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每个公民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扮演好自己官员、学者、工匠、农夫的不同角色。或者像胡适所说的：在工作休息娱乐之余抽出一点时间听一下政客演讲，想一下该把票投给谁。而不是整个社会人人想成为政治家，整天都处于一种政治狂热的亢奋之中
当年严家其在驳斥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搞民主的论调时说：难道20世纪的中国人其素质还不如两千年前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要我说别说是今天的中国人，就是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其国民的平均素质恐怕都难以望古希腊人之项背。
当然所谓古希腊人(主要是指雅典人)受教育程度高，其实指的是公民，广大奴隶和外邦人是不包括在内的。雅典人除了赤贫阶层之外是要人人服兵役的，服役期间不只要学习各项军事技能，同时也对公民进行演讲、修辞、逻辑等各方面的训练，以将青年培养成合格的公民。这种模式其优点自不必说，与罗马专注于政治和法律等社会科学，而在历史哲学等人文领域只能依赖希腊奴隶的那种简单粗暴、骄奢淫逸的浅薄文化不同，古希腊文明不但在政治领域高度发展，它同时促进了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的巨大繁荣，创造了一种精致而优雅的文明。
但与此同时希腊文明的缺点也同样不容小觑。那就是人人皆圣贤，人人皆自大成狂。哪怕是雅典城中最愚蠢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比伯里克利、苏格拉底这些伟人差到哪去。这种人生态度说好了是自信，激励人向上，往坏了说那就是狂妄，这种妄自尊大的态度使雅典的政治始终处于一种癫狂的不正常状态。一方面普通公民人人妄自尊大，随意指点江山，一方面真正鹤立鸡群的伟人却得故意装孙子，保持一种忍气吞声的过度谦卑，任由一帮愚民主宰国家这艘航船的航向，将其引向漩涡而束手无策。
我们常将雅典与罗马并称。实则雅典与罗马的政治制度是大为不同的。罗马的政治体制是典型的宪政。罗马共和国的正式称呼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元老院掌握国家大权，其地位排在罗马人民(公民大会)之前。元老们皆从有一定资历的官员中选拔，罗马血缘氏族势力强大，从政提倡任人唯亲，贵族们凭借有权势的亲属的提拔，再加上法律赋予贵族在晋升等级上的特权，可以轻易将普通公民淘汰出局，掌控元老院。
而雅典实行的则是典型的民主，或者说是民粹。政治生活是雅典人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雅典公民其意义甚至比生命更为重要。视政治如命的雅典人厌恶一切形式的代议制，他们认为由哪怕是他们亲手选出来的议员代替他们投票，那都等于剥夺了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乐趣，所以雅典虽然有五百人议事会作为常设代议机构，但是其权威却远逊于罗马元老院，只能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稍微重大的决策就得召开全体公民大会进行投票。因此雅典的疆域必须保障居住最偏远的公民也处于当天能够到达公民广场的范围之内。至于像罗马一样最终将公民权授予全体行省居民中的自由人?那更是痴心妄想。雅典法律规定只有父母皆为雅典人才能成为雅典公民，千方百计限制公民的数量。雅典历史上将公民权授予外邦人，只有身负特殊技艺的工匠，或者对雅典有重大贡献者等极少数的例子。这种政治体制不但造成雅典行政效率的低下，当国家处于重大关头时经常久议不决，贻误时机，而且还决定了雅典只能维持小国寡民的状态，其最强盛时公民数量也不过12万人，而不能像罗马一样成为一个帝国。
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高傲者是一个贬义非常强烈的词。在一个人人皆认为老子天下第一的城邦，公民们需要的官员不是比大众聪明的人，而是跟大众一样愚蠢的人。一个比别人聪明的政治领袖只会令雅典的公民们深恶痛绝。
雅典的反智化发展到极致后，不但反对地位财产等出身上的不平等，也开始反对智商能力等自身条件上的不平等。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凭什么那些更聪明更有能力的人比其他公民拥有更多的机会出任公职?最终，雅典的官员除了负责军事的十将军由选举产生之外(其实由选举产生军队将领这条也很愚蠢，罗马之所以有精兵而无良将，就是因为罗马的军事长官都由选举产生。一个人缘好，大家都喜欢的人和能征善战的军事指挥官之间没有半毛钱关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其他全部公职都由选举改成了抽签决定，以保障城邦的每一个公民不分贤愚皆有平等出任公职的可能。为了让那些无隔夜粮的穷人也有机会履行公职，你每履行一天议员、陪审员等公民职责，还能获得相当于人均一天生活费的补贴，这固然保障了公民的平等政治权利，但同时也使那些相对素质低下的底层公民成为最热衷于投票的城邦政治参与者。而当城邦政治由一帮抽签产生的民粹笨蛋掌控之时，雅典的政策昏招迭出也就不难理解了。
雅典政治中最荒谬的莫过于那个著名的陶片放逐法。即在每年一度的公民大会上，只要有六千人在陶片上写下同一个人的名字，那这个人就可以不问理由就被从雅典城驱逐十年，被驱逐者不能为自己辩护，其在雅典的亲属与财产也受到保护，十年后就可以返回雅典，一切宛如从未发生。因为只需六千人投票赞成，所以沦为雅典人清除政敌的合法手段。嫉贤妒能的雅典人更将其变成了“报答”自己国家英雄的常用方式。两位拯救雅典的英雄，马拉松之战的统帅米泰雅得和萨拉米斯海战的统帅泰米斯托克利最终都被陶片放逐法放逐。
米泰雅得被放逐时他旁边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请他帮自己在陶片上写上米泰雅得的名字，米泰雅得一边帮他写一边问他为何这么恨这个人?农民说：“不，我不认识他，只不过听大家都说是他拯救了雅典，所以觉得他很讨厌!” 泰米斯托克利的故事就更搞笑，萨拉米斯海战后希腊人投票选出战争中贡献最大的人，但是因为组织者知道希腊人这种嫉贤妒能的毛病，所以同时让他们选出贡献第二大的人。结果每一个人都选自己是战争中贡献最大的人，但是所有人都选泰米斯托克利是贡献第二大的人。
就像丘吉尔曾经感叹的：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一切伟大民族的标准。米泰雅得和泰米斯托克利都是那种宁可雅典负我，不可我负雅典的谦谦君子，虽然被雅典放逐但却拒绝做出任何损害雅典利益的事。米泰雅得拒绝了波斯人的利诱拉拢，泰米斯托克利被自己的祖国流放，最终走投无路只能去投奔昔日的敌人波斯人。波斯皇帝既往不咎赏给他三座城。但最终当波斯皇帝向他征询如何灭亡雅典的计策时，泰米斯托克利为了不背叛自己的祖国宁可伏剑自杀。
米泰雅得和泰米斯托克利能为雅典服务，那是雅典的幸运与他们的不幸。但是等到亚希比德这种伍子胥式恩仇必报的英雄出现时，雅典就只能咽下自己嫉贤妒能酿下的苦酒，用自己的灭亡来为自己公民的愚蠢付出代价了。
亚希比德，雅典名将，哲学家苏格拉底的高足。才华横溢，能言善辩，而又睚眦必报、反复无常。亚希比德一向认为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公认的愚蠢”，但又千方百计利用这种愚蠢来为自己谋利。他为了扬名立万而故意破坏了雅典的主和派尼西阿斯与斯巴达签订的停战协议，煽动公民大会重启战端。为了发战争横财又煽动雅典人发兵远征西西里，结果公民们被他的口吐莲花所蛊惑，一帮连西西里在哪都不知道的蠢货也开始用树棍在地上画西西里的地图，商量如何瓜分抢来的金银了。最终雅典人倾国而出发动五万大军远征西西里，却又将主和的尼西阿斯和亚希比德共同任命为远征军统帅，好像唯恐二人不互相掣肘似的。
结果在大军出发前夜，雅典各街口路标上的赫尔墨斯神像皆被人捣毁，一向不信神的亚希比德成了头号嫌疑犯。当时在雅典不敬神的罪名是可以被处死的，深知厉害的亚希比德希望留下为自己辩护。但他的政敌却以大军已准备就绪为由逼其立刻出兵，希望趁其不在雅典的机会，趁机将其置于死地。结果大军前脚刚走，政敌们就利用主战的年轻人大多跟其出征，留下的多是相对稳重保守的老年人之机，趁机把持公民大会，将其定成了叛国的大罪，并命令其立刻回国受审。亚希比德刚在西西里登陆就接到了回国的命令，半途上他自觉凶多吉少，于是转投了雅典的死敌斯巴达，雅典立刻将其缺席判处死刑。亚希比德从此更死心塌地为斯巴达效劳，他为斯巴达人屡出奇计，最终导致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没。就像拜伦笔下的《科林斯之围》一样，用毁灭自己的祖国来报复祖国对待自己的不公。雅典从此一蹶不振，最终输掉了伯罗奔尼萨战争，斯巴达人毁掉了雅典的民主制度，建立了三十僭主独裁。
亚希比德的叛逃，不但葬送了雅典的繁荣，而且连累了他的恩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一向蔑视雅典的民主制度而提倡贤人政治。如今他的弟子亚希比德成了国家叛徒，正好给了那些平日就厌恶他高傲的敌人以口实，他被以腐蚀青年和不敬神的罪名起诉。苏格拉底的案件由五百名社会各阶层公民组成的陪审团裁定，如果苏格拉底发挥其口若悬河的演讲才能本来是有可能免罪的。但苏格拉底不愿向这些他眼中的愚民低头，他不但没有博取陪审团同情，反而公然声称神殿里的神谕宣称没有人比他更贤明，他的高傲彻底得罪了视傲慢为最大罪恶的雅典人。最终有280人投票判定他有罪。
根据雅典的法律，第一轮投票定罪后，还有第二轮投票量刑。如果苏格拉底诚心恳求陪审团宽恕，是可以用罚金代替死刑的。但苏格拉底建议的刑罚却是宣布他是公民英雄，此后的余生中享受雅典市政厅为他免费提供的一日三餐。陪审团彻底被他的戏弄态度所激怒，最终以360票赞同判处他死刑。最终苏格拉底拒绝了弟子们逃跑的建议，从容喝下了毒酒。
其实苏格拉底又有什么罪?他唯一的罪过就是他公开指出了人民的愚蠢。在一个所谓的民主社会中，你可以指斥暴君和权威，但却不能指出其实大众和暴君一样都是愚蠢的。我们总痛惜专制体制不能容忍个性张扬与特立独行，殊不知在民主体制下剿杀异端那也同样是毫不容情。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每个公民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扮演好自己官员、学者、工匠、农夫的不同角色。或者像胡适所说的：在工作休息娱乐之余抽出一点时间听一下政客演讲，想一下该把票投给谁。而不是整个社会人人想成为政治家，整天都处于一种政治狂热的亢奋之中。
自由、民主、平等，这都是多么美好的字眼，但又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