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上午出门去公司时,阿塔还没起床。她似乎着凉了,有点咳嗽,鼻子有一半塞堵着,万幸没发烧。我叮嘱她多睡一会。又派保姆去药房买来一些治感冒的药。办公室里已经有堆积如山的生意信息要处理。刚打开电脑,文秘进来说:香香天天打电话问你啥时回来,她要你一到就告诉她。我看表快中午了,就把电话打到茶楼,香香正忙着,举起话筒还在吆三喝四地吩咐服务员。

你还活着呀,一听见我的声音香香尖里尖气地喊,我以为你为了爱,把命丢在西藏高原上了。为了不受干扰,离开成都后我关掉了手机,当然牌友们不难猜测到我的行踪,看来香香有急事找我,要不然不会这么火急火燎的。

还记得你放在锦江会所里的那个古董吗?香香压低嗓音说,好像怕人听见似的:副省长去会所吃饭,看中了它。我问:哪一位副省长?香香说:专管国安、公安方面的,权力大得很!会所的黄老板打算买下来送给他。黄老板是香香的朋友,两年前会所开张时,他希望我能拿一个好看点的古董花瓶摆在会所里,增加些文化氛围。我送了一个同治朝的窑变釉贯耳瓶去。出入会所的大都是政府官员或公司老总,说不定能卖出个好价。

都说黄老板神通广大,我语气平淡地说:原来他的后台很硬哦。

你才知道呵,香香不无得意地说,黄老板问你要多少钱?

既然是送副省长……

不许漫天要价!

十万元。

能不能少点?

九万八。

你看你有多小气,又不缺那点钱。

我不太高兴了:黄老板和你是什么关系,犯得着这么卖力的替他压价?

天地良心,我也是为你好!香香显然有些狼狈。我不过想把你跟黄老板的关系搞近乎点,对你只有好处。

这话说的没错,活在中国,金钱固然能通神,有时关系比金钱更重要。强有力的关系就像保护伞,遇到麻烦时能帮你化险为夷。我退让了:行,那就九万,不能再少了,你知道眼下市场行情,这样的贯耳瓶能卖十五万!

你哪像个做大生意的人。香香的口气里多少带着点蔑视,她下了决心要包办代替。你不是买成六万元吗?那就七万让给他,我会说你一分钱没赚,黄老板还能不记情?

我仍在犹豫,香香已经放下电话。几分钟后她又打过来,兴高采烈说:妥啦,黄老板连声感谢,一定要请我们今晚去会所吃饭。生米已煮成熟饭,我只好顺水推舟,接受了邀请。我可是要带上阿塔。我郑重地提醒她。香香语调平静地说:这我早料到了,也给黄老板说了,人家很欢迎。我故作惊奇地问: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大度?香香骂道:去你的吧!咔嗒一声挂断电话。

我随后打了一圈电话给牌友们,既然香香已经知道我回了成都,再不告诉他们未免说不过去。彼此聊起了这几天各自的忙。数李斯的牢骚最多:他的八十岁老母因肠道感染住进医院,院方不去弄清病情,先安排了一大堆付费检查,从大脑到心脏到肝肾脾到生殖系统再到大腿以下直至脚指甲的颜色。李斯直骂:就为了赚钱,现在哪有医院不坑人的?赵悟也够倒霉的:隔壁古董店夜里被盗,盗贼在两家店之间的墙上打了个能过人的大洞。隔壁被洗劫一空,这边却丝毫未损,隔壁因此怀疑赵悟与盗贼同谋。为激励警方尽快破案,隔壁出重金悬赏,警方已多次讯问赵悟。苦憋呀,他悲叹着说,明摆着是隔壁监守自盗,企图转移目标,嫁祸于我!

两人都主动提到武侯祠戒严的事,不约而同警告我要小心:和阿塔出门逛街时,别表现得太亲热。李斯说:最好不要手牵手。赵悟说:尤其是不能当街亲吻。我说:有这么严重!李斯说:如果你不怕被人踢屁股,至少要保护阿塔,别被人踢。我惊问:你是指汉人还是藏人?李斯说:谁都可能踢你们。赵悟说:不是在吓唬你,电视台成天播放藏人在拉萨打汉人、砍汉人、放火烧汉人商店的镜头,汉人还能坐得住?李斯说:眼下的成都,藏人一上巴士,周围的汉人就像避瘟疫一样躲得远远的,连出租车也不肯搭载藏人。你设身处地想想,受到这等歧视、侮辱,藏人不憋着一口气?

我赶紧打电话到家里,已经起床的阿塔,也像我一样,正忙着和朋友们联系。她六神无主地说嘎登还没有消息。我命令她不要出门,接着又告诫她不要谈论政治。阿塔用戏谑的口气要我别担心,她已牢牢记住了我的“教导”,保证只聊好莱坞的最新大片,香水、时装、名牌包。

随后跟王耳通话,刚摆上两句我就想撂电话。他对周围发生了什么没一点兴趣,在话线那边拼命嚷嚷:最近我捡了个“大漏”,“大漏”!我不便扫他的兴,耐着性子往下听。你不会不知道元青花大罐“鬼谷下山”吧,王耳貌似亢奋地说,就是那个,2005年在伦敦拍出两亿三千万元天价的。我连讥带讽地说:听口气好像你也有一个。王耳得意地说:没错,比伦敦的还好!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你又是从哪个盗墓者手里,或农民的地摊上“淘”来的吧?王耳满不在乎地说:那又怎么样,告诉你,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看了以后说,符合元代做法,颜色、画工精美。我请人估了价,值三亿元呢!

越说越离谱、越荒唐。我听不下去了,敷衍说:好呵,等有空时拿给我瞧瞧。王耳来劲了:我这就过来。我忙不迭地喊:再说吧,再说吧。赶紧压了电话。只要王耳把大罐拿来,为了促使你买下,他可以缠磨你一整天,价格能从三亿陡然降至三万,甚至三千。毕竟是熟人,你说你是买,还是不买?

好歹我静下心来开始处理公司急务。忽然又想到应及早告诉阿塔晚上黄老板请吃饭的事。阿塔接电话时显得很急:我正在跟我哥通话,十分钟以后打给你。结果一等就是两小时。终于等到阿塔的电话后,我一连串地问:嘎登都好吗?他人呢,现在在哪儿?阿塔说:我哥住朋友家,我正想去看他。我说:这样好不好,你叫嘎登过来,晚上我请吃饭,我也该跟他见个面才对。我看了一下手表:五点钟以前,我一定到家。放下电话我马上拨通香香,找了个借口向她抱歉晚上不能去锦江会所了。

30

打开家门的那一刻,胸腔里一阵扑扑乱跳,攥着门钥匙的手有点点软。离开成都前嘎登几乎要拔刀砍我,现在阿塔和我订婚了,他还会反对吗?嘎登说的那句“永远成不了一家人”的话,仍像一道阴影横亘在我和他之间。我会始终保持笑脸,坦诚相待。但能否化解冲突,我实在没有把握。

大约听到门响,阿塔迎着我跑来。拥抱时我瞟了一眼客厅,嘎登正盘腿坐在沙发上,手拿转经轮缓缓地摇着。他望着我,目光盈满亲切。我的担心像阳光下的残雪消融了。嘎登的衣着看去怪兮兮的,平时只穿藏袍的他,上身套了一件汉人常穿的外衣,我断定是临时借来的,根本遮不住他肥胖的大肚子。长裤筒被粗腿撑得像要撕破了似的。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顶圆顶帽,一副墨镜。可见他希望走在街上时不被人认出来。

我面对着嘎登坐下。阿塔递给一杯刚煮好的酥油茶,我端在手里啜了两口,一股热流从口中直落到胃里。阿塔又要我品尝刚做的藏式点心“雪果”,类似于英国的“薯条”:把土豆切成条状,油炸后拌蒜水,撒上盐和辣椒面。我赞不绝口,顺便对嘎登谈起阿妈做的几样藏餐。又告诉他,阿妈阿爸的身体还不错。嘎登的反应就一句:我听阿塔说了。我期待着嘎登问我此行的观感,至少谈论一下阿塔与我的关系。他却不再吭声,转经轮在手里转啊转啊,显然正惦记着其他事。这表情,这动作,不由得使我想起最后离开时看到的阿爸。

阿塔为我斟满酥油茶,边说:真要急死了,家乡的人一个也联系不上。我说:政府肯定要断网断电话,封锁消息。阿塔问:你没“翻墙”出去看看外面的消息?我说:下午看了一些,拉萨的军警正挨家挨户搜查抓人,整个藏区都有示威游行,军队已开始镇压。

我们藏人还要流多少血,死多少人?嘎登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在对我说。

拎在阿塔手上的茶壶来回晃荡了一下,我抬头去看,她迅速转过脸,进到厨房里去了,还把门掩上,我仍能断续听见她嘤嘤地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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