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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专制是会与敌手共舞的,只要对方下他的舞池;反抗者填写着自己的新词,用的却是对方的曲谱。

墨西哥作家、诗人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José Emilio Pacheco)《老友重聚》诗云:

我们已经完全变成,二十岁的时候我们与之抗争的东西。

今夏,听一位师兄在酒酣之余念起这两句诗,不由心生悲切。

师兄毕业已经二十五年。1989年冬,他们那一届学子面临择业,他拒绝接受分配,回到北方的家乡,而是孑然一身,去往陌生的南方,先干法务,后成律师。这源于一个悲怆的约定:在荒烟蔓草的歌乐山巅,他与曾一道浴血街头的十余同门相约,此生不为官家驱使,不向强权低头。这二十五年来,他几度妥协,几度绝望,甚至萌生自杀之念,不过还是做到了“不负初心”。

遗憾的是,当年一起立誓的同学,据他所知,至少有三人背叛了青春的誓言。其中一位,毕业后不久便进入检察院,去年他出庭,恰与此人遭遇,一个代表辩方,一个代表控方。昔日同舟共济,今日同室操戈,令他大发感慨:在庭上,我们使用相同的话语,诸如法治、程序正义,所表达的意思却恰恰相反。两个人之间,仿佛隔了一堵墙,就像这二十五年之间,仿佛隔了一重人生。

我问: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投身体制呢?

师兄摇头,随后轻轻念起了《老友重聚》。好在我读过这首诗,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我也分享了一段经历。我在大学,能够进入宪政主义的门径,除了两位启蒙老师,还得感谢一位同学引路。他自称自由主义者,博览群书,胸怀大志,当时便以建构宪政中国为己任,思想比我早熟多了。

择业之时,他曾找我商量,要不要去当律师。我分析了一下,他口齿不清,脾气太硬,恐怕并不适合律师业,于是直言相告,建议他考研,从事学术之路。他不置可否。数月之后,他忽然摆酒请客,席间宣布,已经考入川东一地县政府,担任秘书。

我故意逗他:“不降其志”这四个字怎么写?他笑道:老子进入体制,目的是为了反对体制、解构体制。然后用“最坚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为自己的抉择辩解。虽然道不同,我们并未不相与谋,依然保持联络,他偶尔会发来诗文,字句之间,写满悲愤,足见仕途之抑塞。

前年他随单位到江南旅游,忙里偷闲,与我一见,那一口官腔与不由自主的矜持,深刻的眼袋与高高挺起的啤酒肚,暗示他已经彻底沦为一个体制中人。他给我带来了一本自印的文集,回家后我翻了翻,大抵属于青春写作,与他曾信守的宪政主义全无关系,也许,他只能以怀旧的方式,完成对现实的救赎。

师兄笑道:所谓进入体制反体制,是这个国家最无耻的谎言之一,中国的体制就是一个大染缸,没有人能在其中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他们被污染,是一个轻重的问题,而非有无的问题,像你那位同学,初入体制,志美行厉,不出十年,便被体制同化,棱角全无,这才是常态,同时可以解释何谓体制化。

随之他说起《肖申克的救赎》。片中,有一句关于体制化的经典台词:“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

我向师兄解释:对那位老同学的变化,谈不上生气,只是有点失落,我没有那么狭隘,见体制而色变,这年头,生存不易,在体制内讨生活,凭手艺吃饭,并不丢人,但是,我无法接受他当年的说辞与如今的沉沦,尤其是这中间的反差。

师兄点头道:老话不是说么,叛徒比敌人更可恨……

与师兄拥抱作别,到家将近午夜。在醉意激荡之下,我打开电脑,找出帕切科的诗,仅仅两句,却几乎要撑破胸腔:他们或者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二十岁的时候我们与之抗争的东西”?

对我们而言,所反抗的对象,大抵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具韧性的制度。许多反抗者,不管是在外围反抗,还是从内部反抗,结果可能并无二致,都是被体制腐化、吞噬,尸骨无存。

刀尔登曾谈及传统的反抗者:“……他们被迫在权力中反对权力,在体系中反对体系,皇权和儒学给反对者设下了议程,令他们的思考,都用着对方的工具,他们的活动,也无不在料中,就连他们的反对本身,都成为对方的养料,用来加固自己。完美的专制是会与敌手共舞的,只要对方下他的舞池;反抗者填写着自己的新词,用的却是对方的曲谱。”这番话,同样适用于今时。

我的老同学,属于体制内部的反抗者,还有一位老朋友,曾在体制短暂栖息,后来转入律师界,从外围反抗。不过,他的思维与语言,完全袭自他所反抗的对象。譬如辩证法、二元论、阶级论与敌我思维,构成了他思想的根基;他始终把从秦朝到清朝这一段历史时期称作“封建社会”,并坚持使用“封建专制”一词,他认为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蒋介石下令张学良放弃东北,不许抵抗日军侵略;他无法容忍异己的意见,喜欢揣测对方的动机,动辄斥批评者为五毛……

不妨说,他是以专制的方式,来反抗专制,专制的基因早已深入他的骨髓和灵魂,他的反抗,永不可能成功,因为即使他摧毁了专制政体,自己却被专制病毒所腐蚀。由此而言,反抗者的最大困境,还不是终其一生,都没有战胜专制,而是战胜了专制,自己却变成专制者。

当然,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抗争的东西”,“我们”何尝不该反思呢?面对权力的蛊惑,心志不坚,面对金钱的引诱,见利忘义,从而改变初衷,投身敌营……这里单说比较隐蔽的一点:对反抗者来讲,有一种病毒,比自私更可怕,那就是自负。

反抗者为什么难以听取相反的意见,为什么不能容忍异己?狭隘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即他们自以为正义在手,真理在握,“……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此即胡适所重点批判的“正义的火气”。基于此,他们与所反抗的专制,能有多少差异呢?如顾准所言:“什么是专制?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不会错的想法。”刘瑜说道:“一切政治上的专制,它的知识论前提就是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

此刻再读帕切科的诗,愈发悲切.

彻夜难眠,想起缅甸的一个传说:恶龙要求村庄每年献祭一个处女,村庄不甘屈从,每年都有少年英雄挺身而出,与恶龙搏斗,可惜无一生还。有一年,英雄出发了,有人悄悄尾随,他看见英雄闯入铺满金银财宝的洞穴,用剑刺死了恶龙,然而,当英雄坐在龙身上,俯视一地闪烁的财物,竟慢慢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变成了恶龙。

把这个故事发给师兄,凌晨收到他的回复: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那条恶龙的传人。

来源:共识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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