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原苏联作家、如今的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此，笔者特连线远在欧洲的作家、诗人布兹尼克，对话渐成往事的苏联文学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学创作历程。
布兹尼克1947年出生在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普尔热瓦尔斯克市，其父是苏联航空母舰的设计师之一。1980年代中后期，布兹尼克发表了10余部戏剧和电影文学作品，从此蜚声苏联文坛。
布兹尼克是莫斯科作家协会和俄罗斯笔会中心会员。2002年，他获得法国兰波文学奖。2003年、2004年，布兹尼克连续两次获俄罗斯国家文学奖提名。最近10年，布兹尼克主要在巴黎、莫斯科和乌克兰从事文学创作。
2004年，布兹尼克与俄罗斯诗人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等人，成为笔者俄罗斯笔会的入会介绍人。在莫斯科笔会，笔者与阿列克谢耶维奇相识。
她获奖不是个人的事情，是俄语文学的胜利
孙越：你与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同时代人，还是乌克兰老乡，更是几乎同时起步、蜚声文坛的苏联作家。苏联解体之后，你在海外生活与写作，听到她获奖的消息，你有什么看法？
布兹尼克：我正想问你中国读者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以及对她作品的看法呢。幸亏你告诉我，她的《战争中没有女性》(1985年)、《锌皮娃娃兵》(1989年)、《最后的见证者》(1985年)等都已经译成中文出版，说明拥有最广大读者群的国家对俄语作家的关注。至于说阿列克谢耶维奇，毫无疑问，我钦佩她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抵制谎言。我们曾经生活在雾霾一样的假话之中，最终连我和阿列克谢耶维奇共同的国家都死于谎言。
阿列克谢耶维奇之获奖，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事情，她自19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她参与了俄语作家群体，共同探索人类终极问题，即生与死问题。所以，我以为，她获奖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俄语文学的胜利。她是原苏联哪个共和国的人不重要，是不是我的老乡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用俄语写作。
孙越：你怎么看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为纪实文学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获奖与以往俄语作家获奖有什么内在关联？
布兹尼克：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苏联时期有个传统，写纪实作品是记者的事，写小说是作家的事，所以苏联时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明确将非虚构文学列入文学，纪实文学也一直为一些作家不屑一顾。纪实文学在苏联中后期开始与其他文学作品并驾齐驱，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新闻报道不透明，作家和读者为了追求真实才选择纪实文学写作和阅读。
其次，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也非开苏联时代纪实文学之先河，早在1970年，苏联另外一位作家索尔仁尼琴就因为一部详细记录苏联集中营的资料性作品(被称之为纪实文学)《古拉格群岛》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有人指责她的文学不具备文学艺术性，或者说她的作品根本不算文学作品，我觉得荒唐。
再有一点，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俄语作家，她与俄罗斯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前有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及布罗茨基，后有阿列克谢耶维奇，未来还会有其他俄语作家，这是一件逻辑上讲得通的事情。所以，我赞成她在演讲中所说的话，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俄语文学的胜利，也是俄罗斯文学的胜利。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是倾诉死亡的作品
孙越：苏联时期，谁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学导师？
布兹尼克：他的文学导师都是了不起的苏联大作家，如阿达莫维奇，他有多部苏联著名战争纪实文学名著问世，如1970年代的名著《哈丁中篇纪实》(1971年)就直接影响过阿列克谢耶维奇。白俄罗斯的大作家贝科夫，堪称苏联军事文学巨臂，他的战争题材小说《方尖碑》(1971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影响广泛。
你曾告诉我，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今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永恒的火焰”苏联卫国战争电影回顾展，还放映了这部影片。
孙越：是的，我在选片的时候，特意选了这部影片。阿达莫维奇和贝科夫作品早在1980年代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据悉，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曾经获得过德国莱比锡图书奖、法国国家电台“世界见证人”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等奖项，就是说她在白俄罗斯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作家。你怎么评价她在后苏联时代的人生？
布兹尼克：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西方受欢迎，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多苏联文学作品都受欢迎。阿列克谢耶维奇除了获得国际奖项之外，她也是近年来在美国最受欢迎的俄语作家，登上了德国和日本畅销书作家榜。
她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一书的法文版，在法国的发行量高达20万册。阿列克谢耶维奇25年来，只写过5本书，她原计划写第六本书，一本关于爱情的小说，但是，因故搁笔，她把出版社预付的稿酬也退了回去。这件事，至今还是个谜。
你还记得，十多年前我们在(莫斯科)笔会中心的聚会吧，当时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在场。她说，“苏联崩溃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明天”。我想这句话意味深长，它也贯穿于她的创作。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后苏联时代的生活依旧是恐怖的，所以，她在其作品中更多谈及的，是生与死的问题。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生与死是人类无法驾驭的秘密，她所表现的战争，最终均回归于生死主题。她小说中的主人公，在苏联解体后，尽管不愿意活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里，但又别无选择。
她说，当今的俄语世界，已经背离了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精神，而远离文学经典的地方，难道不是一个绝望的世界吗？
孙越：我与她在莫斯科见面时，她说，所有的虚构文学所表现的情节，都不如现实来的真实和丰富，而一切现实思考终究要回归宗教，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才是所有文学表达的唯一主题。
阿列克谢耶维奇还告诉我，苏联解体以后，人们虽不再为是否坚持共产主义而争得你死我活，但却又因为社会资本的贫富悬殊而不共戴天。所以，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觉得苏联解体给她的内心带来多少慰藉，相反，她却陷入更深的恐惧、孤独和绝望。
布兹尼克：只有在前后苏联时代生活过的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苏联时代作家的分类，我和阿列克谢耶维奇理应算是战后出生的一代作家，不过，我们在苏联解体前后所经历的，应该不少于战时的作家们。俄语作家们看到，当欧洲战后逐渐回归和平生活的时候，我们仍在流血，那可都是自己兄弟姐妹的鲜血啊。
我觉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是倾诉死亡的作品，她通过对死亡的倾诉，告诉我们如何学会死里求生，这是她作品的最高意义。一位苏联作家能达到的高度至此，获得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能告诉人们怎么活下去。
我和阿列克谢耶维奇同属自我流亡的作家，欧洲生活使我们看到后苏联与世界的反差。苏联作家解体后，作家都变成了精神和物质上的穷人，我们一直在寻找贫穷的根源。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今天的世界不是地球村，而是一个大客栈，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我们自幼被灌输的道德教育信条突然崩溃。作家沦为乞丐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可是俄罗斯、乌克兰及白俄罗斯，一夜间冒出来的亿万富翁如雨后春笋般，他们的身后是蜂拥而至的膜拜者。我们作为作家的感受是，《圣经》所传达的圣言未改，而世界却已经面目全非。
我们都是苏联病人
孙越：你和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样，亲眼目睹了苏联兴衰，所以记忆犹新。苏联解体以后，你们在精神上寻找什么？是不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如果是的话，它是什么？
布兹尼克：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正像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说，1990年代的想法与行为很幼稚。我们原以为，国家解体了，人民就自由解放了，以为人们读了几本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就都变成了民主的圣人，错矣！在苏联废墟上，思想混乱仍在继续，而且还将持续很久。
1990年代，作为作家，我们忽略了苏联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即我们都是苏联病人。因为在那时，只关押过两类人：一类是凶手，一类是献祭，两类人在苏联解体后都承载了巨大的精神创伤。
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说明，她在通过文学创作寻找全新的生活方式。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时说，今天原苏联的国民几乎抛弃了精神生活，沦为物质的奴隶和贪欲的臣仆，道德败坏与邪恶疯长，何谈精神生活自由？
我觉得，假如福楼拜说自己是“笔人”(people-pen)，那么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一双“倾听的耳朵”，她在倾听了千千万万个小人物的故事之后，将其记录在案，成为纪实文学作家，将非虚构主义小说创造推到极致。
孙越：我们知道，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所写的《安提戈涅》，被公认是世界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阿列克谢耶维奇今天依旧坚持写作悲剧的意义何在？
布兹尼克：阿列克谢耶维奇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式的存在，在后苏联时代，作家的语言、思维和行动都是悲剧式的。我们在最近一百年所做的一切表明，我们不善于创造幸福，我们更善于书写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列克谢耶维奇只能写悲剧，那是她最熟悉东西。
她的获奖说明，她善于深刻洞悉斯拉夫民族性及表现其悲剧，所以，她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悲剧作家。我想告诉你，苏联虽然已经解体，但是我们与阿列克谢耶维奇共同的精神尚存，苏联不分民族，只有人民，我们的人民只有短暂的快乐，却根本就没有永恒的幸福，这就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想展示给读者的大悲剧。
孙越：据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小说《切尔诺贝利的回忆》(1997年)在西方比在前苏联国家更受推崇，为什么？她的另一篇小说《二手时间》更被西方视为矛头直指俄罗斯，确有其事吗？
布兹尼克：这是俄罗斯的民族性造成的。对我们来说，国家和民族的心理支点恰是文明之痛，是物质发展造成的灾难与痛苦。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她去切尔诺贝利采访的时候，曾走进一座昔日欢歌笑语的果园，如今荒草齐肩，寂寥无声，她恍然觉得自己是苍穹之下一个孤独的生态灾难受害者，是被生机盎然的大自然所抛弃的人。她说，《切尔诺贝利的回忆》一书在美国召开发布会的时候，竟然来了五百多人，那些读者虽生在美国，但觉得切尔诺贝利的灾难与他们休戚相关。
而《二手时间》所提出的问题，是对俄罗斯近年来重出国际江湖的一个思考。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人都认为俄罗斯锋芒不再，亦不会再度出山，谁知，后来竟然发生了克里米亚事件，西方极度震惊，却没人能说得清其背后的原因。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俄罗斯当代知识分子对保守势力妥协太快，他们没有汲取历史的惨痛教训，所以重蹈覆辙在所难免。
她只想小心翼翼地和白俄罗斯人民互动
孙越：据悉，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多有批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会为自己带来什么影响吗？
布兹尼克：她在很多场合说过关于“俄罗斯世界”问题。她表示，只喜欢俄罗斯经典文化。我很理解她的情感，她是地地道道的苏联作家，她的文学不属于今天的白俄罗斯，当然更不属于俄罗斯，尽管获奖后她说自己一直愿为祖国和人民写作。
我想再说一遍，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个作家，要么是原苏联文学的延续(国家解体与思想延续并不矛盾)要么属于遥远的未来，但她绝不属于当下。
我知道，她对同属于我们俄罗斯的经典文学、音乐和芭蕾都怀有极大的尊敬。她所热爱的是普希金、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俄罗斯，而不是今天的俄罗斯，这个我们谁都知道。她厌恶政治，不参加总统竞选的投票，反对战争。
即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她也表示只想小心翼翼地和白俄罗斯人民互动，因为她就像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苏联作家一样，完全不知道自己国家真实的反应是什么。尽管白俄罗斯官方对她表示了祝贺，但她却说，假如她因为获奖而过度兴奋的话，必将刺激国内某些人敏感的神经。
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获奖整体上还是满足的，她说，她可以在5年至10年的时间里潜心创作，不会为生活而烦忧了。她希望结束自我放逐，在明斯克的家中写作，只是，希望自己的故乡能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样充满了和谐。截至今日，她已经在欧洲居住了13年。
孙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有强烈的批判主义倾向，于是有人说，她为西方写作，甚至说她的小说是“卖国主义”文学，你怎么看？
布兹尼克：很多前苏联作家都经常在西方出版作品，他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批评和指摘。我想，阿列克谢耶维奇不仅不是卖国贼，相反，她是一个爱国者，她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生命的价值，重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她的文学是高尚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过，她受的价值观教育，一味强调奉献，却从来没人说过怎么追求幸福。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所宣扬的，就是希望人人生活幸福，只有人人幸福，国家才能幸福。
孙越：阿列克谢耶维奇怎么看待读书？
布兹尼克：我听过她关于读书的报告，她说世界上的书分两种，读书人缺一不可，我们可以因此自省一下我们自己。第一类，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科学和经济等世俗读物，第二类，是《圣经》以及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和英国东正教都主教苏罗什斯基等人的作品。
但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读书能否改变世界与人，似乎比较悲观。她举过一个例子，她曾亲眼目睹乌克兰东部的血腥冲突，她说，都说人人在读书，文明很强大，可是她只看见披着人皮的禽兽，他们野蛮地杀戮平民，古老的乌克兰大地依旧血腥。
孙越：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如何寄语未来读者？
布兹尼克：我想引证一段她在获奖后的答记者问，与你共勉：“未来，我们不仅怀揣着同样的手机，还会揣着同样的恐惧和幻觉、诱惑与失望生活。恶更加敏感和不可言喻，我们的恐惧感会越来越强。我们已经不可能像契科夫笔下的主人公那样自信地高呼：百年之后，高天一碧万顷，人们潇洒英俊。我们早就不知道，人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了。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孙越
(作者系旅俄作家、翻译家、中国和俄罗斯文学奖金获得者）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