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脸书上，摄影家黄谦贤发表了一则在绿岛人权园区的小见闻：今天身在围墙内，耳边传来参观者的对话……
女：我快热死了。
男：多喝水。
女：我终于可以体会被关在这的感受。
男：他们都是犯人。
女：谁叫他们要犯错。
黄谦贤感叹说，可见她（他）们只是无知的观光客。这是她（他）们的悲哀……
当我来到绿岛人权园区时，曾被关押在此的政治受难者郭振纯和陈钦生为我导览。突然来了一群观光客，兴高采烈地拍照留影。有人说，一个人住一个这么大的房间，待遇还不错呢。
陈钦生听了之后，直摇头，忍不住插了一句：“我就是当年的受难者，一个房间要挤十个人，人都快被烤熟了。”
我不愿鄙视某些参观者的“无知”，这是转型正义缺失和历史教育匮乏的结果，也是台湾民主宪政深化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正如保罗?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在《纪念馆》一书中所说：“纪念馆将和遗忘的未来战斗；纪念馆到底是培养自怜自艾的文化，还是能帮助、鼓励观众对抗不义的奋斗？”
新生训导处：这里是“第一层地狱”吗？
乘火车到台东，再从富岗港口乘船赴绿岛。风急浪大，五十分钟的航程，比预料中的显得更长——不过，我乘坐的毕竟是标榜“豪华”的客轮；而当年被送到绿岛的囚徒，像沙丁鱼一样挤满闷热漆黑的船舱，驶向茫然幽暗的未来，心中该是何等恐惧与绝望？
远远地，山峦起伏的绿岛跃出海岸线。如今，绿岛是一处游览胜地，码头上人潮如织，多半是来此度假的年轻人。从码头驱车去绿岛人权园区，还需要十五分钟车程。
将犯人流放到遥远的孤岛，是统治者屡试不爽的手腕。法国马赛和美国旧金山附近，都有让人望而生畏的“恶魔岛”——前者是小说《基督山伯爵》中极力渲染的舞台，后者则因关押过美国最危险的罪犯而成为好莱坞青睐的故事题材。在南非，更有罗宾岛监狱，因关押过曼德拉等人权斗士而闻名于世。
早在日治时代，日本总督府就在绿岛设置了“火烧岛流浪者收容所”。国民政府迁台之后，这里成为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政治犯监狱。到了解严之后，监狱旧址被规划为人权园区，包括新生训导处、绿洲山庄和人权纪念碑三大部分，属于联合国认定的“悲剧遗产”（legacy of tragedy）或“负面遗产”（negative heritage）。
所谓新生训导处，其实就是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1950年代初期，台湾各地监狱的政治犯人满为患，许多囚徒被运送到此处。1951年5月17日，第一批近千名政治犯从基隆搭船抵达绿岛，当局对外谎称是共军俘虏，强迫囚犯穿上共军军服。之后，不断有囚犯被送来绿岛，最多时关押了两千人，还有近百人的女生分队，加上管理人员，营区超过三千人，与当时岛上居民的人数相当。
新生训导处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政治犯进行洗脑教育。初期，每周一、三、五上政治课，其他时间劳动。后来，由于岛内物资缺乏，遇到气候恶劣的时候，台东的补给品无法海运上岛，囚犯们便申请自办农场，得到了管理方同意。于是，囚犯们可以下海捕鱼、上山种菜，以及饲养鸡、猪等，其收成超过了营区的需要量，还被管理方拿出去卖钱。
《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写过一本名为《第一层地狱》的作品，描述那些技术专家在监狱工厂中享受的“优待”。如此看来，新生训导处也算是“第一层地狱”吗？
年逾九旬的郭振纯，领我参观大部分建筑都已经拆掉的新生训导处，指着空旷处，对当年每座建筑的位置都如数家珍。郭振纯从小就向往做维新志士，是最早持台独理念的“独侠客”，入狱22年之久。他向我描述了一段遭受酷刑的经历：
特务们问：“你去过川菜馆吗？”
郭回答说：“不曾。”
特务们说：“有道菜很好吃，很有名，叫蚂蚁上树。”说完就拍桌子喊道：“叫打手来！”
于是，姓潘的打手冲过来，将其衣服剥掉，像捆死猪那样绑他，手被弯到后面，脚也绑起来，被抬到散步场丢下，然后泼糖水。
“你想会发生什么事？蚂蚁来了嘛。很难过的，你若没有亲身体验，想像不到的。……只能滚来滚去，爬起来蹲着，又跳来跳去也没有用。蚂蚁一上身就不容易拨走，我整个人快发狂了。”
老人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眼中没有泪水。
八卦楼里，走过白发苍苍的幸存者
1972年，“绿洲山庄”又启用了。用充满诗情画意的“山庄”一词命名监狱，颇有讽刺意味。在官方档案中，此处的正式名称是“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
“绿洲山庄”的主体建筑，是呈十字形放射状的“八卦楼”。其设计完全符合法国思想家福柯在研究监狱问题的杰作《规训与惩罚》中描述的“全景式监控”之概念，不过将西方通用的圆形建筑改为具有东方特色的八卦形状而已。
绿洲山庄的一、二楼分为八个片区，共有大小牢房五十二间。大部分囚犯被关押在一楼，每个狭小的房间内关押十人左右，晚上睡觉时众人只能侧身而眠。
我在园区里步行了半小时，已然是挥汗如雨，这才亲身体验到何谓“火烧岛”，比起《西游记》中的火焰山来毫不逊色。陈钦生找到了当年被关押的那间囚牢，带我走进去，告诉我说：“我睡在靠墙壁的那个位置，这里白天被太阳暴晒，直到半夜墙壁都是滚烫的。我是这间囚牢中最年轻的囚徒，当仁不让地睡在这个最不舒服的位置。”
陈钦生说，他们刚进来的时候，彼此之间话不多，担心被对方告发。后来，果然发现室友中有一个告密者。所以，如果有重要的话，他们都在放风的那半小时，到操场里悄悄地讲。
每个片区由一名宪兵负责。按照规定，宪兵不能与犯人讲话，因为在泰源事件中，有官兵被囚犯说服，帮助囚犯越狱。陈钦生说，最初的管理者是一些年轻的宪兵，严厉而生硬；后期则是一批老兵，人生经验丰富，也有同胞遭到整肃，所以对囚徒颇有同情心，互相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绿洲山庄一直存在到1987年，其管理远较此前的新生训导处严格。陈钦生说，他被关押在此的几年里，根本不知道监狱外面山峦、大海和村庄的面貌。直到多年以后，以自由人的身份重返绿岛，才知道绿岛的整体环境，遂有井底之蛙之感。
二楼关押的是少数身份特殊者，一般都是单独关押，如柏杨、施明德等名人。狱方希望避免他们向其他囚犯传播“毒素”，他们却利用与世隔绝的安静环境继续读书、写作和思考。
昔日紧闭的沉重的铁门，如今一扇扇都敞开着。白发苍苍的幸存者，不堪回首却又必须回首的青春时代，被这铁门、高墙和栅栏分割与阻隔。
你可以闻到，那无法禁锢的花香
走出绿洲山庄数百米，来到海岸边，就可以看到人权纪念碑。由于当地居民担心纪念碑破坏象鼻岩一带的自然风景，设计者遂巧妙地将纪念碑安置在地表以下。如同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一样，参观者一步步地走向地下，镌刻着不同类别的受难者名字的“哭墙”逐渐呈现出来。在密密麻麻的名字的尽头，是柏杨留下的那句让人心情沉重且痛楚的话：“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囚禁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花香是无法禁锢的，热爱自由的心灵也是如此。在展厅里，展示了当年囚徒们亲手制作的艺术品和手稿、生活用品等。陈孟和用了一年时间，采用解体的沉船的甲板等材料，制作了一把不亚于专业水准的小提琴；台大医院眼科主任胡鑫麟医师，完全靠着记忆，手绘了一副精准的星象图。还有潜水镜、贝壳画等，无不巧夺天工。
涂南山翻译的《耶稣传》的手稿，让我不禁放轻呼吸，恭敬地阅读。这个赤贫的草地少年，从民族觉醒出发，穿越时代悲剧与个人苦难，展开波澜重重的认同之旅。他在满洲读大学，在台大搞学运，直到在狱中阅读到日本基督徒作家矢内原忠雄的著作，在生死关头猛然觉悟，十年的牢狱淬炼出全新的生命体验。
涂南山说：“就是这本《耶稣传》支持我的意志。我总觉得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力量，逼得我非为那些自由民主而奋斗、却遭受苦难与迫害的人翻译不可。我在火烧岛一面挑水、挑粪、种菜，一面翻译《耶稣传》，每天感觉如在天堂，快乐无比。”他先后改稿九次，将译稿拆成十份，藏在菜圃的茅草中，最终带出绿岛。出狱后，他与朋友们成立“台湾福音书刊编译基金会”，出版了凝聚四十年心血的《耶稣传》和《罗马书讲义》等译著，并期望中国读者也能读到这些书籍，因为“没有爱的民族主义，是非常可怕的”。
绿岛的政治犯大部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靠一帮鲁莽无知的军人给他们洗脑，谈何容易？郭振纯笑着对我说，管理者也知道所谓的政治学习是走过场罢了。每逢期末考试，教官把考卷发下后，就到外面抽烟，大家拿出课本来照抄，不过一般只抄对七十分。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被当局描述成“青面獠牙”的叛匪的囚犯，被官兵们请去给他们的孩子补习功课，效果立竿见影。不久，连岛上的百姓都知道了这个情况，也要求这些囚犯给他们的孩子上课。长期以来，绿岛师资缺乏、教育滞后，很少有孩子考上外面的学校。经过这群特殊身份的老师的补习，绿岛居民的孩子的成绩大都直线上升，甚至有不少考上名校。台东地区很多中小学校的校长，都来自绿岛，都是政治犯的学生。
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句台词说：“有一些羽毛发亮的小鸟，是关不住的。”下午乘船离开的时候，我在甲板上，一边眺望变得越来越小的绿岛，一边吟诵受难者曹开的那首名为《光明的面庞》的诗歌：
我们是被关禁在
铁罐里的萤火虫
我们像星星连动也不动
久久彼此相望
怀着灾难的苦痛
我们闪烁着一种沉默的语言
这样晶亮，这样奥妙
相信所有的语言学者
希望了解我们这口气寒光
但愿生命点燃的灯火
永久不会被熄灭遗忘
我们供人使用的字眼
就是至爱光明的血红面庞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6期2014年7月25日—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