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上午出门去公司时，阿塔还没起床。她似乎着凉了，有点咳嗽，鼻子有一半塞堵着，万幸没发烧。我叮嘱她多睡一会。又派保姆去药房买来一些治感冒的药。办公室里已经有堆积如山的生意信息要处理。刚打开电脑，文秘进来说：香香天天打电话问你啥时回来，她要你一到就告诉她。我看表快中午了，就把电话打到茶楼，香香正忙着，举起话筒还在吆三喝四地吩咐服务员。
你还活着呀，一听见我的声音香香尖里尖气地喊，我以为你为了爱，把命丢在西藏高原上了。为了不受干扰，离开成都后我关掉了手机，当然牌友们不难猜测到我的行踪，看来香香有急事找我，要不然不会这么火急火燎的。
还记得你放在锦江会所里的那个古董吗？香香压低嗓音说，好像怕人听见似的：副省长去会所吃饭，看中了它。我问：哪一位副省长？香香说：专管国安、公安方面的，权力大得很！会所的黄老板打算买下来送给他。黄老板是香香的朋友，两年前会所开张时，他希望我能拿一个好看点的古董花瓶摆在会所里，增加些文化氛围。我送了一个同治朝的窑变釉贯耳瓶去。出入会所的大都是政府官员或公司老总，说不定能卖出个好价。
都说黄老板神通广大，我语气平淡地说：原来他的后台很硬哦。
你才知道呵，香香不无得意地说，黄老板问你要多少钱？
既然是送副省长……
不许漫天要价！
十万元。
能不能少点？
九万八。
你看你有多小气，又不缺那点钱。
我不太高兴了：黄老板和你是什么关系，犯得着这么卖力的替他压价？
天地良心，我也是为你好！香香显然有些狼狈。我不过想把你跟黄老板的关系搞近乎点，对你只有好处。
这话说的没错，活在中国，金钱固然能通神，有时关系比金钱更重要。强有力的关系就像保护伞，遇到麻烦时能帮你化险为夷。我退让了：行，那就九万，不能再少了，你知道眼下市场行情，这样的贯耳瓶能卖十五万！
你哪像个做大生意的人。香香的口气里多少带着点蔑视，她下了决心要包办代替。你不是买成六万元吗？那就七万让给他，我会说你一分钱没赚，黄老板还能不记情？
我仍在犹豫，香香已经放下电话。几分钟后她又打过来，兴高采烈说：妥啦，黄老板连声感谢，一定要请我们今晚去会所吃饭。生米已煮成熟饭，我只好顺水推舟，接受了邀请。我可是要带上阿塔。我郑重地提醒她。香香语调平静地说：这我早料到了，也给黄老板说了，人家很欢迎。我故作惊奇地问：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大度？香香骂道：去你的吧！咔嗒一声挂断电话。
我随后打了一圈电话给牌友们，既然香香已经知道我回了成都，再不告诉他们未免说不过去。彼此聊起了这几天各自的忙。数李斯的牢骚最多：他的八十岁老母因肠道感染住进医院，院方不去弄清病情，先安排了一大堆付费检查，从大脑到心脏到肝肾脾到生殖系统再到大腿以下直至脚指甲的颜色。李斯直骂：就为了赚钱，现在哪有医院不坑人的？赵悟也够倒霉的：隔壁古董店夜里被盗，盗贼在两家店之间的墙上打了个能过人的大洞。隔壁被洗劫一空，这边却丝毫未损，隔壁因此怀疑赵悟与盗贼同谋。为激励警方尽快破案，隔壁出重金悬赏，警方已多次讯问赵悟。苦憋呀，他悲叹着说，明摆着是隔壁监守自盗，企图转移目标，嫁祸于我！
两人都主动提到武侯祠戒严的事，不约而同警告我要小心：和阿塔出门逛街时，别表现得太亲热。李斯说：最好不要手牵手。赵悟说：尤其是不能当街亲吻。我说：有这么严重！李斯说：如果你不怕被人踢屁股，至少要保护阿塔，别被人踢。我惊问：你是指汉人还是藏人？李斯说：谁都可能踢你们。赵悟说：不是在吓唬你，电视台成天播放藏人在拉萨打汉人、砍汉人、放火烧汉人商店的镜头，汉人还能坐得住？李斯说：眼下的成都，藏人一上巴士，周围的汉人就像避瘟疫一样躲得远远的，连出租车也不肯搭载藏人。你设身处地想想，受到这等歧视、侮辱，藏人不憋着一口气？
我赶紧打电话到家里，已经起床的阿塔，也像我一样，正忙着和朋友们联系。她六神无主地说嘎登还没有消息。我命令她不要出门，接着又告诫她不要谈论政治。阿塔用戏谑的口气要我别担心，她已牢牢记住了我的“教导”，保证只聊好莱坞的最新大片，香水、时装、名牌包。
随后跟王耳通话，刚摆上两句我就想撂电话。他对周围发生了什么没一点兴趣，在话线那边拼命嚷嚷：最近我捡了个“大漏”，“大漏”！我不便扫他的兴，耐着性子往下听。你不会不知道元青花大罐“鬼谷下山”吧，王耳貌似亢奋地说，就是那个，2005年在伦敦拍出两亿三千万元天价的。我连讥带讽地说：听口气好像你也有一个。王耳得意地说：没错，比伦敦的还好！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你又是从哪个盗墓者手里，或农民的地摊上“淘”来的吧？王耳满不在乎地说：那又怎么样，告诉你，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看了以后说，符合元代做法，颜色、画工精美。我请人估了价，值三亿元呢！
越说越离谱、越荒唐。我听不下去了，敷衍说：好呵，等有空时拿给我瞧瞧。王耳来劲了：我这就过来。我忙不迭地喊：再说吧，再说吧。赶紧压了电话。只要王耳把大罐拿来，为了促使你买下，他可以缠磨你一整天，价格能从三亿陡然降至三万，甚至三千。毕竟是熟人，你说你是买，还是不买？
好歹我静下心来开始处理公司急务。忽然又想到应及早告诉阿塔晚上黄老板请吃饭的事。阿塔接电话时显得很急：我正在跟我哥通话，十分钟以后打给你。结果一等就是两小时。终于等到阿塔的电话后，我一连串地问：嘎登都好吗？他人呢，现在在哪儿？阿塔说：我哥住朋友家，我正想去看他。我说：这样好不好，你叫嘎登过来，晚上我请吃饭，我也该跟他见个面才对。我看了一下手表：五点钟以前，我一定到家。放下电话我马上拨通香香，找了个借口向她抱歉晚上不能去锦江会所了。
30
打开家门的那一刻，胸腔里一阵扑扑乱跳，攥着门钥匙的手有点点软。离开成都前嘎登几乎要拔刀砍我，现在阿塔和我订婚了，他还会反对吗？嘎登说的那句“永远成不了一家人”的话，仍像一道阴影横亘在我和他之间。我会始终保持笑脸，坦诚相待。但能否化解冲突，我实在没有把握。
大约听到门响，阿塔迎着我跑来。拥抱时我瞟了一眼客厅，嘎登正盘腿坐在沙发上，手拿转经轮缓缓地摇着。他望着我，目光盈满亲切。我的担心像阳光下的残雪消融了。嘎登的衣着看去怪兮兮的，平时只穿藏袍的他，上身套了一件汉人常穿的外衣，我断定是临时借来的，根本遮不住他肥胖的大肚子。长裤筒被粗腿撑得像要撕破了似的。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顶圆顶帽，一副墨镜。可见他希望走在街上时不被人认出来。
我面对着嘎登坐下。阿塔递给一杯刚煮好的酥油茶，我端在手里啜了两口，一股热流从口中直落到胃里。阿塔又要我品尝刚做的藏式点心“雪果”，类似于英国的“薯条”：把土豆切成条状，油炸后拌蒜水，撒上盐和辣椒面。我赞不绝口，顺便对嘎登谈起阿妈做的几样藏餐。又告诉他，阿妈阿爸的身体还不错。嘎登的反应就一句：我听阿塔说了。我期待着嘎登问我此行的观感，至少谈论一下阿塔与我的关系。他却不再吭声，转经轮在手里转啊转啊，显然正惦记着其他事。这表情，这动作，不由得使我想起最后离开时看到的阿爸。
阿塔为我斟满酥油茶，边说：真要急死了，家乡的人一个也联系不上。我说：政府肯定要断网断电话，封锁消息。阿塔问：你没“翻墙”出去看看外面的消息？我说：下午看了一些，拉萨的军警正挨家挨户搜查抓人，整个藏区都有示威游行，军队已开始镇压。
我们藏人还要流多少血，死多少人？嘎登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在对我说。
拎在阿塔手上的茶壶来回晃荡了一下，我抬头去看，她迅速转过脸，进到厨房里去了，还把门掩上，我仍能断续听见她嘤嘤地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