭,在场的还有强烈反对耶稣会的作家罗伯特·查尔斯(Robert Challes),实际上是无神论者,也曾经游历过暹罗和印度。他说,圣方兹希望看到怒气冲冲激烈争吵的场面带来的快感,这本来似乎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他写道:“我发现处于最优雅的微风吹拂中,名叫图鲁的传教士长着大胡子,是个虽有政治观点却彬彬有礼的绅士(per omnes casus),他比那些见过世面的人更有智慧,说起话来妙语连珠。”

图鲁是福音派天主教徒,休谟是有怀疑思想的新教徒,但是他们有很多共同点,无尽的好奇心,对科学和对话的热爱,更重要的是幽默感。图鲁是个智慧的、有知识的、爱交际的、诙谐的人,当然是“很有学问的人”。他正是休谟喜欢的那种人。

我还发现了一些别的东西。休谟说皮埃尔·拜尔的《历史和批评字典》对《人性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有关斯宾诺莎的词条。所以我就在字典中找到这一条目,这是一本精彩的、百科全书式的拥有六百万词汇的脚注,对脚注的脚注、参考文献和相互印证的参考文献。在斯宾诺莎条目的其中一个注释里有关“东方哲学家”中,像斯宾诺莎一样否认上帝的存在,主张“虚空”。在交叉文献中提及耶稣会传教士描述的暹罗僧人。休谟肯定在图鲁生活的房子里阅读过佛教、图鲁的旅行。

我学到了什么?

我了解到休谟可能熟悉佛教哲学。事实上,他曾经在欧洲几个不同的地方写《人性论》,那种知识可以随时了解到。图鲁本人都有暹罗佛教的第一手体验,曾经和了解藏传佛教的德斯德里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甚至皇家学院的耶稣会士得到一本德斯德里的手稿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休谟在皇家学院学习,或者它是否影响了《人性论》。像笛卡尔、马勒布朗士、拜尔等哲学家都已经让休谟处于怀疑的道路上。但是仅仅听到佛教反对自我的论述可能敦促他更进一步偏向那个方向。佛教观点或许渗透在他的思想中,影响了他的想法,即使他没有追踪其根源。毕竟,当代哲学家已经知道借用观点,同时不记得它们到底来自何方。

我在一本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休谟、佛教和耶稣会士的文章,注释很长,但浪漫史很短。在我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很多提供无私帮助的历史学家告诉我我的怪异的个人课题反映了一种更加广泛的趋势。历史学家开始用新的全球方式思考启蒙问题。那些嘎吱作响的木船就像当今因特网一样携带了观点跨过大洲、语言和宗教的界限(虽然要慢得多,也更加危险得多)。作为这种新的全球思想史的一部分,有关德斯德里的新的参考文献、传记和译文已经开始出现,东西方哲学的新联系在持续不断地出现中。

很容易想到启蒙是少数反对偶像的欧洲哲学家的独特发明。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启蒙精神和休谟和佛祖表达的精神都出现在我讲述的故事里。以某种形而上学的绝对性的名义劝说或征服民众,使其放弃“虚假和怪异”的宗教而皈依自己的福音,这样的努力当然存在,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现在仍然有。但在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更多地是受到简单的探索欲望和简单的体验欲望的驱使。他们想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随后会发生什么,大洋的那一边是什么,大山的那一边是什么,宗教的、哲学的、甚至性别的边界那边是什么。

这个故事或许解释了休谟的观点。它毫无疑问地用事实说明了一切。所有的人物刚开始时都有清晰而明确的身份,如充满热情的意大利传教士、温文尔雅的法国神父、西藏国王和喇嘛、暹罗国外和僧人和表示怀疑的苏格兰年轻人。

但是,我了解到,他们都变得比最初更加复杂,更加不可预测,更加具有流动性,甚至在自己看来也是如此。休谟和佛祖都可能像圣人那样对此想法频频点头赞许。虽然图鲁和德斯德里到暹罗和西藏将欧洲的智慧带给了佛教徒,他们也把佛教徒的智慧带回了欧洲。暹罗和西藏对他们的改变比他们对暹罗和西藏的改变更多。在拉夫雷士的两年,毫无疑问改变了大卫·休谟。

休谟、耶稣会士、暹罗和西藏也改变了我。我一直认为休谟关于自我的看法是对的。现在,我第一次觉得他曾经是对的。

2010年,阿尔文和我结了婚,我们重新创造了未来。我再一次成为异常幸运和幸福的女人,充满了非理性的活力和平凡的快乐。但是,这并不是我从前的样子。我发现,我可以爱男人也可以爱女人,可以爱科学也可以爱历史,可以不仅享受幸福也可以承受悲伤和孤独。像图鲁和德斯德里,异装癖乔色僧长和暹罗天文学家国王,最重要的是,像大卫·休谟一样,我也是在人类思想纯粹无止境的好奇探索中找到了救赎,这是纯粹无止境的多样性人生体验。

译自:How an 18th-Century Philosopher Helped Solve My Midlife Crisis by ALISON GOPNIK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5/10/how-david-hume-helped-me-solve-my-midlife-crisis/40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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