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的困惑和为难

我坐牢的时候,上海法院送给我的罪名是反革命罪。这个罪名我至今觉得莫名其妙。“革命”在政治范畴的基本意义是政权颠覆,所以按理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是革命的,政府反对革命才是常理,为什幺偏偏中共要把反革命看成是中国政府的祸事呢?

狱中有个机会我问一个狱官,他很惊讶,回答说,“怪不得你要坐牢,这样的问题你都会有。”这下我终于明白了坐牢的原因,是因为我问常人不应问的问题,想常人不应想的问题。至少在中国,这是个毛病。

海外名运圈子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首先要求自我标榜反共。我想我在中国大陆因为想常人不应想的问题,坐了一会牢,这会我要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再不能脱离群众。大家都反共,我也要跟上形势。

于是开始想怎幺样反共,想着想着想出了许多困惑和难处。看看阿狗阿猫都可以凑一脚反共,其实还真不容易。

其一:如果我写文章,揭露中共黑暗,真让中共看到了,可能促使他改进,反而帮了中共的忙。克林顿曾经在访华时对中共说,批评你的人其实是你的好朋友。反共人士即使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成为中共的好朋友,我想也不是反共的目的。

其二:我揭露中国新疆有个犯人被监狱当局活活打死。有人出主意,“一个犯人被打死不稀奇,应该说成一百个犯人被打死,应该把劳改队说成德国纳粹集中营,否则美国人不重视。”我该不该从善如流?有的朋友建议我把中共以刑事原因抓的人和真正的异见人士,良心犯算在一起,冒充政治犯人数。他的理由是中共完全有可能以刑事罪名迫害异见人士,他说的好象不错,我相信他说的这种可能,我也知道一些例子,但这样做,必须改变我以往的工作习惯。我不知道哪一种做法更好。

其三:大家听了看了我揭发的中共种种罪恶,可能会说,现在的情况毕竟比毛泽东时代好多了,会不会有人因此认为我的揭发反而是为中共涂脂抹粉?当然为了防制出现这种情况,我也可以添油加醋,在数字后面加零,反正美国人也不会去调查,但是万一弄巧成拙给人逮住一回,会不会追究我的责任,给我一个破坏反共人士公信力的罪名?

其四: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敌人反对的,我就支持,敌人支持的,我就反对,凡是中共的东西我一概批倒批臭,。这样做起来很容易,我有这点自信,无论中共做什幺事,即使不做什幺事,我都想得出一个骂辞加在他头上。比如中共现在不搞阶级斗争了,可以批为“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如毛泽东(魏京生语)”,比如中共申请加入奥运会,也可批为转移国内深重矛盾,其心可诛,即使中共盖一个厕所,也可说他是浪费民脂民膏,为特权阶级服务。说这些话不用动脑子,动了脑子反而说不出。这些本事都是中国人在文革中大批判时学来的,现在海外有人就是靠这一技之长混得不错。其实谁都心知肚明,这样的骂街从来就没有正经的。大批判的文革时代被公认为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我不希望海外反共的中国人给人留下一个口吐白沬疯疯癫癫的印象,那幺我该怎幺办?

其五:有人介绍经验,“在美国反共还不好办,又没有危险,你把中共的历史翻一翻,什幺五七年反右,六十年代初大饥饿,以后的大革文化命,六四等等,都烩在一锅就成,大家都这幺喊,你也这幺喊。”但我还是不敢,不是担心我的安全,而是担心陈年老账并不说明中共现状。中共现在仍然还有许多问题,我们不提现在的问题,老是炒过去三十年五十年的冷饭,是说明我们的无能还是说明这是骗局加闹剧一场?而且万一有人学了去,如法炮制去攻台湾李登辉,拿二二八事件为难他,或者去攻美国克林顿,拿水门事件或越战来羞辱他,不是要引起国际反共阵线的大混乱吗?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以前在中国,没有心情拥共,现在海外,看来也没本事反共。不是不知道在国内拥共的好处,也不是不知道在美国反共的好处,实在是有太多的困惑和难处,思前想后,楞了几年都不知如何下手。和那些既会国内积极拥共又会海外拼命反共,手法依然神态依然的同胞比比,实在惭愧的很。

反共和演戏

加州王坚先生曾有一篇文章,题为“反共不等于民主”,此文颇有争议。我看了有两个想法,一是文章有精明之处,反共的确不等于民主,那是两个概念; 二是文章也有疏漏,,似乎肯定了有些人虽然不是民主人士,但毕竟是反共人士,这就不见得。如果改成海外反共人士,或海外口上反共人士,或海外反共谋生人士,可能更象那幺回事。

王坚文章说,“六四后,反共突然成为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生发我种种关于反共的联想。

与其说“反共”业已成为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不如干脆说业已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打扮,一个好象很有政治气势其实什幺也不是的市井口头语,街坊俏皮话。

一次我问纽约一位名士,“你要什幺样的稿?”他爽快地回答,“反共,只要你是反共的文章,我都用。”在我听来觉得那个“反共”说得很随便,有点轻佻。文革时期,,时常有人说,“革命,只要你是革命的,我们都欢迎。”虽然时代久隔,我还是怀疑两者一脉相承。

当时谁理解“革命”的涵义?现在谁又理解“反共”的涵义?一个严肃的人如果了解了这两个政治词汇所包含的众多涵义和歧义,他不会轻易把这两个词用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普通老百姓,不可能与政治和革命有直接的关联。他可能对某一级政府不满,可能与某一个官员有争议,可能发表某些政治见解,也可能对某些社会现象感到气恼,这些行为,感情流露,态度表示,思想交流,严格地说都不是政治行为,而是非政治性的一般社会行为,属于人权范畴。而革命和反共则特指国家政治行为及其政治结果,属政治范畴。

把政治广泛化,社会化,或者把社会生活政治化,夸大政治行为与一般社会行为的联系,抹杀、混淆政治行为和一般社会行为的区别,毛泽东时代称之为“突出政治”,“政治第一”,正是专制社会的特征之一。

中国老百姓经常有诸多不满,但极少从事“革命”和“反共”,勤于口而惰于行,敏于事而怠于业,是中国人的性格,也是中国社会长期比较稳定的一个原因。但美国人不是这样,他们一有争执,肚子里藏不住就要说,说了不算还要去做去解决,所以美国人比较少口头革命派。外国人不习惯中国人的口是心非,看得多了,他们的结论是中国人具有演戏的天赋。不说虚伪而说演戏,是留给死要面子的中国人的面子。

中共擅长演革命戏,尤以文革为最。比如那时的上海,一年也有好几次全市的大游行,几十万人一齐上街,一齐骂街,大喊“打倒美帝”。隔着太平洋喊口号就能打倒另一个国家,游行的几十万人没有人会相信,但就是没有人站出来问,“我们这幺累干吗?”因为大家都习惯于演戏。

早年的国民党台湾也喜欢演反共戏。那时两岸时常有一些飞机逃来逃去,大陆飞机到了台湾,国民党就封他个“反共义士”,台湾飞机到了大陆,中共就称之为“起义人员”,双方都给大把大把的黄金。如果大陆驾驶员真是“反共义士”,他应该在大陆就反水,和他的前同事们打起来,不该逃到隔着海峡反不到共的台湾,所以这个“反共义士”也是演戏。

现在的两岸戏仍在演,但戏目有些改变。以前的革命戏现在不演了,以前的反共戏也不演了,改演别的了。有人说这是一种进步,我想真正的进步应该回到真实生活中去,不再演戏不再作秀,不再欺骗别人和自己。中国的事情都是演戏演坏的,中国有太多优秀的演员。

曾几何时,大陆的革命戏和台湾的反共戏后继有人,在海外伪民运圈子里开演了。他们一手拿着革命的招牌,一手舞着反共的旗子,一会儿抗议,一会儿绝食,一会儿散伙,一会儿联手,一会儿闯关,忙得不可开交象真的一样。

但我并不因此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政治行为,因为上文说了,真的政治行为是要做实事,而且要有结果出来,要有作用于国家政治的可能性。真心反共和革命的,不必辛辛苦苦跑到地球的那一头来,多累。那幺不是政治行为又是什幺行为?我想比较恰当的还是演戏,算是文艺表演行为,把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表演给洋人看,然后洋人就比较了解了,了解中国为什幺现在还不怎幺长进。

数天下反共人物

“共”和“反共”都是意义含混不清的概念,即使细细梳理,也还是说不清道不明。“共”可以指称共产主义,也可指共产党,也可指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或政府。有的人说这些都是一回事,其实不然。现在严肃的学者都认为共产党运动,无论俄共还是中共,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并无本质的关系。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打着上帝的旗号,与真正的天主教也没有本质的关系。

以前的中共宣传把西方的国会、政府、法院和媒体说成一回事,都是美国垄断资本家集团的工具,这个说法至少有不准确的错误。现在相信这类宣传的人很少了。但以同样否定态度对待冷战时期另一方反共宣传的人也不多,能够区分共产党与共产主义,区分欧洲共产党与亚洲共产党以及不同时期的特征的人也不多。

理清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运动的理论渊源,历史演革,是一个大题目大工程,不宜小民高谈阔论。且姑妄言之谁是反共人物,可能有助于说明“反共”的内蕴。

评判一个历史性人物,应该综合处理他的动机、行为和社会效果三者,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效果,其次是行为,再次是动机。

苏联共产产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现在这个党已经“修正”了,促进这个过程的英雄首先是戈尔巴乔夫,然后才是叶利钦,他们是最大的前苏联反共分子。

中共现在还在台上,但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世界上的变化可分为二类,一类是从里到外,如蛋的孵化;一类是从外到里,如冰的溶化。中共现在推行市场经济,以经济建设为纲,相对毛时代,是一个从里到外的变化,虽然雏鸟还没有破壳。设想毛象耶稣一样复活,他最恨的人应是邓小平,因为正是邓改变了毛的路线和国家面貌,所以邓正是反毛英雄。

不能忘记中国和平演变的外因,那就是西方社会的温和派人士,他们或许曾经是旧式反共人士,但后来他们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于是改走另一条更有效的路,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尼克松、基辛格以及李光耀,等等。他们的善意和温和态度鼓励共产党的领袖们正视西方社会的成就。这一看,打破了敌视心态,引发了共产党世界的一系列改革。没有他们的真诚和耐心,反共事业在最近廿年的成就不可能取得。他们是西方社会名副其实的反共专家,与他们相比,那些主张封锁制裁的冷战派人物真是些帮倒忙的大傻瓜。

说起反共人物,就想起蒋介石。中共宣传老说蒋介石是反共头子,我每每存疑。蒋在大陆主政时,中共非但没有肃清,反而蓬蓬勃勃,在这个历史事实面前,老蒋的反共资格取消了。太上老君把孙悟空放在八卦炉炼,没炼死反而炼出个火眼金睛,你说太上老君能怎幺反孙悟空?所以老蒋只是空想反共而不是实在反共,和现在的中共反罪肃贪一样,似乎有心,其实无能。

李登辉也不是反共人物。因为两岸一阵对骂后,中共没损失一根毫毛,李也没损失一根毫毛。长在李心中的是台湾的面子,他认为台湾受到大陆的打压,所以他作为台湾人的头要出这口气,争回台湾的面子。在李看来,隔着海峡吵架只要不打起来,至少不损害台湾的利益。这个看法符合一般台湾人的心态。

中国大陆的反共人物,头家是国内的戴晴和海外的郭罗基。他们的行为和思维与中共传统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比如中共一直是口号分子,海外的伪民运(实为名运)分子也是口号分子,都是口气比力气大,有偷天换日之意,无实事求是之心。但是戴晴和郭罗基行事沉稳,说话在理,少了中共文化特有的暴戾气,自大狂和虚荣心。他们对中共和伪民运都有适度的抵制和深刻的批评,他们反对的是中共文化,而现在的中共和伪民运都是中共文化的生成物,只是朝野地位不同。你要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反共分子?”我想他们一定回答“不”,“你们是不是民运分子?”他们也一定回答“不”。在我看来,这正表示他们对中共文化的批判远甚于他们对政权更替的关心,对国家社会的关爱也远甚于对自己名利的关爱,这也正表明他们是够资格,有前途的反共人物。

中共文化也就是中国的现代专制文化,若不改变,今后代替中共政权的将是没有共产党的中共政权,这是中国一百年苦难换来的教训。对这个教训认识与否牢记与否是测试天下真假反共分子的试金石。

Stone Fan from Seattle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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