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徐书鸣、袁训会
研究“高饶事件”，不是为了做什么翻案文章，而是要弄清历史上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当时又为什么会这样去处理，真实原因在那里，这对今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吸取，这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编者按：日前，一条《高岗案重新审查，恢复高岗同志称谓》的消息在网络流传。
1955年3月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时至2015年3月31日，恰满60周年。值此周年之际，检讨历史，重新审思建国后中共历史上两大政治“罪案”之一的“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亦可为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各界关于“依法治国”的“热烈”讨论，增添一个新的视角。2014年8月，共识网曾围绕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访问了国内著名的党史专家林蕴晖先生。本文系访谈的文字整理稿，经林先生审核后授权刊发，以飨读者。
嘉宾简介：林蕴晖，中国共产党历史、当代中国史学者。1954年到1992年，先后在军事学院、军政大学、政治学院、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从事党史资料和教学工作；1985年以后，为适应国防大学培训军队高级干部的需要，林先生同王年一、丛进、高化民、萧冬连一起，开始注重于建国以来党的社会主义战略的研究；1995年，他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聘为特约研究员，参加胡绳、龚育之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中1953-1956年时段的编写工作；林先生退休之后，仍笔不辍耕。其代表作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国史札记：事件篇》；《国史札记：史论篇》；《国史札记：人物篇》等。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是他长期关注的课题之一。
真正冷静研究“高饶事件”的人并不多
徐书鸣：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其他背负与高岗相似罪名的领导人大多被平反了，为何高岗却维持“原判”？
林蕴晖：高岗之所以没有平反，有一种说法是邓小平的意思。1980年在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邓小平是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这应该是1980年代对问题的认识。现在可见的史料表明，当年加给高岗的罪名与事实不符，尽管高岗有错误，但上纲为“反党”显然是太过头了。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虽然还保留着高岗“分裂党”的帽子，但是摘掉了“篡党夺权”的帽子。可见，即是官方著作也没有完全按照1980年邓小平的讲话和1981年历史决议的口径来写。其实 ，把高岗散布的一些流言上升到分裂党的高度，也还是值得商榷的。
徐书鸣：现在有人用当年邓小平提出的“宜粗不宜细”原则来淡化对历史问题的讨论。
林蕴晖：如同“文化大革命”当中用歪曲毛泽东的语录用来打人一样，现在也有把邓小平的讲话加以曲解的问题。如1978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靠辛勤劳动先富起来的话，有人不顾历史条件、具体所指，指责现在出现的贫富分化、以至官员贪腐都是邓小平的这句话导出来的，就是歪曲原意的典型一例。当年邓说这是一个大政策，是指要打破把平均主义当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说明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同步富裕。这与现在社会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腐败完全是两码事，风马牛不相及。1980年在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邓小平说“宜粗不宜细”，是指做历史决议而言，并非泛指历史研究。一份决议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展开来叙述，它只需要对重大事件做出判断，而无需讲事情的来龙去脉、具体情节；历史研究不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谈何研究？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讲话，把本来针对某一问题的讲话绝对化、普遍化，他们的目的是用毛泽东的话来整人，现在的确也有人在学这一套。
袁训会：刚才提到，国内对于高岗的学术关注度有限，为什么您却持续关注这一议题？
林蕴晖：我对“高饶事件”的关注起源于1980年代初，当时，我负责建国头七年历史的教学工作，而“高饶事件”正是这一时段内影响最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在刚开始研究的时候，我能看到的材料很有限，但却注意到，“高饶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设新民主主义问题上的重大政治分歧，高岗与毛泽东政见一致并对刘少奇不满，散布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的言论。由于定性“高饶事件”的具体情节缺乏相应的资料，所以还只能按照原有的结论来写。但对这一事件何以发生，我下了一个自己的判断：“高饶事件”是由建设新民主主义转向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战略转轨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后来，所以一直关注的主要原因：
一是，1990年代以来出版的领导人文稿、文集、年谱、传记、日记、回忆录等，披露的新史料，为人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条件。
1991年，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出版之后，更多的材料逐渐浮出水面，但是终究还是一面之词。2000年之后，当年被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张明远、张秀山的回忆录先后出版，从受害人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高饶事件”的另一面。
当然，这些材料没有将事件的真相完全澄清，尤其是从四中全会到揭发高、饶的座谈会，短短时间内，高岗面临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都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现在能看到的主要材料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文稿、文集、年谱，以及《杨尚昆日记》。这些都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
二是，“高饶事件”对此后的党内斗争有着很大的影响，1959年批彭德怀，提出了“高彭联盟”，还是“彭高联盟”的问题；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又打出了一个“彭、高、习反党集团”。所以理清“高饶事件”，其意义绝非仅限于“高饶事件”本身。
毛泽东为何突然决定“打高保刘”？
徐书鸣：高岗被指控的诸多罪名，现在也有很多争议。例如，财经会议上“批薄射刘”、组工会议上“讨安伐刘”、“轮流坐庄”等，您认为这些指控，哪些是高岗“罪有应得”？哪些又属于他被牵连其中的呢？比如财经会议，高岗对薄一波的批评内容跟其他与会人的差不多。
林蕴晖：当年中央对高岗的定性，涉及到的几个主要罪行，无论是财经会议上的“批薄射刘”，还是组工会议上的“讨安伐刘”，把罪名扣到高岗头上，从史实来看，都是不能成立的，事情的由头，都来自毛泽东对“新税制”的批评。
张明远回忆说，财经会议第三天，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并点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三句话就是右倾的表现。显然就含有对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批评。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记载，1953年6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吴波关于修正税制执行情况及今后税制修订的方向的报告。毛泽东批评说：“1952年12月31日社论说到公私完全平等，是绝对错误的，落后于孙中山。现暂不批准报告，先听各地意见。报告可作为财政部的意见，提交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认为：“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公布的对税制的若干修正(政务会议核准的)，在政治上有原则性的错误。同时，这一问题事前未向中央请示，也未提交中央讨论，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会议决定：“6月11日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前已决定由薄一波同志准备，现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请看，对新税制错误的定性并提交财经会议讨论，这次政治局会议已做了决定。
1955年，邓小平关于高饶问题的报告更明确讲，财经会议就是以总路线作为指导思想，以统一干部的思想。
所以说，财经会议对“新税制”的批判，是由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引发，还有什么疑问吗？
财经会议以“新税制”为靶子，批评薄一波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思想”，自然就联系到互助合作等问题上刘少奇的观点。事实上高岗的发言时间是8月10日，已是12日会议结束前的两天，说“批薄射刘”是高岗煽动起来的不符合事实，刘少奇在财经会议上做检讨，在组工会议上又做了更全面的检讨，显然不是来自高岗的压力。
徐书鸣：高岗“阴谋篡党夺权”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毛泽东在到杭州休假之前，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而高岗却跑出来讲“轮流坐庄”。
林蕴晖：包括《毛泽东传(1949-1976)》在内，都说1953年12月，毛泽东要外出休假，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而高岗却提出要“轮流坐庄”，从而暴露了自己企图篡党夺权的野心。以杨尚昆名义发表的一篇文章《回忆高饶事件》，这篇文章明显不是杨尚昆自己写的，甚至，是不是经过他看过都存在疑问，因为里面讲的史实颠倒，把高岗讲“轮流”的话，说成是在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之后的会上说的。杨尚昆应该知道很多情况，这篇文章却错误百出，不符合事实。可是，文章毕竟是以他的名义发表，可以作为一个材料，来对证比较。按杨尚昆的说法，是毛泽东“钓鱼”把高岗钓出来的。
这些说法，人们觉得有些不大符合逻辑。如果毛泽东已明确指定由刘少奇代理，高岗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轮流坐庄”呢？
首先得明确一点，毛泽东外出休假由谁主持中央工作的事，并不是由一次会定的，而是两次会：12月15日一次会、12月24日一次会。
12月15日的会，是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12月24日的会，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5日的会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彭德怀1962年的“八万言书”中谈到这次会议的情况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少奇同志首先提出：“主席外出后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并提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周恩来同志再三推辞。高岗赞成“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朱德同志也说“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杨尚昆的回忆文章的“钓鱼”说虽然不确，但却证实了毛泽东是以征询与会人员意见的口吻提出问题的。
我们再看15日的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没有写明由刘少奇主持的字样。
这次会议以后，因高岗的私下活动，邓小平、陈云先后向毛泽东反映高岗的情况，事情发生了变化，于是才有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并主持起草宪法草案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这都是《毛年谱》、《邓年谱》披露的档案材料。可见，那种把12月15日的会与12月24日的会混到一起，然后给高岗的“轮流”说扣上一顶暴露了他“篡党夺权”野心的帽子，完全是在移花接木，经不起历史检验。
袁训会：毛泽东对高岗态度的转变，关键事件是邓小平和陈云在毛泽东处“揭发”高岗，但具体的经过，各方的说法不尽相同，能否就您所掌握的材料，为我们介绍下事件过程？
林蕴晖：《陈云年谱》、《毛泽东传》都讲12月17日陈云和邓小平去毛泽东处谈话。《邓小平年谱》记载12月16日下午，邓小平到毛泽东处谈话，这说明，12月15日会后，高岗确实与邓小平有过交谈，在赵家梁的书里交代得很清楚，在散会路上，高岗跟邓小平谈了刘少奇不可信任的意思。
高岗对外散布的一些对刘少奇不满的话，邓小平早有耳闻，这次高岗直接跟自己又谈了对刘少奇不信任的话，当然引起邓小平的警觉。因为在正式会议上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是完全可以的；而在会议做出决定之后，再在私下串连，就违背党的组织原则了。17日，陈云和邓小平一起到毛泽东处谈话，是毛泽东要邓小平约陈云的，还是陈云主动求见的，从《年谱》或《传记》中都看不出来。我个人认为，是毛泽东在听了邓小平谈高岗15日会后的活动以后，要邓小平约陈云来谈话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毛显然知道高与陈云的关系比较好。当毛泽东已经对高岗表现出怀疑的时候，陈云当然要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向毛和盘托出，这时候高岗问题的性质显然就不一样了。
从陈云揭发高岗同他说，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的事来看，高岗和陈云的关系确非一般。所以，12月19日，毛泽东派陈云到南方跟林彪等人传话，要林彪同高岗划清界限。后来，高岗写信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要求面见，毛泽东回信委托刘少奇等人跟高谈话，指明陈云不要参加，明显是让陈云回避。
可见，12月15日会议后，毛泽东由原先的批刘转向弃高的具体过程是，邓小平16日与毛泽东谈话在先，然后才有17日的陈、邓到毛处谈话的情况，从而引起了毛泽东的进一步重视，接着，毛泽东才又找更多的领导人谈话。24日，毛泽东经过权衡，才又做出第二个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毛泽东对高岗态度转变的标志性话语，就是所谓的“两个司令部”的提法，这也需要进一步考证，这到底是不是毛泽东在24日的会议上讲的？毕竟没有原始记录存证，《毛泽东传》上面引用这句话，注明来源是毛泽东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对此，我要打一个问号，用毛泽东后来的讲话，来证明他在1953年会议上的发言内容，且没有当年在场的别人旁证，那很难判断“两个司令部”一说是不是在24日的会议上提出的。
所以要进一步求证，如果24日，毛泽东就把问题提高到“两个司令部”，那他明显是把高岗的问题看成党外问题了。“两个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问题就上了纲了。如果当时毛泽东已经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严重，那就不是什么“增强团结”的问题，而是一场阶级斗争了，还起草什么《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此后，毛泽东为什么对召开四中全会的方针明确指示：只做自我批评，不作相互批评呢？这跟“两个司令部”的提法不一致啊！
徐书鸣：四中全会上，对高岗的批评还是不点名的、温和的，为什么随后情况会突然急转直下，发展成揭发高、饶的座谈会呢？期间的具体历史过程是怎样的？
林蕴晖：这个过程中也存在很多疑问，毛泽东说四中全会的方针是参会人做自我批评，不要互相批评，等待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都是有文字可查的。四中全会结束后，却马上开座谈会，面对面地揭发，这个决定是怎么出来的？刘少奇有没有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有没有表态？座谈会的过程中，高岗的检讨有没有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又是什么态度？都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现在可见到的材料：
一是，2月10日刘少奇在四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未见有向毛泽东报告和毛的指示。
二是，2月15日高岗在座谈会上做检讨。16日，周恩来在会上转告刘少奇对高岗15日检讨的意见。未见高岗检讨报毛泽东及毛的意见。
三是，2月25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做了一个结论性的讲话，《刘少奇年谱》和《毛泽东年谱》记载，26日刘少奇把周恩来的发言发给毛泽东，28日毛泽东做出回复。
从1953年12月24日到1954年2月初，四中全会开幕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来往互动非常密切，包括决议的起草，不同的修改意见，会议的流程，提前给参会人员打招呼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刘少奇自己的检讨，以及如何跟高岗谈话等，事无巨细。刘少奇不断地跟毛泽东报告，毛均给予具体指示。
然而，通过对比《杨尚昆日记》、《刘少奇年谱》和《毛泽东年谱》，我发现，从四中全会召开到2月28日毛泽东批复刘少奇转呈的周恩来的结论讲话，毛、刘之间没有任何来往，这就非常值得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从一个细节，可以剖析这个现象，1954年1月19日，高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去杭州见他，这封信是在《杨尚昆日记》里有所交代，我曾经在《毛泽东为什么缺席七届四中全会释疑》中引用了这个材料，但当时我没有完全看懂。怎么回事呢？杨尚昆的日记上写道，“19日，信送来，交刘(少奇)，刘约周(恩来)、陈(云)、小(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谈话”，然后下面写了四个方案，我没有意识到此处的信是高岗写给毛泽东的信，也没意识到四个方案是刘、周等人提出来的，而理解为毛泽东跟杨尚昆商量出来的方案。
《邓小平年谱》出版后，我恍然大悟，1月19日的信，是高岗写给毛泽东的信，杨尚昆把高岗写的信交给刘少奇，刘少奇召集会议讨论处理方案。那么，高岗要杨尚昆带给毛泽东的信为什么要交给刘少奇呢？很明显，1953年12月24日，已经确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层的权力结构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尚昆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一，杨尚昆要跟高岗划清界线；第二，刘少奇在京主持中央工作，高岗给毛泽东写信是大事，不向刘少奇报告，不符合组织原则，杨尚昆也要避嫌。
再一层是，杨尚昆把信交给刘少奇以后，刘少奇如果直接让他把信交给毛泽东也很麻烦，第一，把信交给毛泽东，如果毛泽东表了态，刘少奇主持四中全会，就失去了主动权；第二，把信交给毛泽东，他是让高岗来，还是不让高岗来？也很为难，处境很尴尬。
所以，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杨尚昆把信交给刘少奇，由刘召集高层商谈解决方案。最好的方案自然是毛泽东不让高岗去杭州，委托刘少奇和周恩来跟他谈话，这既让毛泽东摆脱了尴尬的局面，又避免毛泽东事先表态，致使刘少奇主持四中全会，失去主动权，可进可退，都比较好。毛泽东接受这一方案，也表明他把整个事情的处理权都交给了刘少奇。
在四中全会上，调子比较高的是周恩来和陈云，其他人的语调都比较平和。尽管陈云的调子比较高，但也没有撕破脸皮，接下来却突然变成面对面的揭批，这是怎么回事？我查了所有的年谱，还有《杨尚昆日记》，都没有四中全会闭幕到座谈会召开之前，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召开座谈会的记录。座谈会是何时决定召开，有谁决定召开，都找不到文字记载。
四中全会开会方针，毛泽东除明确指示只作自我批评外，还通过杨尚昆传话，按决议精神“自我检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应作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说；这次不好，以后还可说。但是，2月10日，刘少奇在全会闭幕的结论讲话中，却对上述方针作了另种解释，强调：“等候犯错误的同志觉悟”，“不是要把某些同志所犯的错误掩盖起来”，而是“必须揭露这些错误”。刘说：
“应该指出，在会议中有个别同志对自己所犯错误检讨的还是不够的，但是所有发言的同志都遵照毛泽东同志所建议的我们这次开会的方针，没有对这些同志展开批评。毛泽东同志对这次全会方针的建议的目的，大家都是了解的，就是要等候犯错误的同志觉悟，而不是要把矛盾隐藏起来，不是要把某些同志所犯的错误掩盖起来。因此，犯了错误的同志应该懂得：错误是必须改正的。错误既然犯下来了，可不可以不改正呢？那是不可以的，是必须改正的。”
“为要改正错误，就必须揭露这些错误，必须取得其他同志的帮助，而不能把错误隐藏起来，不能拒绝其他同志的帮助，不能讳疾忌医。”
可以认为，这就是由只做自我批评的四中全会转向面对面揭发的座谈会的由来。
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刘少奇没有直接参加座谈会，《杨尚昆日记》中，每次会议的当晚都记有向刘少奇汇报的事，却没有一次向毛泽东汇报的痕迹，这个过程出现的谜团是，由座谈会把高、饶问题定性上纲，是毛泽东在“幕后导演”，还是刘少奇“先斩后凑”？还由待进一步考证。
“高饶反党集团”如何出现？
袁训会：“高饶事件”主要是高岗的问题，那么，饶漱石在其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林蕴晖：所谓的“高饶反党联盟”，主要问题在高岗，他到处散布刘少奇的负面消息，被人家抓住了小辫子，逃也逃不掉。但是却找不到饶漱石的什么问题，是可以上纲上线的。
所谓“高饶联盟”，当年提出的证据是张秀山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以此作为“饶漱石和张秀山勾结”、“饶漱石跟高岗勾结”的证据。现在有材料表明，张秀山之所以在组工会议期间，到会上发言，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到北京参加粮食工作会议之前，曾接到刘少奇亲自签发的一封电报：《中央关于请张秀山参加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的通知》，收录在《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里，要张秀山来京参加开会；第二，张秀山到北京参加粮食工作会议之后，刘少奇主持的组工会议领导小组决定叫张秀山参会发言，饶漱石说，张秀山要立马回东北传达粮食工作会议的内容，刘少奇说，这不耽误，让张秀山先来会上讲一个小时再走也行。
另外，张秀山参加粮食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找了各中央局，参加会议的人谈话，张秀山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说，听说你要到组工会上讲话，你准备讲什么？张秀山把自己准备的要点说了一遍，毛泽东说，你说的这些问题，有些问题跟刘少奇也有关系。是否先请示刘少奇？说明张秀山在组工会上讲的问题，毛泽东是知道的，因此说张秀山的发言是他跟饶漱石搞的阴谋，完全是无中生有。
饶漱石的另一个罪名，是在组工会议上批安子文，一方面它反映饶漱石作为一个政治家，确实有点小肚鸡肠；另一方面，批评安子文的几点也的确有点依据，饶漱石是中组部的部长，安子文在发现问题的时候，不先跟饶漱石说，就直接跑去向刘少奇汇报，这把饶漱石这个部长置于何地？明显不合适。熟悉饶漱石的人对饶都有这样的看法：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形容饶“一讲权威，二讲权术”；杨尚昆也感到饶“权位观念重”。饶漱石自己就公开宣称：“和我一起工作，开始你可以欺负我，但是到以后我准得治得你怕我，对不听话的就要像驯蒙古马一样，用套子套住。”所以饶在中组部整安子文就很容易理解，但这与反对刘少奇挂不上钩。
其它的罪名就更难成立了，比如：什么新四军时期在黄花塘整陈毅、争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可以说是饶漱石争权，要说是什么野心家、反党，显然有点无限上纲。
所以，饶漱石的问题的确让人摸不清头脑，为什么把饶漱石挂上去？这很值得重新研究。
徐书鸣：高饶事件中，所谓“五虎上将”也被牵连其中。“上将”之一的张明远认为，“五虎上将”是林枫和罗瑞卿一手炮制出来的，对此您怎么看？
林蕴晖：应该说罗瑞卿和林枫是有责任的。张秀山的回忆录中，曾详细叙述“五虎上将”问题被提出来的过程。
本来，周恩来到东北主持高干会，让与会者揭发高岗的问题，而且明确说只针对高岗，但会议召开过程中，批判高岗难免会牵扯进一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东北军区的周桓，过去与高岗关系很密切，但他在会上把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五人，说成是高岗的“五虎上将”。
“文化大革命”中，周桓被折腾得一塌糊涂，“文革”结束后，他到了北京，在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住着，张秀山后来也住在同一个招待所，就去看已经重病的周桓。周桓流着眼泪，很羞愧地说：“秀山，是我那个话把你们害了，我对不起你们啊”！
周桓提出来“五虎上将”以后，罗瑞卿在会上把这个话接了过来，肯定 “五虎上将”的提法并作了论证，认为他们是高岗反党联盟的成员。但问题在于，高岗是书记，林枫是第一副书记，高岗在东北有反党活动，第一副书记没有参与？
这里的原因可能在于，林枫本身的工作能力比较弱，估计高岗也看不起他，这个是事实。所以，他在揭批高岗的会议上，把自己撇开了。林枫的传记中，说他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没有借着高岗的事情，打击别人，这个说法大概与事实不符。在这次东北局高干会议上，在罗瑞卿论证了“五虎上将”是高岗的“反党集团”之后，林枫接着发言说： “在高岗离开东北以后，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这种严重情况，我和东北局一部分同志也没有察觉。”“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发展到积极参加高岗阴谋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宗派活动，如公开制造流言蜚语，指桑骂槐，挑拨离间，污蔑中央负责同志，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甚至肆无忌惮地进行中央委员补选的非法活动等，这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能允许的。”“这些同志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罗瑞卿同志已在发言中作了详细的分析，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会议一结束，马上就以高干会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东北局转报中央：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
罗瑞卿、林枫在东北局高干会的发言，都有正式文本。所以在“五虎上将”的问题上，罗瑞卿和林枫的确是有责任的。
党内对高岗的死后处理是如何作出？
徐书鸣：高岗在反省期间，连续两次自杀，这对后期中共处理其案件有着怎样的影响？
林蕴晖：高岗的主要错误，一是散布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言论；二是私下谈论人事安排意见；三是散布安子文拟的所谓“有薄无林”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如果说这些问题上纲为“反党行为”，还是可以放在党内处理的话，那么自杀的举动就不会被原谅了。你自杀，就是在跟党对抗，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以自杀相威胁，这就是当年的政治逻辑。
徐书鸣：李力群回忆说，高岗第一次自杀更多是愤怒的宣泄，不是真想死。
林蕴晖：很难说，高岗在党内这么多年，应该知道自杀，那怕只是做做样子，也会让上头给你扣上反叛的帽子。
不过，陈云到杭州跟林彪谈话的时候，林彪曾说，要防止高岗自杀，因为大家都知道高岗是“二杆子”的性格。
袁训会：对于高岗的处理也很让人疑惑，到底当时中央是想重罚还是从轻发落呢？
林蕴晖：我一开始也不太理解，这里主要有四个问题：
第一，座谈会期间，高岗有理说不清，包括陈云揭发高岗说的“你一个我一个”，高岗说，这是陈云讲的，不是他讲的。我认为，以陈云的性格来讲，他一生谨慎，不大可能主动去说“你一个，我一个”，他当时已经是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说什么“你一个我一个”对他没什么意义。但是，高岗跟陈云说这个话，确实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无话不谈的。
第二，高岗说过的很多话都是源于毛泽东，但在批判他的会议上，他也不能说，这是毛主席跟我说的，只好不断地检讨，检讨以后，党内非要上纲，给他定个篡党夺权的罪名，他当然不能接受，各方面又不断施压，让他认罪，他自然觉得窝囊、委屈，有苦没地方诉。检讨以后，请领导表个态，看他检讨得到底怎样，也没人来跟他说。
这里还涉及到，毛泽东有没有让习仲勋找高岗谈话的问题，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毛泽东的确跟习说过，但习仲勋认为毛泽东往往是朝令夕改，不敢真去找高岗谈；另一种说法是毛泽东自己说的，即他还没来得及交代习仲勋。
对于高岗之死，毛泽东说自己有责任，表明他从内心来讲，并不想把高岗置于死地，但是，毛泽东当时处于守势，他不参加四中全会，本身就说明了很大的问题，他为什么回避？就是因为这时候自己出来很尴尬，给高岗说情，跟当时党内给高岗的上纲上线气温不符，跟风批高岗，又跟他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不符。
第三，1954年，召开全国人大，在报上登的人大代表名单上，高岗手下的东北干部一个没出现，他觉得自己牵连了一大批人，于是抱着这种心态选择了自杀。
第四，为什么开除饶漱石的党籍？最早讨论处理高饶的决议时，没准备开除饶漱石的党籍，刘少奇还专门解释过，认为这样处理比较有利。后来，有一次饶家里的红机子电话响了铃声，饶漱石立即说中央还是相信他的，是陈毅反对他。负责监护他的秘书陈麒章，把饶漱石的行为汇报给了中央，上面就说这是饶漱石翻案，确定开除他的党籍。实际上，饶漱石的问题摆开来看，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但在当时的中央认为饶的问题性质很恶劣。
袁训会：为什么到1955年才给高岗处分呢？一般情况下，人死了以后就不再做处理了。
林蕴晖：座谈会不是权力机构，要中央全会来做结论，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已经准备要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只有全国党代表会议做的决议才符合手续。人死可以免于刑事处分，但是党籍问题是另外一回事，这与人死没死没有关系。
袁训会：高岗的后人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
林蕴晖：从政治上来讲，高岗是叛党自杀，被开除党籍，但是，毛泽东心中也有自责，周恩来更清楚，对高岗的问题搞得有点太过分了，所以对他家属、孩子相当地照顾。
高岗、毛泽东、刘少奇与周恩来
徐书鸣：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提拔高岗是出于削弱地方山头的考虑。
林蕴晖：对于这个说法，我不以为然。为什么呢？因为把各中央局的领导调中央最早是刘少奇提出的，为的是要加强中央机关，它并不是毛泽东先提出的，这是全国政权建立后的客观需要。
毛泽东重用高岗，更多是因为二人在关于富农党员、农村互助合作，即“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政见一致。重用高岗是明确的，因为当年的国家计委与政务院是平行机构。但是，计委的职权，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大，而是因“新税制”问题毛泽东批周恩来的分散主义，撤销了以周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以后，高岗的权力才进一步膨胀起来，即把政务院八个工业部划归计委领导，这就削弱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权力。
徐书鸣：关于毛泽东任用高岗，一个有争议的地方是：让他在计委任职，到底是想把他作为接班人，还只是想拿他作为权力制衡的棋子？
林蕴晖：李锐曾说，习仲勋曾经说过，建国以后，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是高岗。从政治理念、党内高层的最重大分歧上来看，高岗跟毛最合拍，所以毛开始重用，但不等于马上让他接替刘少奇的地位。195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结束以后，马上召开七届五中全会，决定把林彪和邓小平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明显是把他们当成接班人培养，并不是当时就让他们接班，是一个道理。
不能把什么问题看得过于绝对，如果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真那么有决断的话，他绝对不会就他南下后，由谁主持中央工作的问题，在高层征集意见了，他征求大家意见干嘛？明显就是要试探一下其他领导人的看法。
袁训会：在对高岗的处理过程中，毛泽东有点“坐山观虎斗”的意思。
林蕴晖：我个人认为，原来毛泽东是想各打五十大板，高岗和刘少奇各自检讨之后，再强调团结。同时，也让大家高度重视团结问题，以大局为重，不要搞内斗。毛泽东是想平衡一下各方力量。
但是，四中全会决议把团结的问题与阶级斗争联系到一起，问题就有点麻烦了。强调团结是党的生命，这个不错，但是说如果有人做了破坏党的团结的事情，那就可能变成外部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了，这是四中全会决议的一个漏洞，使问题的定性埋下了变数。
徐书鸣：“批刘反周”是高岗在写检讨时，重点检讨的内容之一。您认为该如何理解三人在建国初的政坛上，关系的互动呢？
林蕴晖：高岗反周，这确实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毛泽东对周恩来不满意，采取了哪些动作，没有材料说明与高岗有关。邓小平也讲，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不满意，所以在财经会议上，“批薄射刘”，又批周恩来是分散主义，但在这个会上，除了毛泽东批分散主义，还有其他人批周恩来吗？没有见到这方面的材料。
很多研究者，在研究政治人物的时候，总会带入个人的情感，这不行。所以要客观地研究问题，还要以史实为依据，对于高岗的研究，我们也应该秉持这种态度。在历史问题上，有很多结论是不符合史实的，这些问题需要被澄清，它有利于我们了解历史的真实情况，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袁训会：高岗的性格对“高饶事件”是否也有影响？从您的叙述中也能看出，他很喜欢四处散播党内的政治八卦。
林蕴晖：在战争年代从不同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干部，过去称之谓不同山头，还有所谓的红区、白区，这必然会有一种情感上亲疏。在老干部中，私下议论政事，这本来也不奇怪，在高岗事件之前，并不被人认为是什么大问题，四中全会之后大家就比较谨慎了，所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还特意讲到，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大家显得比较拘谨，人跟人都不敢随便接触了，更不敢随便讨论问题了。
张明远的回忆录讲到过这样一件事，财经会议期间，林彪没有参会，大家都想去看他，高岗带着一帮人过去了。后来，张明远找高岗谈事，王鹤寿也在那里，张明远就问他，探望林彪那天，大家都聊了些什么话题，王鹤寿说，他们去看望林总，谈了财经会议的情况，林总的水平很高，看问题深刻，对少奇的问题提得很尖锐，认为刘少奇在毛主席身边确实很危险。王鹤寿还说，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王鹤寿还说，少奇在许多政策问题上把握不稳，“看来，中央的领袖，毛主席年高体衰，少奇一贯不稳，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正确的，是可以信赖和拥护的……”可见，当时在党内，私下讨论些政治是非也不算什么大事。另外，毛泽东在跟张明远等人谈话的时候，转述了谭震林的一段话，现在的权力都在白区的人手里。毛泽东用谭震林的口气来说这个话，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反映毛泽东本人也有这个想法呢？
高岗在私下散布一些流言肯定是事实，但是把这些活动摆到桌面上，就成了问题了，把这上纲为非组织活动、拉邦结派，想搞什么阴谋，等等，你就有理说不清了。
“高饶事件”的影响与反思
徐书鸣：您曾指出，建国初，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主要分歧也在于是否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然而，当毛泽东立场最重要的支持者高岗下台，刘少奇稳固地位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子却更强劲地迈了起来，这是为什么？
林蕴晖：我曾写过一篇《为什么没有一条刘少奇路线》的文章，从1951年互助合作开始，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刘少奇很快就跟上了毛泽东的步伐。对于他的这种转变有一种说法，是刘少奇屈从于毛泽东的压力。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最终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党内的共识，只不过对于当时是否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刘少奇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的阶段，通过互相协作，联合起来，就可以提高生产力。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八十年代有人提出质疑，手工业可以简单协作，但农业不行。但是当时，大家却普遍接受了这个观点，薄一波说“毛主席把我们说服了”，刘少奇也接受了，这跟大家有着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共同目标有关。
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开始以后，11月份，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点。“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末，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于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形式，用多少时间来改变这两种所有制，特别是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是可以根据各国的客观条件来决定的。”所以，从根本上，为什么大家都服从于毛泽东的这个决策，因为大家的信仰是一致的，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一致的。这就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理论误区，是毛、刘、周等一代领导人所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
徐书鸣：从高饶事件中，您认为我们能得到哪些现实教训？
林蕴晖：这场政治斗争之所以会出现这么一个悲剧的结局，根源是斯大林的“党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和“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理论观点。这个观点在四中全会的团结决议中就写进去了。1950年代正值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当时的认识是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比民主革命还要深刻、还要尖锐，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要到共产党内来找代理人，过去出过张国焘，苏联出过贝利亚，今后也还会有什么……这就把党内矛盾与现实阶级斗争挂起钩来了。后来，1959年批彭德怀，说这是十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文化大革命”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都是由这个错误的理论观点所导致的。当然，也还跟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有关，只要有人把问题一上纲，大家就只能跟着表态，划清界线，否则就会把自己也牵连进去。这种心态，薄一波在讲到1959年上庐山前后的心态说得很清楚，上庐山前他曾准备了一个一万多字的发言稿，内容主要是讲“大跃进”的教训，上山以后，有人告诉他说现在风向变了，他就未敢把原来的发言稿拿出来，而是违心地参加批彭德怀了。
从“高饶事件”到“文化大革命”的党内斗争，如果问有什么教训值得记取的话，首先是党内的政治生活要按照党章办事，遵守民主集中制，党员有真正的民主权利，被认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拥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其二是对人的问题做结论，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搞无限上纲，真正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去做，而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
研究“高饶事件”，不是为了做什么翻案文章，而是要弄清历史上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当时又为什么会这样去处理，真实原因在那里，这对今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吸取，这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