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回归以来,香港大学经历了三次劫难:第一次是郑耀宗校长涉嫌干预学术自由事件;第二次是“8.18事件”;第三次是校委会否决陈文敏出任副校长事件。这三次事件以最近这次对香港大学伤害最严重,影响所及,甚至可以说启动香港沉沦之路也不为过。

在头两次灾劫出现前一年,笔者都曾经向当事人提出过忠告,要他们注意处理好与权贵的关系,否则容易出现问题。无奈言者淳淳,听者藐藐,终于出事。

第一劫:郑校长于1996年接替王赓武教授出任港大校长。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就要求刷除太古桥的“六四”标语:“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歼豺狼,民主星火不灭”,引起学生不满。当时笔者就在报章撰文,呼吁郑校长在履新之初,宜思考大学长远发展而不必急于避讳权贵之所不悦。我当时断言,如果郑校长继续以不得失权贵为要务,则早晚会出事。郑校长阅毕,仅仅请我“笔下留情”而依然故我。言犹在耳,1999年果然出现公然干预学术自由以取悦特首董建华的事件,导致自己最后黯然下台。

第二劫:“8.18事件”发生前一年,笔者看到校方在举办一些校内迎新活动时,请了中联办高官出席主礼,但这些活动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反映了主事者欲与权贵套近乎的心态。我当时就对负责该活动的主事人好言相劝说:“港大应该摒弃这种汲汲于亲近权贵的风气,否则将来会出事”。该主事人很不屑的反唇相讥说:“这是 protocol(礼仪),你懂什么?”。果然一年之后,就出现了“8.18事件”,恰恰就是由 protocol不当而引发一场危机,连累徐立之校长黯然下台。

这两次危机,有同有不同,不同之处,第一劫是怕得罪权贵,第二劫则是献媚权贵。共同之处是两者都没有正确处理大学与权贵的关系,都没有把院校自主、学术自由当作他们要坚决捍卫的核心价值,而自觉与权贵保持一个应有的距离。

为什么我能早在危机发生前就预见危机的出现?这并不是我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我曾经在北京工作,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中共如何整治知识份子,并在这个过程中塑造出知识份子群体的犬儒性格。

这种整治的后遗症—知识份子犬儒化—是有传染性的,只要中共的影响所及,其治下的知识份子就必然会染上这种犬儒化的毛病。随着香港政权的更易,中共政治影响迅速进入,所以香港的知识份子也难幸免逐步犬儒化,可怕的地方是虽然他们未曾亲身经历过内地知识份子那种刻骨铭心的悲惨遭遇,但自己却被传染了。正是看到香港知识份子犬儒化的现象随着回归 而越来越严重,才会让我能够“未卜先知”地预言香港大学的前两次劫难。

第三劫不但对港大来说,杀伤力更大,而且对香港整个社会来说很可能是沉沦的开始。而这个沉沦过程的启动,竟然是本应捍卫港大最高利益的港大校委会的12名犬儒知识份子。

这12位知识份子的犬儒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事件的本质真相避而不谈

整个陈文敏事件的本质是中共对“占中运动”的秋后算帐,这是最核心的问题。而自从中共得知陈文敏有可能被委任为副校长时,便出尽九牛二虎的宣传力量去“暴力阻止”其委任:单是《文汇》、《大公》在短短十个月内便发表350篇文章对陈文敏进行全方位的攻击抹黑诋毁,临到关键时刻更出动中央级传媒《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作最后的“歼灭性”打击。在这场明显来自北京的干预,严重危及香港大学的院校自主、学术自由的斗争中,这12位校委对上述事实闭口不谈,没有一个人质疑北京的做法是否值得商榷。对他们来说,北京的压力是一个given (既定的事实),不必置疑也无法抗拒,不如当作没有这回事。在完全没有是非观念、完全不必理会对错的前提下毫不含糊地站在权贵一边,眼睁睁地看着陈文敏教授遭到香港史无前例的精神凌迟、人格毁灭时,居然可以心安理得的不吭一声,还要最后踏上他们自己一脚。这其实是一种不分是非,唯权是尚的态度。

二,甘愿为权贵出谋献策

在中央尚未明确表态不让陈文敏出任副校长前,这些校委就使用“拖”字诀,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延阻校委会对人选的讨论。初时还能提出一些可以接受的理由(如先查清捐款事件),到拖无可拖时就弄出个“等埋首副”的荒谬怪诞理由。

到中央明确表态后(《人民日报》的劝退文章),这12位校委就知机识趣地提出很多“理由”来否决陈文敏,例如:

—没有博士衔头(李国章的指控);
—学术地位不够(陈坤耀的指控);
—论文的数量品质都很低(廖长城的指控);
—以港大利益为重(王鸣所谓委任陈会导致港大分裂);
—有政党支持(李国章的指控,暗示委任他会导致香港大学政治化)

真亏他们能够提出这些低B的理由。如果这些理由都是真实的,那么校委会早就否决好了,因为这些资料都不是现在才知道的,何必要拖几个月?而整个物色工作都是多余的,因为物色委员会经过一年的全球招聘都没能发现陈文敏竟是如此的不济?要由校委会来最后把关?

三,既要做婊子,又要贞节坊

这些校委另一个让人恶心的犬儒表现是既要做婊子,又要贞节坊。明明是自己甘愿充当权贵杀人的白手套,却梦呓般反复强调自己是在独立思考下作出决定,坚决否认有政治势力对自己施压。这其实是所谓的Freudian Slip,越是受到别人游说而行事,越要说服自己是在行使自己的独立意志。

面对公众的质疑,这些人最爱问一句:“有没有证据?”(例如李国章问是谁下令干预,习近平、王光亚、或者张晓明,拿出证据来)。如果《文汇》、《大公》乃至中央级的《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中共传媒直截了当的对校委迹近发号施令的文宣,还不算是证据的话,我不知道人们还可以用什么“证据”来说服这些存心不接受事实、刻意装聋扮哑的校委们。

还是洋人校长马斐森直截了当地戳穿这层薄纱。他对路透社记者表示,他相信对他本人以及其他支持任命陈文敏的校委会成员的压力是受到摆布的 (orchestrated)。他还透露,他的私人电邮曾经被盗取然后(把其内容)发表在亲北京的媒体上。他补充说他不会排除北京在整个事件的背后的可能性。(路透社9月29日报导)。对比校长这种坦言,更突出一些人的犬儒虚伪。

历史上,中国知识份子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为民请命仗义执言,激浊扬清针对时政,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始终站在社会前列,振臂呼吁推动历史进步。

可惜自从中共建政以来,实行“一党专政”,镇压异议,残酷扼杀知识份子这个爱国传统。在其执政的前三十年,通过连续政治运动打压监禁,强迫文人下跪 求饶,在后三十年又用物质引诱升官发财拉拢效忠。六十年来一硬一软双管齐下很有成效,导致很多知识份子不再关心时局发展,缺乏公共意识,只为自己着想,只想能赚大钱,能升高位,往往为遂一己的私欲不惜趋炎附势助纣为虐,成为典型的犬儒知识份子,这是中共独裁政体能够苟延残喘的原因,也是当代国家民族的悲哀。

笔者万万想不到回归才18年,知识份子犬儒化的病毒迅速蔓延香港,使很多人心甘情愿地自觉配合权贵去摧残香港赖以成功的机制和相应的核心价值。观乎此,能不扼腕叹息唏嘘?

来源: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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