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对转型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跟踪研究。20多年积累的大量数据证明,“激进改革”可以迅速改变经济体制,在新的体制下经济可以迅速恢复增长,所以“激进改革”是比较好的转轨办法。

编者按:

近日,《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的新著《看中国》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他对基辛格、科斯等世界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的专访。本书以世界视野来审视中国转型,对中国当下改革极具借鉴意义。

经作者授权,我们从书中选取了《巴尔采罗维奇:为“激进改革”正名》向大家推荐。巴尔采罗维奇曾主导了波兰的经济改革,在他看来,一步到位的“激进改革”能够迅速改变经济体制,在新的体制下经济可以迅速恢复发展,而“渐进改革”则会使国家新旧问题纠缠,发展缓慢,在中长时间段要付出的总代价更高。

看中国2013年5月的一天,华沙笼罩在时急时缓的春雨中。我打着伞,来到华沙经济学院(Warsaw School of Economics in Poland)门前。据说,这是欧盟顶尖级的经济类公立大学,但是大门口毫不起眼,主楼顶部倒是很奇特,仿佛金字塔。波兰的传奇人物、著名经济学家巴尔采罗维奇(Leszek Balcerowicz)就在这所大学任教。

1989年9月,波兰民主政府上台执政后,年仅42岁的青年学者巴尔采罗维奇被任命为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全权负责经济改革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在他的主持下,波兰1990年1月1日实行了“一步越入市场经济”的激进的休克疗法,包括全面放开了90%商品的价格、解除了进口数量限制、实行统一关税、取消了出口大部分数量限制等激进措施。一些学者对这种“休克疗法”大加鞭挞,波兰的经济也出现了衰退[1]。但是波兰很快就度过了难关从1992年摆脱衰退,实现增长,成为最先恢复经济增长的转轨国家。

在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我见到了66岁的巴尔采罗维奇先生。当时,这位两次出任政府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学者已经重返学界,担任华沙经济学院的教授。巴尔采罗维奇戴着眼镜,文质彬彬。他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手势丰富,表情生动。中间两次有事出去,都是一路小跑,精力充沛。望着这位国际上公认的“波兰经济改革设计师”,我想,当年推动经济改革时巴尔采罗维奇一定意气风发,满怀豪情。

在闲谈中我得知,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巴尔采罗维奇年就领导一个青年经济学家小组,着手起草过一个经济改革纲领。当时波兰的计划经济体制流弊尽显,财政危机,工潮迭起。这些年青的经济学家们建议进行工业结构改革,推进经济市场化,结果被当局视为是过于激进的改革方案,遭到拒绝。虽然研究报告不得不“交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却在经济学界反响很大,巴尔采罗维奇被称为“波兰经济学家中的一颗新星”。

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只是选择的路径不同。中国采取了“渐进式改革”,而苏联和多数前东欧国家采取的是“激进改革”——“休克疗法”。一些人士认为,苏联和前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由于采取“休克疗法”而损失惨重,而“渐进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2]。

但是,在巴尔采罗维奇看来,“大量的数据证明,‘激进改革’是比较好的转轨办法。”他多年来一直在跟踪研究经济转型国家,并且拿出一堆图表向来自中国的我解释。

“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优劣之争恐怕将持续下去,不过在对比中自我审视,终究是有益的。就以“渐进改革”而言,由于着力在边缘进行突破,因此在改革初期进展顺利,可是有些基本矛盾是回避不了的。而且由于妥协退让,产生了特殊既得利益集团,使得进一步改革困难重重,乃至于“改革自己绊倒了自己,陷在半途,离群众越来越远”[3],背离了最初的改革目标。

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还属于“半市场、半统制”,要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还需要第二次转型。因为既要打破依旧存在的体制性障碍,还要破除业已形成的特殊既得利益,所以这次转型的艰难程度并不亚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体制转型。在这种情况下,认真审视过去的转型道路,借鉴其他转型路径的经验,显然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

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来说,巴尔采罗维奇的一些观点何尝不是“逆耳忠言”呢?

巴尔采罗维奇:为“激进改革”正名

采访时间:2013年5月27日

采访地点:波兰 华沙经济大学

“‘激进改革’是比较好的转轨办法”

1989年10月,波兰政府通过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巴尔采罗维奇主持制订的经济纲领,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不到三年,波兰便实现了2.6%的经济增长,成为中东欧地区最早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1994年,波兰成为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转型前水平的转型国家。同样采取“休克疗法”的捷克、波罗的海三国的经济表现都很优秀。而采取“渐进改革”的白俄罗斯“直到今天还没有建立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表现乏善可陈”

《财经》:1989年9月,在您的建议下,波兰新政府对经济采取“休克疗法”。当时,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巴尔采罗维奇:其实我从来没有用过“休克疗法”这个说法,这是媒体喜欢使用的、有伤害性的名词。我认为,“激进改革”一词更准确。所谓“激进改革”,就是在很宽广的领域、用很快的速度去改变经济的很多方面。“激进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一个自由市场,为此就要建立宏观经济部门、独立的中央银行等。

为了建立自由市场,“激进改革”当然不是唯一的方法,但另外的方法没有这么好的结果。比如说,白俄罗斯、乌克兰的“渐进改革”,因为改革推进很慢,所以直到今天还没有建立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表现乏善可陈。而波兰经过两年多时间就完成了经济转型,1992年经济开始增长。

《财经》:在你看来,进行“激进改革”的转型国家,比不用这方法的国家的结果要好。那么,在前东欧国家里,为什么波兰能够采用“激进改革”?

巴尔采罗维奇:因为我们早就有准备。例如,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就在研究这个问题。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博士,仅是我的个人爱好而已,没有办法执行,更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波兰的转型。后来,我们逐渐形成一个专业的团队,其中许多人在西方得到了很好的专业教育。到了1989年,这个团体的一部分成为政府官员,开始实施“激进改革”。

当时波兰没有了所谓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束缚,打破了政治障碍,我们可以往前走了。虽然波兰在经济方面表现很不好,没有经济实力,又有金融危机,但还可以做改革,发达国家也支持这些改革措施。改革时我们经常雇佣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我们这个团队非常年轻,有活力,所以做得比较快。在两年半时间里,完成了许多重大改革,解决了财政赤字、外债高筑及通胀加速的恶性循环等问题。

转型之初一位中东欧事务观察家指出,经济改革的成果只有在6年后才可以显现,可是波兰用了不到3年时间,经济就开始恢复为正增长,增长率甚至一度超过6%。2007年波兰人均 GDP已经高达16600美元,完全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2008年爆发了世界金融危机,波兰也是欧洲国家中经济表现最好的。

《财经》:在俄罗斯主持“激进改革”的同样是年轻人,如盖达尔总理年仅36岁。可是,在那里“激进改革”的效果并不好,此后很长时间俄罗斯经济下滑。许多批评“激进改革”的人士往往以俄罗斯为反面典型。

巴尔采罗维奇:确实,俄罗斯也有一个年轻的改革团队,他们还到波兰来学习我们如何执行改革措施。所以,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可惜他们的时间比我们短,盖达尔总理执政只有一年半时间。他们的障碍主要来自议会。当时俄罗斯议会还在原共产党人的掌握中,他们阻挠改革。另外,俄罗斯面临的历史问题、国际问题太多,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处理经济问题。所以,俄罗斯的GDP减少了,生活水平也一度下降。可是,一个人生病了,如果不做什么治疗的话,肯定会更差。

捷克1991年开始实施“激进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经济严重衰退,但是不到三年时间经济开始好转,1994年捷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2006年捷克被世界银行列入发达国家行列。到2010年,捷克人均GDP18288美元,世界排名38名。实施“激进改革”的波罗的海三国的经济转轨也都很成功,三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认,波罗的海三国由于进行了成功的改革,才得以摆脱危机,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势头。

总之,就前苏东地区各国而言,“激进改革”的国家在中长时段上付出的总代价一般要小于“渐进改革”的国家,转轨后的新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条件,那些一直“渐进”的国家则新旧问题纠缠,发展缓慢。

我们一直对转型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跟踪研究。20多年积累的大量数据证明,“激进改革”可以迅速改变经济体制,在新的体制下经济可以迅速恢复增长,所以“激进改革”是比较好的转轨办法。

“政府要减少干预,让经济自由发展”

巴尔采罗维奇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得很快,不是因为政府拯救企业,而且放弃了救企业的老方法,让市场发挥作用。“中国本来还可以发展的更快,由于政府对于国有企业仍然采取某些支持政策,使得市场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中国还要继续发展,就要改革旧有的经济制度。一句话,政府要减少干预,让经济自由发展。”

《财经》: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波兰实行“激进改革”,中国却实行“渐进改革”。您如何评价这两种不同的转型方式?

巴尔采罗维奇:中国和波兰等东欧国家情况不同。

在三十年之前,中国的进步很慢,而且因为经济的原因,饿死了几千万人。但是和波兰等东欧国家相比,中国改革之初的基础条件要好得多:因为中国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民,通过农村改革,很快就改变了经济面貌。俄罗斯和东欧的农民很少,很难做什么改变,而且这些国家科技水平比较高,所以是完全不同的改革起点。

另外,中国在改革初期也没有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波兰和苏联都有很高的膨胀率。在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有很多有钱的海外中国人可以给中国大陆带来大量的投资。波兰也有许多海外波兰人,但是没有海外中国有钱人那么多。至于其他东欧国家更没有这样的条件,俄罗斯的资本只有外流,缺乏投资。因为情况不同,所以必然采取不同的转型方式。

《财经》: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有人称之为“中国奇迹”。您如何评价“中国奇迹”?

巴尔采罗维奇:其实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以前的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一样,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只是因为中国体量很大,是一只庞大的“亚洲龙”,谁都感到惊讶。欧洲没办法有中国这么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因为我们是从比较高的阶段开始的。我们没有中国这么好的发展背景,中国储蓄率比较高,而且可以用这些储蓄额投资企业。

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从八十年代以来发展很快,是因为有“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对我来说,“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政府对企业采取拯救企业的办法。如果一个国家很穷,而且保护国有企业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很大,那也没有办法发展了。中国之所以发展得很快,不是因为政府拯救企业,而且放弃了救企业的老方法,让市场发挥作用。中国本来还可以发展的更快,由于政府对于国有企业仍然采取某些支持政策,使得市场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中国还要继续发展,就要改革旧有的经济制度。一句话,政府要减少干预,让经济自由发展。

《财经》: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是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改革?如果需要,中国的做法有有何不妥呢?

巴尔采罗维奇: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作用必不可少。因为在转轨经济中,国家资源比已建立的市场经济更为有限,国家选择适当的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战略的时间相当有限,国家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行政体系及专业的公务员队伍。同时,国家税收下降与支出大幅度上升,影响了政府实施经济权力、对经济进行调控的能力。

其次,在转轨经济中,制度重建的任务十分艰巨,国家不得不集中精力制定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界定与保护产权、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市场经济所需的社会基础设施,如独立的中央银行、股票交易所等。

很显然,这些任务并不意味政府要取代市场的作用,而是要为自由市场创造良好的环境。一旦这些任务完成以后,政府就要严守边界,不能干预市场的自由运转,否则就会扰乱市场信号,甚至引发经济危机。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新的教训。

《财经》:对于金融危机的起因,有许多互相矛盾的解释。在你看来,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巴尔采罗维奇:金融危机之所以在全球蔓延深化,根本原因在于其爆发于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造成危机的主要因素是政府管理存在缺陷,可以说都是政府的问题,而不是市场经济有问题。例如,西班牙的银行监管很有问题,银行听命于政府,政府决定谁应该得到贷款,结果银行去做了很多没有效益的项目,引发了欧债危机。

市场经济会不时发生波动,这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应该关注如何能减少经济波动,但是不能妄图以政府的行政干预来避免经济波动。事实上,要解决本轮经济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增加政府干预,只会使得市场更加紊乱。

“最重要的是司法独立”

“看企业家害怕什么,就能知道是哪一种政治系统。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制的市场国家里,企业家唯一害怕的就是法律。”在巴尔采罗维奇看来,有些改革必须有完全正确的政治系统才能执行。在政治方面,中国仍然有旧体制的影响,而且这些旧体制和经济自由存在冲突,“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改革,这些冲突一直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合,未来的经济改革也没有办法实现。”

《财经》: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表现很好,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现在有些经济学家预测,20年以后中国的GDP超过美国,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巴尔采罗维奇:中国之所以保持那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是因为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中国的发展速度会越来越缓慢,而且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优势很快就会丧失,与美国的差别会越来越大。

《财经》:就是说,在你看来中国不可能超过美国?

巴尔采罗维奇:也可能。不过,要用更长的时段来考察一个国家。30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比美国好,是世界第一。但是此后中国开始走下坡路,可是直到100多年前,中国GDP总量仍然是世界第一。这说明,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要更加好地观察,而不是遽然下结论。

《财经》: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正是因为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才能够发展这么快。

巴尔采罗维奇:如果中国不是接受了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有如此快速的发展。对于我来说,社会主义就是由国家控制经济、控制企业,但中国已经不是这样了,虽然中国仍然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波兰的经济发展比较快,因为企业家不会害怕警察和搞政治的人。看企业家害怕什么,就能知道是哪一种政治系统。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制的市场国家里,企业家唯一害怕的就是法律。有些改革必须有完全正确的政治系统才能执行。波兰除了经济改革,也有政治改革。在政治上,波兰改变了宪法、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废除新闻检查制度,实行司法独立、自由选举,所以,在我们波兰没有“裙带资本主义”现象。

据我所知,中国现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尤其是利用公权力腐败很严重。那些握有权力的人不但自己可以牟取经济好处,他们的儿子、孙子也都很有钱。所以中国经济尽管发展很快,但是政治腐败值得重视。经济、政治对人民来说都很重要。

《财经》:对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各界也有共识。

巴尔采罗维奇:中国改革以后,公民可以自由地做生意人,很多人从事经营,已经有好几千万人从穷人变成了比较富有的人,也从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经济的自由。但在政治方面,中国仍然有旧体制的影响,而且这些旧体制和经济自由存在冲突。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改革,这些冲突一直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合,未来的经济改革也没有办法实现。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司法独立。其实历史上有一些国家没有政治改革,但是实行了司法独立,同样获得了快速发展。韩国在实行民主改革之前,司法就获得很强的独立性,台湾也是如此。

《财经》:您的意思是,在实行民主改革之前,可以优先推进司法独立的改革吗?

巴尔采罗维奇:司法独立很重要,香港的司法独立做得好很,虽然没有民主制度,但是有经济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有司法的保障,所以香港的经济发展很快。假如我是中国的政治家,就会在自由选举之前,首先完成司法独立(笑)。

[1] 《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著,刘晓勇、应春子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2]《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 ,林毅夫、蔡昉、李周著,格致出版社作2014年9月第1版

[3] 《社会主义体制》,(匈牙利)雅诺什·科尔奈著,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来源:《看中国》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