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转型道路漫长而曲折，可能需要整整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发展史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统一至今，已过去20多年（事实上，东德的转型在统一之前就已展开），原东德地区的经济表现仍未尽如人意。因此，对于转型路径的反思，也需要一些耐心。
在这个意义上，写在东德转型第一现场的《冰冷的启动》似乎显得有点过于“及时”。从事后回顾的角度来看，作者们在1991年对当时采取的转型路径及其经济后果的剖析，虽然言之成理，但所提出的“新社会契约”建议，总体上并没有为当局所采纳。尽管它非常有意义，且对现实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德国统一后，东德地区的经济陷入“极度冰寒”状态，几近瘫痪。东德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过程也存在争议，有人指责它是一种“再分配”，严重侵害了东德民众的切身利益。
作者们一度担心，经济现实和激进的私有化政策将会对德国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因为“憧憬的破灭，会轻易转变为仇恨”。令他们惊奇的是，东德民众对所有这一切似乎并不太关注，甚至基本上没多少异议。这确实是一个稍显悖谬的现象。
可能的原因至少有两个：原东德民众对于刚刚崩溃的极权主义统治记忆犹新，统一后的生活虽有诸多不如意之处，但与统一前相比，显然判若天壤；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东德在转型过程中所采取的许多政策，在民众看来并非翻天覆地的变革，而是整个德国制度走向统一过程的需要，也是对传统的接续。
即使在纳粹德国时期，德国以私有产权、市场竞争为根基的制度传统，也从未完全断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邦德国迅速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两德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后，以货币统一为标志，德国经济和市场也迅速走向统一。转型难免痛苦，可在德国统一这个特殊现实与历史情境下，民众更容易忍耐，因为向西德体制转型这个目标不仅明确而现实，更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传统。
两德统一货币后，原东德马克需在规定期限内兑换成西德马克。东德居民储蓄存款的兑换比例被规定为：14岁以下东德居民可按1∶1的比价兑换2000马克存款，15岁至59岁的居民可兑换4000马克，60岁以上者则可兑换6000马克，其余储蓄存款均以2∶1的比价兑换。
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剥夺。其实此种做法在德国历史上早有先例。“二战”后的1948年6月20日，西德开始货币改革，原有货币停止使用，每人每月只发40马克，第二个月再加20马克，其余所有的债券和存款则在数年后才按100∶6.5的比率兑换。
东德极权统治延续的时间还不算太久，所以市场经济社会制度不仅存在于西德现实，也存在于东德民众的记忆。再者，原东德国有企业的许多原主人都还在世，有关的档案材料也未湮灭，这使转型成本大为降低。以往的论者或许对这方面的因素重视不够。
本书作者们指出，“分配目标可以通过配置要素禀赋来达到，而不应试图通过操纵要素价格来实现。”在东德转型过程中，“财产权并没有分配给东德人民，不切实际的高工资却得到了承诺”，这种政策“威胁并拖延了东德的经济增长”。此论非常有见地。由政府来配置要素禀赋的做法，在强调社会公平的德国有其历史传统，在政治上也具有一定可行性。然而，作者们没有明确指出真正的要害：转型过程中，在东德同时推进私有化与包括高工资在内的福利国家制度，这两者是存在内在冲突的。
东德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要方式有两种——将企业归还给原主人（主要适用于小企业），或者以市场价格拍卖。这一政策的目标及其后果，显然是将资源重新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企业家）。与此同时，在东德全面推行与西德接轨的社会福利制度，允诺高工资，却导致最重要的资源，即人力资源的配置出现问题。从理论上看，更高的工资与更高的生产效率对应。由于高工资严重损害了竞争力，原东德地区在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之前，陷入失业和萧条几乎成为必然。事实上，德国统一后东德地区出现的困境，恰恰预示了欧元区外围国家今天的窘况。
幸运的是，德国统一后，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虽然大量的技术工人流入原西德地区，使原东德地区短期内的经济形势不太乐观，但从较长远的角度看，这有力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且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就德国经济在2008年后仍能一枝独秀。
作者供职于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中心
《冰冷的启动：从国民经济视角看德国统一》，（德）格琳德·辛恩等著，晏扬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5月
来源: 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