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转发了一条内容为1991年发生在山东某县“百日无孩”运动的微信,并愤然附言:“历史不会忘记20世纪后期一个愚昧民族的暴行。”微信的短文说,为了创造“百日无孩”,县城的大街上搭满了住着等待被迫引产孕妇的帐篷,满街悬挂着“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的标语横幅。短文后还附有若干幅图片,是涂鸦式地写在农家住房墙上的各色各样的计生口号:“今日逃避计生政策外出,明日回家一切财产全无”、“谁超生叫谁倾家荡产,谁超生叫谁家破人亡”等等。

“一个愚昧民族”里有我自己。普遍的强制流产的暴行发生在不久以前,毫无例外地发生在全国各地农村,我们很少有不知道不了解的。那些充满恶意和暴力性质的标语,我们都耳熟能详,在全国任何一个乡村都可以见到。它们代表着不可违抗的国家意志。我们今天的几乎每一个人不是计生政策的经历者和见证者,就是它直接的产物。只有到了今天,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30多年后,我们才初步感受到和认识到它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无法挽回的重大后果,包括男女比例失调造成的几千万光棍和成千上万的失独家庭难以返回正常生活,而中国社会的迅速老年化、青壮年劳动力锐减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养老问题,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将成为这个国家难以承受的永久性负担,而且可能以釜底抽薪之势消耗掉民族的活力。

人们都认为最为血腥的、大规模的全国性暴力是在文革期间发生的,红卫兵使出了各种毫无人性、极其野蛮残忍的手段殴打、摧残他们的老师和长辈,同时也互相残杀,但至今还少有人重视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发生的普遍暴力,就在官方全面否定文革、对文革反思之际,出现了又一次血腥的普遍性暴力,这次施暴的目标主要是孕妇、育龄妇女和尚未出生的孩子。两次大规模暴力名义不同,一次以捍卫红色江山的名义,一次以强国民富的名义。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出现两次全国性的普遍暴力,除了表明普遍性的愚昧和野蛮之外很难再说明别的什么了。对文革十年的反省是肤浅的,收效甚微,或者就没有进行过认真和真实的反省。文革的造神运动和最高领导人的独裁之祸受到了邓小平等党内元老的重视,他们因为是毛泽东专横权力的受害者而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教训,但也没有在制度上作出有意义的改革。与此同时,他们对文革反省缺乏更广泛的视野。他们看到的红卫兵之罪是夺权和踢开党委闹革命,但其实那也只是权力场上一批年轻的党员替换了另一批年老的党员,他们没看到红卫兵真正的罪行是极度蔑视生命,野蛮践踏人权。对昭彰于世的罪恶,当年的红卫兵极少有表示忏悔的,更不用说作系统清理了。对人权的普遍尊重,人们具有基本的节制精神,是一个文明社会最起码的标志。

事后诸葛亮当然不乏其人。对发生的大规模计生暴力事件,我虽然当时也认为过火了,但从来没有妄议和质疑过由顶层设计的基本国策本身。我相信计生政策的重大意义正如宣传机器所说,中国的贫困状况主要是人口太多造成的,极其庞大的人口分母降低了人均财富的占有量,也就是说,中国的普通民众对自己的贫困要负主要责任,现在国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正是使他们摆脱贫困的根本大计。可是农民的无知、缺乏教育、目光短浅使之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和福祉所在。他们顽强地抱着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旧时代传统观念不放,那么这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就是必要的,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及其子孙万代的利益而采取强制措施实属情有可原。

这种认识倒不完全是由于我盲从和“唯上”,恰好相反,在一般情况下我常常对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颇有几分自信。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盲从,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该项政策缺乏质疑的能力,只有人口问题专家才能对计生政策进行前瞻性研究,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对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过分自信,才造成了我对计划生育认识上的愚昧。在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强大而持续的宣传攻势面前,无论你如何坚持独立判断,总会在某个时候、某些问题上不知不觉地坠入其事先设计好的宣传意图中,你小心筑起的防线总会在某个地方出现可以趁机而入的罅隙。

愚昧状态不仅仅是指野蛮行为,也是指无知状态。我们每个个体都只能对很少的事情拥有比较全面的信息和知识,而在很多的事情上,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是处于无知状态的,对极为分散的知识和信息我们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只有在很少的事情上才有较好的独立判断能力,而大多数时候是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的,即使有很强的独立思考意识。唯一可以使我们摆脱无知状态、能够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的,就是依靠社会良好的信息传播机制,即实现信息的自由流动。公开各种信息和观点,特别是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能够向社会公布他们的观点,让各种观点相互竞争,这样,大众就能够在理性的引导下对各种信息加以甄别,去伪存真,最后作出基本正确的判断。

对自己无知的无知是更可怕的愚昧,当他(们)以自己的无知去大胆制定政策、改造他人和社会时,当无知一旦和行为的鲁莽结合在一起时,后果必定是灾难性的。知识分子在农民或者受教育不多的人面前往往会不自觉地产生在知识上和见识上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农民是生一个孩子好,还是生两个或三个孩子好,他们自己说了不算了,他们被认为缺乏大局观和长远眼光,而必须要由他人替他们做出决定。许许多多的孕妇被强行堕胎、刮宫、上环,几乎没有人为她们说话,没有人捍卫她们的权利。超生游击队的愚昧和可笑由于一个小品节目而一时成为热门话题。

不久前看到一位亲身参加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研究人口理论的学人撰写的回忆文章,其中记录了“基本国策”出台的过程。从组织理论工作者调查研究,形成学术报告,到中央高层的多次讨论,最终确定大政方针,整个过程给人以决策科学、严谨、民主的印象。但是,根据某种“理论”进行决策正是问题所在,它的危险陷阱正在于对无知的无知。社会学科的理论作为科学从来都是有问题的,它们的基本成分主要是概念、假设和推理,可能还包括某些政策建议。即使是大量运用数学推导的经济学也很难说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因此,在社会学科领域里总是充满了争议,不同学者经常就同一问题得出相反的结论。最著名的人口理论是由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来的,但现实完全不是按照其人口理论所展示的图景那样呈现的。与人口的种种变数和现实复杂性比较起来,马尔萨斯知道的仍然很少,是无知的,一如构建了庞大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与社会的实际演变比起来他仍然是无知的一样。苏格拉底说自己并无智慧,而智者就在于认识自己的无知。当决策者把一种本身就缺乏确定性和科学性的理论当作决策的科学依据,其决策在实践中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甚至导致巨大灾难,绝不是例外,而是可以充分预见的。理论的主要功用是帮助和启迪人们更好的思考,不是提供一套行动的教条。

更加重要的是,政治决策通常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利益问题,需要平衡各方的利益。梭伦改革的伟大之处就是平衡富人和穷人的利益,并由此为雅典民主奠定了良好基础。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商谈,更有利于做出符合实际的决策。新的利益群体总在不断产生,利益格局随之不断变化,政策也必须不断调整以适应变化。在政治密室里的神秘决策完全可能由于无知而严重脱离现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肉食者即使具有高于常人的智慧,伟大光荣正确,但依然无法摆脱没有人能摆脱的无知状态。乾纲独断本身就是无知,是愚昧时代的产物。为了尽量避免无知决策,利用专家和智囊的知识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大众之事交给大众讨论,乃至由大众决策(如全民公投),已经是现代政治决策的一个基本环节和方法,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是,凡有关公共事务的观点都应该不受干涉地得到自由表达。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内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关心自我命运的权利,在关心自我命运的参政议政过程中,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摆脱无知。从国家决策机制上说,充分利用社会的整体智慧来弥补决策者的无知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启蒙就是对无知状态的某种消除,当然不可能全部消除,但可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尤其在一些关于自我利益的重要问题上消除无知。无知是一种耻辱,但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则是明智,是洗刷耻辱,也是启蒙。

在一般意义上,启蒙是某些具有特定知识的人士对社会大众的喊话,使他们获得对自身处境的清晰认识,从而在精神上实现独立自主,脱离对他人的依赖。但是启蒙在本质上是自我启蒙,就是克服自我身上不可避免的无知。在这个意义上,我所说的启蒙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无知是不断产生的,对某些问题的无知经过努力克服了,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产生新的无知,启蒙和自我启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个人的无知和愚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克服,只要他愿意克服的话。但有种情况是外部强加的无知,就是使用强权禁止人们充分了解和利用信息,故意制造愚昧,强迫社会大众陷入无知之中。

启蒙就是拒绝愚昧,启蒙的最好方法是获取尽可能丰富、全面的信息,对信息的大量占有和掌握就能使自己获得真相和真知。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使信息封锁成为不可能之事,对于所有想寻求真知摆脱愚昧的人来说,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突破任何信息藩篱,除非他由于懒惰,或习惯于他人的控制,或失去摆脱愚昧的勇气而自甘画地为牢。

从克服自身局限的角度看,最难克服的局限恐怕还是对自我无知的无知。中国传统士大夫有着很深的“经世”热情和抱负,乃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奉献自己,立意高远固然不错,但如果缺乏对自我无知的认识和反省,它只能是徒有其表的自我崇拜和自我标榜。中国历朝历代都不缺乏奉献人民的人,尤其是帝王将相,伟大人物,他们的最高人生理想就是拯救天下苍生,他们自视为救世主搬的英雄豪杰,喜欢把自己装扮成全知全能之神,他们无知无畏,行为放纵,俾睨天下,完全被体内原始的、野性的力量所支配。他们对国家和社会不可能有什么贡献,如果不是祸害的话。事实上,中国社会由于他们而反复动荡不定,中国社会是世界进步最缓慢的社会之一。他们做得越多,折腾的越厉害,越是有害于人民和国家,一场看上去翻天覆地的改造行动却是地地道道的生灵涂炭。

放纵权力的人就是放纵自己的无知,自我节制是克服愚昧的重要方面。严格地说,个人的无知可以减少,但无法得到克服,因此自我节制、对自己的无知始终保持必要的警惕就是特别重要的品质,尤其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在此,我不能不提及华盛顿。他是节制权力的光辉典范,他既有苏格拉底的伟大智慧,即认识到自己智慧有限,又有苏格拉底没有的获得掌管国家权力的机会,伟大智慧和罕有机会的结合成就了他不朽的事业和声名。当他作为弗吉尼亚的代表之一参加费城制宪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时,他是所有代表中发言最少的,他几乎没有就宪法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只是默默地坐在主席位子上倾听其他代表的发言。制宪会议的灵魂人物则是以富于洞见著称、最年轻的36岁的代表麦迪逊。麦迪逊被后世称为美国宪法之父。

的确,美国国父从不以见解见长,他坦言自己“天资平平,又缺乏行政管理经验”。他有高度的自我节制精神,他的伟大很大一部分来自其自我节制。他从未想过做美国人民的全知全能的伟大领袖,但他用无言之言(行动)对世界历史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同样,他对美国宪法的贡献也是无言之言,他不在前台发表高瞻远瞩的指导意见,相反,他退出“一线”,他只是在场。但他的在场就对宪法产生并最终获得通过具有决定性意义。华盛顿往往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退出”和“不作为”的选择,就连他告别政治舞台都是波澜不惊,生怕打扰了美国。在辞去总统之职的文稿发表、美国民众知道他离开时,华盛顿已乘坐马车疾驰在去南方老家的路上。他是“绝圣弃智”的最佳现实版。

华盛顿是难以被模仿和学习的,但不是不能被模仿和学习,难就难在对其心灵的模仿和学习的。那是一个高贵但谦卑的灵魂,唯有高贵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唯有谦卑才能虚心接受比自己高明的见解。

说到华盛顿,看起来又像是回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老调调。儒家的修身一开始就是指向“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目标的,而我所说的洗刷自身的愚昧和耻辱则是就每一个普通人对自己的责任来说的。拒绝愚昧,拒绝强加给自己的愚昧,主要不是勇气的问题,而是对自己负责的问题。

被人愚弄和强加的愚昧,对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智的人都会深感耻辱。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耻辱,还是拒绝强加的愚昧以保持必要的自尊,从道理上说这完全的显而易见。但生活中要做出选择则常常不是这样轻而易举,在接受或拒绝愚弄与利益之间有着不言而喻的交换,接受愚弄表明了对权力和权威的恭顺,而这是从权力那里获取权力的一道必须迈过的门槛。一边是对尊严的需求,一边是利益的诱惑,如何选择往往决定了人生道路的选择。当社会精英必须在利益与尊严之间做出抉择时,这个社会就不再是正常社会,它甚至已经病入膏肓,逆淘汰就进入了每一个重要领域,教育、科技、学界、政界、军界,无一可免。

面对管理者各色各样恣意的愚民主义,首先保证自己不被愚弄,是对自己负起的一份责任。不管你处在何种职位,从事什么工作,保持自尊和独立都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对自己人生的交代。一个社会只有有一大批视个人尊严和自主为首要人格的人,才能拥有良好的社会生态系统,整个社会才可能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一次与同学聊天,她希望我的写作像鲁迅那样揭出社会的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我并没有认同这一见解。从根本上来说,无知的人不可能由无知的人来疗救,无知之人能做的,能做好的,就是自我疗救,自我拯救。对于一个从人们的行为到观念都已腐朽化的社会,拯救的话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但是,在人们都深陷于无边的沼泽中、彼此不能相顾的时候,最紧要的事情是拯救自己。只有当一定数量的人致力于洗刷自身的愚昧、自我得救,并对恢复良好的社会生态系统能满足最低限度的需要时,拯救社会才有可能。洗刷自身的愚昧必需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驯服自己的野性,增加人性,学会尊重普遍人权,一是勇敢面对自己的无知,懂得节制自己。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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