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上，中共中央的悼词说：“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1月18日，阴历十月初七。
清晨六时许，南海之滨天青风静，晨曦朦胧，鸟鸣清澈。
静谧中，无心做其他的事情，只是把手边的几本有关胡耀邦同志的书籍翻来翻去，其实上面已经画了不少道道。
是的，11月20日就要到了，胡耀邦同志100岁了。
然而，忘却的救主却是不敢前来，因为我不是现在才记起胡耀邦，而是常常想起，讲座与授课的课件里，胡耀邦同志常常出现。因为历史的厚重犹如推土机，稍显缓慢，却是韧性十足。正如《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封面上的字：历史不能遗忘，也不容遗忘。
所以，还是那句话：最好的纪念，是阅读与记录。功夫很笨，但是在打字的同时，会把一缕思念打进字里行间，让文字脱离机械的软件气。
歌德说过：我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
1、“我要向这些好同志道歉!”
1956年7月，团中央召开千余人参加的“肃反”总结大会。书记处书记刘西元作总结报告。讲至“肃反”的曲折过程，坐在台上的胡耀邦同志大步走到台前，挤到话筒跟前说：“这次‘肃反’，伤害了一些好同志……”，说着接过秘书递过来的名单大声念起来。第一位就是《中国青年报》编辑朱志炎——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主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编译出版者——念完之后，耀邦同志接着说：“这是书记处的责任，首先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误，因为我是第一书记……我要向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们，对不起了!”说完，走到台前正中，向台下深深鞠躬，并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7月版3-4页)
2、“这是新担子、重担子啊，务必得挑好”
1957年整风鸣放之际，《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提出突出青年特色，应当精细加工，不要什么文件、讲话都照抄，不要将报纸弄成“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这些话后来被人密报中央，遭到有些报纸猛批。胡耀邦同志找到总书记邓小平，说张黎群不过是说了“糊涂俏皮话”，“他很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对党还是很有感情的”。此前，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已经在小平同志面前说了张黎群的不少好话，这才得以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党内严重警告，下方陕北米脂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在1958年8月的团中央全会之际对张说：“你的‘政治事件’就到此为止了，处分决定不登报，保留党的‘八大’代表资格;不当常委刻仍是团中央委员;不是一般的‘下放’干部，而是真正有职有权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到了那里要认真研究如何改变老根据地贫穷面貌。这是新担子、重担子啊，务必得挑好”。(同上书4-5页)
3、“天下还剩多少好人?”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同志掰着指头对人一一估摸说：“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上海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还剩多少好人?(同上书31页)
4、“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
1977年3月底，胡耀邦同志被任命为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对属下回忆了战争年代与刚刚建国之际的人才济济。而后说：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这样的社会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同上书37页))
5、“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同志正式到中组部上班，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胡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人。胡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同上书65页)
6、“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打破“两个凡是”，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耀邦与这几位局长谈话后，决定由中组部调查组的中年干部高奇具体操办。高奇面有难色，说：“我资历浅，而座谈会要研究的案例，许多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问题……”胡耀邦对他说：“你还记得《论语》中的这句话吗?‘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还有，李大钊同志有一句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你这也是见危受命，去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再说，如果以后形势有了‘重大变化’，首先处分我，然后再处分你，怎么样?因为是我叫你干的!”高奇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耀邦的这一言一行，都透现出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非凡胆略和勇气，对党对人民的极端负责精神，他应该学习。他霍地立起身，握着耀邦的手：“胡部长!您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见办好这件事!”(同上书74-75页)
7、“我看游泳时就得时不时地突出鼻子!”
林彪当年摇晃着“小红书”，神乎其神地大喊“突出政治”时，身为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就对一些人说过：“他那种‘突出政治’就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时不时地突出鼻子!”后来个人迷信之风刮得遮天蔽日，不分男女老幼都动辄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时，胡耀邦又不止一次地对许多青年人说：“人能活到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我们不能提倡盲目地迷信个人。《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赵钱孙李’，赵家排在第一位，我们能碰到姓赵的就磕头吗?”(同上书80页)
8、“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
1978年9月，准备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之际，胡耀邦对协助起草讲话稿的同志说：我们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大家所以同意用“两个不管”(“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都要实事求是——笔者注)去针对“两个凡是”，我想大概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 (同上书127-128页)
9、“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
全国信访工作会议闭幕，有人反问耀邦：“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对方又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太大而无当了!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耀邦即刻把这种挑衅也顶了回去：“国民党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对方哑然。(同上书130页)
10、“要进行一次切实的检查”
1984年2月24日，就干部配备问题，胡耀邦同志给中央书记处习仲勋、胡启立、乔石和中组部宋任穷、陈野苹、李锐写了几句话：“仲勋、启立、乔石并任穷、野苹、李锐同志：这件事值得高度重视。我的意见是要进行一次切实的检查，凡属①科研单位，②大专院校，③医务部门和大医院，④文化部门和大的演出单位，⑤大的文物单位和图书馆，党委书记和行政负责人，即一、二把手，文化程度比较低又不懂知识分子政策的，一律坚决调出来，换上另外的既有文化的，又懂得政策的，年纪较轻的去担任。这件事要办坚决些，不许拖拖拉拉，能不能在一九八四年完成，要完成就要看中央和个省市区同志的态度如何，如果坚决，就能办成，就能找到人，如不坚决，就会出现许多托辞而办不成。” (同上书171页)
11、“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
1986年4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约请参加上海文艺创作座谈会的部分文艺家谈心之际说：“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的做法不能再搞了。”(同上书420页)
“河水东流兮心是思”
1978年，胡耀邦同志主持中组部工作时，每天处理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33封，主持召开六七次省市疑难案例座谈会。在其主持工作期间，沉冤22年的50多万“右派分子”获得改正——后来，几多老人跪在他的遗像前号啕：“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平反哪!”——平反冤假错案自然不是胡耀邦同志一人之功，但他力挽狂澜而殚精竭虑，却是有目共睹的。1979年1月至1985年7月，胡耀邦批阅人民来信两千多件。他说：“每个领导干部平均每天要看一两封有典型意义的群众来信，首长的秘书不能借口首长而任意扣押”!
胡启立同志在《我心中的耀邦》一文中说：“耀邦同志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他举例说：1984年1月，耀邦同志到贵州安顺考察，吃完晚饭，时间已经比较晚了。耀邦同志坚持连夜赶往广西百色。因为路况不好，又有大雾，省里陪同的领导同志和身边工作人员都主张第二天天明再出发，他坚持不肯。夜间12点钟，车到望漠，实在走不了了，只好找地方住下来。望漠那个地方很穷，身边同志到当地招待所看了看，招待所都是大通铺，只有县委书记办公室有几个单人床。于是，他就在县委书记办公室里睡了几个小时，工作人员便在会议室的板凳上躺了半宿，第二天早上又接着赶路。中午到了广西一个小镇，他看到街上很热闹，卖东西的人很多，正好有家路边小摊卖贵州米线，三毛钱一碗。耀邦就说，不要找人家地方去安排了，就在街上吃饭吧。说完他就坐在条凳上，点了一大碗贵州米线。吃完饭，老百姓才发觉，原来是胡耀邦总书记，于是呼拉拉围了过来热烈鼓掌，耀邦同志站起来，恭恭敬敬给大家鞠了个躬，上车就走了。
胡启立同志还回忆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人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个别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对此，耀邦同志忧心如焚。那一个时期，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败就要从中央抓起，从自己身边抓起。他亲自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党政军8000人大会，号召全党同志珍惜党的生命线，显示中央在惩治贪污腐败问题上动真格的坚强决心。耀邦同志说“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因为这对党的事业是绝对重要的。古话说，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贪污腐败，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有困难，要坚持，要办案，要从中央抓起，要严格，要有监督检查制度，要让人民有权利。”他“神色凝重地”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啊!”
胡耀邦同志逝世时，有媒体的标题是《11亿中国人为你送行》，这标题来自河南籍著名诗人苏金伞。他的诗歌题为《一个最勇敢的人》。全文是：“‘十一亿人口日’，/压得人难以安静;/想不到今天一个人的死，/竟使十一亿人痛哭失声。//说是悲痛也是愧疚：/十一亿人竟不能使他活下来;/不能再在会场上看到他，/不能再到边远地区询问贫苦群众。//一个伟人/不如一个最勇敢的人/更使人尊敬：/他曾迎着着冷风，/推倒营筑多年的围墙/放出被枷带锁住的灵魂。//现在人们方始悟到：/与其扬手招来百万人欢呼，/不如穿上布底鞋，/亲切地走入人心。”
当时河南大学老校友苏金伞先生已经是83岁。
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上，中共中央的悼词说：“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摘抄至此，笔者很想即刻去一趟鄱阳湖畔，去看看共青城——那是胡耀邦同志与青年人一起住茅草棚、吃萝卜干、喝稀粥、促膝谈心的地方。那是胡锦涛总书记看过以后潸然泪下的地方。
胡耀邦湖南故居食堂的墙壁上有对联曰：“屋矮能容月，楼高不染尘”。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见到这幅对联时改两个字，道出胡耀邦光辉的一生：“身矮能容月，位高不染尘”。其实，不必改动，我们也都明白“襟怀坦白”的含义。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