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日本也没有全盘西化。到日本去看才会发现它何等顽固地保持了自己真正内在的东西——和魂洋才。”日前,“法政速成科与中国”研讨会暨《法政速成科讲义录》、《法政速成科纪事》首发式在北京大学举行,腾讯思享会独家报道。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内在的精神是与西方不一样的,所以不能说它是一个全盘西化的国家。以下为贺卫方教授在会上的发言实录:

日文词大规模流行彻底改变了现代汉语风貌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这套书是文化建设和法律史学方面的重要工程,首先有助于我们回顾和梳理我们现代这一套法律体系的家世背景和知识谱系到底是怎么来的。

日文词大规模流行彻底改变了现代汉语风貌

我过去读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里面专门列举了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语,其中很多词汇都是政治法律词汇,如现在习以为常的“XX主义”“XX性”。比如“任性”“稳定性”“确定性”“可预期性”,加“性”的东西都是日语的表达。大规模日文词的流行彻底改变了我们现在汉语的风貌,尤其是政治法律词汇,如果抽掉从日本来的概念表达,我们会有一种失语的感觉。从这套书中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一套知识体系从哪里来的。最初有一点个别原创,比如怎么把“Economics”翻译成“经济学”——经国致世之学应该是政治学,而不是经济学。另外有许多词汇的翻译是当时日本人做了许多探索。我发现读欧洲中世纪史书如果有一些词汇不明白,查日本的《英和大辞典》会做一种非常巧妙的汉字翻译,这是我翻译《法律与革命》的时候曾经有过的一个经验,手边放着《英和大辞典》。所以我觉得词汇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到了中国以后,中国人对其的理解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中国是否产生了一定的变异,这是知识社会学、谱系学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研究。所以首先对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有这样的书提出背景。

日本在引进西方法学方面是中国的老师

第二点,日本这个国家在明治时代、大正时代由中国的学生变成中国的老师,这个变化并不是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中国学方面,那个时候日本还没有办法变成中国的老师,尽管已经慢慢开始有一些学者,比如内藤湖南那时候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但明治时代还没有。日本在汉学方面非常尊重我们,比如王国维到日本去掀起了一场“王国维旋风”,许多日本人对他特别尊重。但法律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我们完全变成了一个谦恭的学生,日本则变成一个很自负的老师。

这样的变化值得我们研究:为什么日本引进西方法学方面会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会很好地吸纳消化西方法学?我想起郭嵩焘在出使伦敦、巴黎的日记中讲到,他当时发现伍廷芳在伦敦学习法律,觉得很有意思,说伍廷芳的头发留了三丈长(这肯定是夸张,三尺长是有的),留那么长的头发干嘛?准备回去编辫子方便。这时候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在英国遇到,感觉亲切得不得了,大家像一家人一样。郭嵩焘问伍廷芳日本有多少人在这里学习法律,伍廷芳了解了一下说,至少有三十多个。那时候明治维新还没有开始,都是各个藩国派出的一些人,光英国有三十多个,那么德国呢?还有其他地方的各个法政大学。

日本对外部知识具有强烈好奇心和迅速吸收的能力

关于大学,中国跟日本有一个区别,中国刚开始的大学是传教士创办的,日本最初的大学都是日本人创办的,比如庆应大学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说再战火纷飞,只要有庆应大学这样的现代大学存在,日本就是一个文明国家。他自己办了一个私立大学,还自己办教堂,自己到西方采购经济学、语言学教科书,回来鼓励日本的老师(尽管英语说得很差)试着用英语讲课。他们讲荷兰学的历史,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兰学”。有一些大名、藩国的国主都倡导西学,甚至德川家康时代的幕府就注意到了西洋歌剧,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在想为什么日本这个国家对外部知识的好奇心和迅速吸收的能力方面,跟中国有这么大的差别?

真正深入研究儒学的人反而对儒学有理性的态度

刚才苏亦工教授讲我们的主体性,即我们是一个原创的,日本是学习我们的,我们的东西对你们来说是外来的,你们穿这件衣服想换掉它很容易,但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皮肤、血肉,如果让我们换的话可能会死掉。这其实很有道理,具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如果我们意识到一种文化的确有助于改变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既能够保障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同时又能使这个国家国富民强,理性上来说,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我们为什么情感上要固守原始的东西。

现在有些倡导儒学的人特别怪,基本上都没有研究过儒学,天天说儒家好,然后拜孔,穿着莫名其妙的衣服,孔子其实根本不穿那种衣服的。所以这个时代很奇怪,真正对儒学有深入研究的人(如余英时)反而对儒学有一种非常理性的态度。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书,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日本会有这样的一种好奇心,正如为什么在佩里黑船扣关的时候,日本能够说大家妥协让步,我们不打,我们谈判,你让我们开放就开放两个口岸,没问题。最后这就避免了战争,也避免了战争所带来的许多屈辱和后来反西方的趋向。

留学日本和留学西方的人知识结构的差异

第三点,留学日本的人和后来留学西方国家的人,这些留学生知识结构的差异和回到国内为国家做的贡献的差异。上海有一位学者王伟,对留学英美的法学博士们做了很详细的考证。他其实不是研究法律史的,但是这个工作做得很重要。我觉得可以在人物研究方面,去看看这里面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人物,比如程树德、汪兆铭。此外我看到了商衍鎏,才知道他居然也是留学日本搞法政的。他是潘汉典的舅舅,是清末最后一届科举的探花,写过《清代科举考试录》。

那么日本人的学习方法及对法律的理解方面和用英语学习法律的这些人,或者用德语思考法律问题的法律人有多少差别?现在仔细看看近代以来留学生的历史,会发现太多人其实都消失了。那天我到北京鹫峰山庄,原来那是林行规当年的庄园,他曾留学英国,是伦敦政经学院的学生,拥有林肯会馆barrister(注:指在英国有资格出席高等法院辩护的大律师)头衔。他得了律师职称以后回到国内,一边做律师,一边担任北京大学法科主任。胡适曾鼓捣他打了一个官司,即梁宗岱教授离婚案。最近我正在考证这些琐碎的事情,那天看到林行规的塑像、房子都在那儿,于是大感兴趣,想着林行规到底做了什么贡献。我想那些留学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有没有某种相似的风貌?回到国内以后他的表现跟他留学国家的背景是否有点关联?这也是蛮有趣的研究。日

本顽固地保持了自己真正内在的东西

最后,我认为日本也没有全盘西化。到日本去看才会发现它何等顽固地保持了自己真正内在的东西——和魂洋才。佩里叩关150周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的题目就叫“叩关150年,日本仍然是和魂洋才”。它内在的精神是与西方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日本是一个全盘西化的国家。一个国家如果不是一个西方国家,很难全盘西化,所以我觉得这也不必担忧。

原载:腾讯思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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