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脸书上,摄影家黄谦贤发表了一则在绿岛人权园区的小见闻:今天身在围墙内,耳边传来参观者的对话……

女:我快热死了。
男:多喝水。
女:我终于可以体会被关在这的感受。
男:他们都是犯人。
女:谁叫他们要犯错。

黄谦贤感叹说,可见她(他)们只是无知的观光客。这是她(他)们的悲哀……

当我来到绿岛人权园区时,曾被关押在此的政治受难者郭振纯和陈钦生为我导览。突然来了一群观光客,兴高采烈地拍照留影。有人说,一个人住一个这么大的房间,待遇还不错呢。

陈钦生听了之后,直摇头,忍不住插了一句:“我就是当年的受难者,一个房间要挤十个人,人都快被烤熟了。”

我不愿鄙视某些参观者的“无知”,这是转型正义缺失和历史教育匮乏的结果,也是台湾民主宪政深化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正如保罗?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在《纪念馆》一书中所说:“纪念馆将和遗忘的未来战斗;纪念馆到底是培养自怜自艾的文化,还是能帮助、鼓励观众对抗不义的奋斗?”

新生训导处:这里是“第一层地狱”吗?

乘火车到台东,再从富岗港口乘船赴绿岛。风急浪大,五十分钟的航程,比预料中的显得更长——不过,我乘坐的毕竟是标榜“豪华”的客轮;而当年被送到绿岛的囚徒,像沙丁鱼一样挤满闷热漆黑的船舱,驶向茫然幽暗的未来,心中该是何等恐惧与绝望?

远远地,山峦起伏的绿岛跃出海岸线。如今,绿岛是一处游览胜地,码头上人潮如织,多半是来此度假的年轻人。从码头驱车去绿岛人权园区,还需要十五分钟车程。

将犯人流放到遥远的孤岛,是统治者屡试不爽的手腕。法国马赛和美国旧金山附近,都有让人望而生畏的“恶魔岛”——前者是小说《基督山伯爵》中极力渲染的舞台,后者则因关押过美国最危险的罪犯而成为好莱坞青睐的故事题材。在南非,更有罗宾岛监狱,因关押过曼德拉等人权斗士而闻名于世。

早在日治时代,日本总督府就在绿岛设置了“火烧岛流浪者收容所”。国民政府迁台之后,这里成为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政治犯监狱。到了解严之后,监狱旧址被规划为人权园区,包括新生训导处、绿洲山庄和人权纪念碑三大部分,属于联合国认定的“悲剧遗产”(legacy of tragedy)或“负面遗产”(negative heritage)。

所谓新生训导处,其实就是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1950年代初期,台湾各地监狱的政治犯人满为患,许多囚徒被运送到此处。1951年5月17日,第一批近千名政治犯从基隆搭船抵达绿岛,当局对外谎称是共军俘虏,强迫囚犯穿上共军军服。之后,不断有囚犯被送来绿岛,最多时关押了两千人,还有近百人的女生分队,加上管理人员,营区超过三千人,与当时岛上居民的人数相当。

新生训导处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政治犯进行洗脑教育。初期,每周一、三、五上政治课,其他时间劳动。后来,由于岛内物资缺乏,遇到气候恶劣的时候,台东的补给品无法海运上岛,囚犯们便申请自办农场,得到了管理方同意。于是,囚犯们可以下海捕鱼、上山种菜,以及饲养鸡、猪等,其收成超过了营区的需要量,还被管理方拿出去卖钱。

《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写过一本名为《第一层地狱》的作品,描述那些技术专家在监狱工厂中享受的“优待”。如此看来,新生训导处也算是“第一层地狱”吗?

年逾九旬的郭振纯,领我参观大部分建筑都已经拆掉的新生训导处,指着空旷处,对当年每座建筑的位置都如数家珍。郭振纯从小就向往做维新志士,是最早持台独理念的“独侠客”,入狱22年之久。他向我描述了一段遭受酷刑的经历:

特务们问:“你去过川菜馆吗?”

郭回答说:“不曾。”

特务们说:“有道菜很好吃,很有名,叫蚂蚁上树。”说完就拍桌子喊道:“叫打手来!”

于是,姓潘的打手冲过来,将其衣服剥掉,像捆死猪那样绑他,手被弯到后面,脚也绑起来,被抬到散步场丢下,然后泼糖水。

“你想会发生什么事?蚂蚁来了嘛。很难过的,你若没有亲身体验,想像不到的。……只能滚来滚去,爬起来蹲着,又跳来跳去也没有用。蚂蚁一上身就不容易拨走,我整个人快发狂了。”

老人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眼中没有泪水。

八卦楼里,走过白发苍苍的幸存者

1972年,“绿洲山庄”又启用了。用充满诗情画意的“山庄”一词命名监狱,颇有讽刺意味。在官方档案中,此处的正式名称是“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

“绿洲山庄”的主体建筑,是呈十字形放射状的“八卦楼”。其设计完全符合法国思想家福柯在研究监狱问题的杰作《规训与惩罚》中描述的“全景式监控”之概念,不过将西方通用的圆形建筑改为具有东方特色的八卦形状而已。

绿洲山庄的一、二楼分为八个片区,共有大小牢房五十二间。大部分囚犯被关押在一楼,每个狭小的房间内关押十人左右,晚上睡觉时众人只能侧身而眠。

我在园区里步行了半小时,已然是挥汗如雨,这才亲身体验到何谓“火烧岛”,比起《西游记》中的火焰山来毫不逊色。陈钦生找到了当年被关押的那间囚牢,带我走进去,告诉我说:“我睡在靠墙壁的那个位置,这里白天被太阳暴晒,直到半夜墙壁都是滚烫的。我是这间囚牢中最年轻的囚徒,当仁不让地睡在这个最不舒服的位置。”

陈钦生说,他们刚进来的时候,彼此之间话不多,担心被对方告发。后来,果然发现室友中有一个告密者。所以,如果有重要的话,他们都在放风的那半小时,到操场里悄悄地讲。

每个片区由一名宪兵负责。按照规定,宪兵不能与犯人讲话,因为在泰源事件中,有官兵被囚犯说服,帮助囚犯越狱。陈钦生说,最初的管理者是一些年轻的宪兵,严厉而生硬;后期则是一批老兵,人生经验丰富,也有同胞遭到整肃,所以对囚徒颇有同情心,互相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绿洲山庄一直存在到1987年,其管理远较此前的新生训导处严格。陈钦生说,他被关押在此的几年里,根本不知道监狱外面山峦、大海和村庄的面貌。直到多年以后,以自由人的身份重返绿岛,才知道绿岛的整体环境,遂有井底之蛙之感。

二楼关押的是少数身份特殊者,一般都是单独关押,如柏杨、施明德等名人。狱方希望避免他们向其他囚犯传播“毒素”,他们却利用与世隔绝的安静环境继续读书、写作和思考。

昔日紧闭的沉重的铁门,如今一扇扇都敞开着。白发苍苍的幸存者,不堪回首却又必须回首的青春时代,被这铁门、高墙和栅栏分割与阻隔。

你可以闻到,那无法禁锢的花香

走出绿洲山庄数百米,来到海岸边,就可以看到人权纪念碑。由于当地居民担心纪念碑破坏象鼻岩一带的自然风景,设计者遂巧妙地将纪念碑安置在地表以下。如同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一样,参观者一步步地走向地下,镌刻着不同类别的受难者名字的“哭墙”逐渐呈现出来。在密密麻麻的名字的尽头,是柏杨留下的那句让人心情沉重且痛楚的话:“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囚禁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花香是无法禁锢的,热爱自由的心灵也是如此。在展厅里,展示了当年囚徒们亲手制作的艺术品和手稿、生活用品等。陈孟和用了一年时间,采用解体的沉船的甲板等材料,制作了一把不亚于专业水准的小提琴;台大医院眼科主任胡鑫麟医师,完全靠着记忆,手绘了一副精准的星象图。还有潜水镜、贝壳画等,无不巧夺天工。

涂南山翻译的《耶稣传》的手稿,让我不禁放轻呼吸,恭敬地阅读。这个赤贫的草地少年,从民族觉醒出发,穿越时代悲剧与个人苦难,展开波澜重重的认同之旅。他在满洲读大学,在台大搞学运,直到在狱中阅读到日本基督徒作家矢内原忠雄的著作,在生死关头猛然觉悟,十年的牢狱淬炼出全新的生命体验。

涂南山说:“就是这本《耶稣传》支持我的意志。我总觉得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力量,逼得我非为那些自由民主而奋斗、却遭受苦难与迫害的人翻译不可。我在火烧岛一面挑水、挑粪、种菜,一面翻译《耶稣传》,每天感觉如在天堂,快乐无比。”他先后改稿九次,将译稿拆成十份,藏在菜圃的茅草中,最终带出绿岛。出狱后,他与朋友们成立“台湾福音书刊编译基金会”,出版了凝聚四十年心血的《耶稣传》和《罗马书讲义》等译著,并期望中国读者也能读到这些书籍,因为“没有爱的民族主义,是非常可怕的”。

绿岛的政治犯大部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靠一帮鲁莽无知的军人给他们洗脑,谈何容易?郭振纯笑着对我说,管理者也知道所谓的政治学习是走过场罢了。每逢期末考试,教官把考卷发下后,就到外面抽烟,大家拿出课本来照抄,不过一般只抄对七十分。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被当局描述成“青面獠牙”的叛匪的囚犯,被官兵们请去给他们的孩子补习功课,效果立竿见影。不久,连岛上的百姓都知道了这个情况,也要求这些囚犯给他们的孩子上课。长期以来,绿岛师资缺乏、教育滞后,很少有孩子考上外面的学校。经过这群特殊身份的老师的补习,绿岛居民的孩子的成绩大都直线上升,甚至有不少考上名校。台东地区很多中小学校的校长,都来自绿岛,都是政治犯的学生。

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句台词说:“有一些羽毛发亮的小鸟,是关不住的。”下午乘船离开的时候,我在甲板上,一边眺望变得越来越小的绿岛,一边吟诵受难者曹开的那首名为《光明的面庞》的诗歌:

我们是被关禁在
铁罐里的萤火虫
我们像星星连动也不动
久久彼此相望
怀着灾难的苦痛

我们闪烁着一种沉默的语言
这样晶亮,这样奥妙
相信所有的语言学者
希望了解我们这口气寒光

但愿生命点燃的灯火
永久不会被熄灭遗忘
我们供人使用的字眼
就是至爱光明的血红面庞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6期2014年7月25日—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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