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老师,11月22日是蔡定剑老师四周年去世纪念,曹老师得空写篇大作吧。”

接到兄长调侃活泼的微信消息时,自己刚结束与几位朋友的酒吧小聚,正沿外滩隧道一路下行。读罢兄长的慨邀,心头一凛,些许昏沉一扫而光。匆匆在和平饭店边上寻了个座位,看着夜色昏沉、灯火璀璨,眼光却慢慢模糊,周遭的声响变得低沉,街衢的喧闹也显着疏远。眼下那法国梧桐所架起的市民生活空间本该是略带促狭的,但在此刻的自己眼中,其间生发出的情怀却显然属于一个更加广袤浩远的时空。那是2010年11月22日至今转眼而逝的四年光阴,那是1978到现在白驹过隙的三十年时间,那是十九世纪到当时当刻的久远年代。

蔡老师去世至今,竟然已经四年了。

还记得那个日子,2010年11月26日,当时的北京已经为浓浓的寒意笼罩。在昌平的宿舍里,自己难得地早早从床上爬起,穿上冬衣,和国栋、睿骞两位朋友聚会在919支6的车站,等候着进城的公交车。我们三个都不算习惯早起的人,对我来说,尽管入读中国政法大学已经三年,昌平的清晨仍然很有新鲜感,我不禁打量起周遭,看着吁出的空气凝聚成白雾,看着初冬的寒霜凝结满枝头,想起帕斯捷尔纳克,“我围着围巾用手掌护着脸,透过气窗对着孩子们呼喊,亲爱的小朋友,咱们这里,是第几个千年”。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钱钟书先生曾为“诗中有画”的故见辨异,区分出诗的寄寓和画的表达。此时此刻,自己的眼下是情与景的互相写意。

是的,能够让我们几个朋友早早起床、齐齐进城的事情,恐怕也只有送蔡定剑老师最后一程的事情了。

已经忘记了在公交车上攀谈的内容,应该是估摸参与者的多寡、仪式的程序吧。三个人话不多,车上人很少,转二号地铁又一号地铁,终于按照预定时间到了八宝山。其时,我们似乎还在怀疑自己能不能在偌大的八宝山公墓寻到蔡老师仪式举办的具体地点,当然,这是杞人忧天,一进现场,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人头攒动的所在,大家衣着不同、形象各异,估计行业差别不小、也未必一同过来,但是显然“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循人流走向,在队伍末端排了起来,然后,就是无数次的“原来你也在这里”了:有法大的同学故交、有学界的前辈师友、有媒体的记者编辑,更多的,是一些衣着朴素、形象朴实,但是表情坚定的朋友们。问身边同学,他说,“这些都是社会上的人吧”。

此处“社会”的表述颇有中国特色。凡近几十年,在中国的生活语态中,“社会”往往代表着生疏、久远,和血缘至亲、身边故友、同学同事相区别,更深一层而言,“社会”上的人和自己的熟人都被笼络在全权的体制之下,却又被其划定的区隔分别开来,在小的生活体中,人人各安其事、互不相干,集会、社团都涉敏感,这样一来,述之以“社会”,近似于保持以距离。死生亦大矣,能够主动去葬礼吊唁的多半相熟,“社会”上的人自然显眼。

据同在现场的陈宝成先生讲述,来到葬礼现场的“社会”人士,多数得益于蔡定剑教授所推动的系列宪法研究与实践,这里有受益于反歧视行动、从而在求职就业上渡过难关的年轻人,也有为子女讨回了公道,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宣示得以实现的老人。不错,在理论和实践的两个向度推进基本权利的保护,正是蔡定剑教授念兹在兹的事业,也是他的重要遗产。在他的尘世历程里,蔡定剑教授锲而不舍地推进了包括反歧视、劳工权利保障、选举权等多个方面的宪法问题研究,这些研究与他的自身经历和感知息息相关,又与他对民生疾苦、社会变动的敏锐感知关系密切。为此,他的热情发自于心而形诸行动,他的工作则推己及人而惠泽四方。正如萧瀚先生的评价,“宪政是经世之学,本就该是’朝市显学’甚至’俗学’,要在现实中推进实践,断无’荒江野老’可成就之理”。(萧瀚:“蔡定剑”,《新世纪周刊》“逝者”栏目,2010年第47期,2010年11月29日)蔡教授以敏锐的嗅觉把握到了基本权利问题之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意义,并将其视为他工作的重心之一。

基本权利问题从来都是宪法学研究的大问题。放眼外洋,相关研究蔚为大观。对于其中比较古旧、被讥笑以”第一代人权“的部分,有学者更是不屑一顾,认为相关的“书已经写完了”,视之为三流货色、配不上自己的一流心智。但在对土地和人民满怀深情的蔡定剑这里,他看到了中西之间的差异,看到了为基本权利的相关话语所困惑、迷茫的中国人,看到了在生死疲劳间挣扎的“生民百姓”,并且果断地以基本权利切入,寻找到了以宪法之道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抓手和径路。

权利,面对这个曾经被严复主张以“民直”以对译的词汇,中国学者往往怀着复杂的心情。它曾经是中国学人革故鼎新、清除专制神学鄙陋的召唤、是公共知识人推动社会改革、护佑政治清明的武器,也曾成为食洋不化的代名词、争讼成风的症结。和其他学者不同,蔡定剑不是作壁上观的“外人”,并未采取“冷处理”的分析径路,也不是自命不凡的“圣贤”,满嘴“微言大义”的讥讽,而是在现实问题与公共话语的层级上,综合古今中外的制度设计和安排,观察现实政治的表达和实践,从而为普通公民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为律师、公共知识人、媒体人提供便捷有利的指引,为政府内的有识之士提供朝野之间的参考。基本权利的言说,虽然往往与国事家事天下事相关,但是蔡定剑所推动的基本权利的实践,却和平凡生活中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密切关联。找工作时的困厄,为大学生切身感受。车辆限行的苦楚,有车一族心有戚戚,这些看上去不够高大上,却足以滴水穿石地折射出宪法精神的问题,正是蔡定剑在公共表达中所致力的,也是他在实践中所推动的。(蔡定剑教授的平等权研究可参看士编著:《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及海外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氏编著:《中国就业歧视现状及反歧视对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蔡定剑教授对政治改革的评论可参看氏著:《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氏著《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说来有趣,恰恰在中国,基本权利的个体化、碎片化特征,往往与现代学术中被标签化、妖魔化的现代性症结相切合,总是招来假道学的咒骂和鄙视。不错,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中,随着现代的展开,问题开始多于答案,奇诡渐渐多于平常、“礼崩乐坏”成为遍及当下的慨叹,于是,学者通过建构现代社会理论的方式加以反思,其中的部分或许以古典传统为比照,探索永恒不变的问题,又有部分或许在现代社会内部寻找对立与统一,并分析规律的一般与例外,不管怎样,随着现代的时间感的形成,现代社会的划一预设成为了某些时候不言自明的叙说,对此的批评也在所难免。问题在于,以求真为旨趣、以学术规范为标准的研究工作,并不能与现实政治完全划上等号,那些在现代社会模型里或被视为原子、或被视为浮萍的个人,恰恰可能在“本真的当下”汲取《君主论》的智慧、《理想国》的蓝图,并且在人际成功学乃至厚黑术的笼罩下开展行动。略带诛心的说,试图混同学术和政治的本质性差异、以学术名义将政治问题加以扁平化、中性化处理的人物,往往暗藏着泛政治化的野心。原因很简单,这种做法,恰恰缺失了反求诸己、虚心切己的精神,而这恰恰是学术的根底所在。(参看张辉、曹勉之:“解释学与读书人的虚心切己之道”,《跨文化对话》33辑,三联书店2014年版。)

回到基本权利问题上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理论和实践并重,研究与操作并举的做法,恰恰为弥合一些“人造”的思想难题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思路。就像不跳入水中永远不可能学会游泳、却往往会更加恐惧游水一样,基本权利的自说自话走到了一定程度,结果往往是鬼话、疯话,而超越这一悖论的路径,恰恰是行动本身。此刻八宝山公墓云集的人众,多半出于受蔡教授行动的感召:同事与学生目睹着蔡教授的一路走来,律师、媒体人不少都受过蔡教授的培训和教育,而那些在中国的民间版“平权行动”的人们,不管他们之前是否对宪法有过兴趣,之后是否还会依然关切这个国家的宪政之路,更是因感激而来,并且满心崇敬。

追悼会的仪式简朴而肃穆。把白花戴上胸前,把资料拿起翻阅,排队在后面,等着向遗体鞠躬。一路等着,看到了首都学圈,不,中国学术界的不少杰出人物。首都各大法学院的院长都先行敬礼,多位其他学科的知名教授由于慕名神交也在前送行。人群中,甚至有耄耋之年的江平先生,当时先生有恙不久,脚步略显蹒跚,仍然执意要亲自敬礼,并且要接受媒体访谈,一诉哀思。

等排到我们时,追悼会已经接近尾声,还记得那几天算得上“天寒地坼”,寒风刺骨,在公墓的户外久站多时,往往冻得直打哆嗦,当返身走出灵堂的时候,我们的头上正顶着那轮仍然笼罩在薄雾中的太阳。日光晦暗不明,几乎没带来什么温暖,我们只能把领子都立起来,对抗越来越烈的寒风。出来路上,碰到同来吊唁的萧瀚先生伉俪、赵继成先生等几位,嘘寒问暖之外,总是不知道怎么提起逝者才算合适,自己说,“想到会有很多人前来,但是没想到竟然是如此盛况,先生在天有灵,不知什么感受”,萧瀚先生答以,“为人如蔡老师,当然有这么大的面子”。

“河海不捐细流”,团结各界力量,同样是蔡定剑教授的事业与遗产。对于很多和蔡教授接触过的人而言,他的坦率、真诚和无私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蔡教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阅历,他的交往不可谓之不多、人脉不可谓之不广,上至庙堂高官、大理正堂,下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他都有机会接触。难得的是,他不但把握了难得的机会,还以百倍的热情和诚意与这些人交流、沟通,并且将他们的意见转译到自己的表达中,输入到宪法研习的内容里。(这些作品包括并不限于下述,如蔡定剑、王占阳主编:《走向宪政》,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氏编,《宪政讲堂》,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氏编《转型社会中的热点论坛》,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等)

作为头衔的“教授”,有着鲜明的外洋气息和新学背景,但自几次变法图强,西方大学制度被引入古老的天朝以来,教授往往被民众拟制成古典政制体制中博士的一脉嫡传,和中古以降中央、州府的儒学、府学等机构中的教授混同对待。也难怪,或许自周公制礼作乐以降,天朝知识人就挣扎在仕宦一体的传统中,沉浮于权力密码编织的话语里。凡关乎天理人情、世道人心,天朝知识人难以借助祭司、教父等精神权威的帮助于尘世生活之外寻求超拔的路径,从而构造出彼世的结构以对抗此世。相反,他们只能“螺蛳壳里做道场”,在官方话语的有限空间内,寻求解释性转换的可能。

这样一来,当酷吏执法严峻、用刑严酷时,有的知识人以接续道统、诠释经典的方式营造另类的意识形态对抗轴,为私人生活探索空间;当专制收紧、宦僚扩张时,有的知识人以得民行道、聚会结社的方式建设自由的社群,为中间阶层的兴起探索出路。进而言之,历史上的天朝知识人的关切并非站在尘世对面,对抗一元权力;而是融入秩序之中,平衡权力诸元。这样,当西方新潮涌入中国,大学独立、教授自治的美好蓝图往往被某些为传统弊病所害的人“创造性误读”,小则倨傲于群贤,以专家之名藐视知识、回避批评;大则汲汲于现实,奔走权贵之家、应和时髦之语。

这下子难办了。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的原则不容动摇,但是越来越多的“搅屎棍”也让人无法容忍。而蔡定剑的教授之风,毋宁说是这种症状的解毒剂。心怀学术精神,但不忘世俗良知,关切前沿问题,但不变始终关怀。对于越发地被冠以“砖家、叫兽”之名的学术人来说,直面问题、认真对待的精神尤其重要,而这种精神不仅需要学术的基础和掘进,还需要为人的虚怀和坦荡,做事的低调和务实。回顾蔡定剑教授在法大的教学和科研,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践行这样的精神。(拙文“蔡定剑是谁”,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评论》2011年1期。)这种精神足以打动“变革中国”这出大戏的观众、甚至足以影响其他的剧中人。

转眼之间,时间走到了2014年,故友多分散,天涯难比邻。睿骞兄早远赴克莱蒙特研习美国政治,国栋兄在中欧法学院深造有年,不久前也去汉堡读博,而自己从军都山下转战未名湖边,如今又南下到黄浦江畔,感受着十里洋场的八面来风。12年毕业后,我们三人竟然未有齐聚的机缘。借网络的交流,或也慨叹过去四年的人事变迁:蔡定剑教授的追悼会几乎是我们的法大记忆的转折点,在会上,我们见到了无数熟悉的面孔,沉迷于某种可能与不可能,然而在此之后,星辰斗转,有编辑故友年纪轻轻却不幸离世、有启蒙恩师飞来横事即远离讲台,有亲朋故交一面之后竟陡然失联,有同程旅伴走走停停终于失散。

大梦谁先觉,过去几年,政治态势大变、学界形势也面目全非,有时,我们甚至会想念那个时刻,那个悲伤、痛苦却又光荣的时刻。这毋宁说是一个吊诡:蔡定剑教授为事业奉献一生,即使在葬礼上,仍然能为他的事业释放出强大的能量——让社会各界同时感受他的理想、思索未来的道路;但是,这场高贵的行动却又迅速消弭无形,在此之后,仿佛街市依旧太平,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有什么变化,恐怕只是“世间少了一座宪政明灯”(贺卫方教授语)而已。

谈起李太白,杜甫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嗟叹之。过去的四年里,蔡定剑教授的声名倒也不算沉寂。他的部分作品仍然为学者所阅读,他的时评有时还会在微博、微信上被重新翻出来,他的精神则通过蔡定剑宪法学奖学金、人大议会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等载体得以留存,就连自己那篇在老师去世不久草率成文的“蔡定剑是谁”,竟然都变成了铅字,在网络上也有着不小的传播量。这毋宁应归功于蔡教授杰出的问题意识。严格来说,本着罗伯特·达尔等民主理论立学的蔡定剑教授,所涉领域不算前沿、理论框架也并不出奇,在如今百花齐放、渐入深湛的学术界,当然容易遭到争辩,其学术探索亦终为后人所超越,但是,这种超越恰恰证明了他的独特眼光,即在世事的错综中所寻觅到的“中国问题”,由此而言,这种超越乃是巨大的光荣。(参看蔡克蒙:“我的父亲蔡定剑”,《南方周末》2010年12月3日;氏文“写给父亲蔡定剑”,《博客天下》2011年11月16日刊。)

在学术眼光和为人风度之外,对于现下的学者而言,蔡定剑教授还有一项重要的遗产值得继承,就是有为与有守的“巧妙”平衡。近二十年来,有为与有守往往相互反义、难以共存,甚至走到了相反极端:有为者最终变成了汲汲于功名利禄的人物,往往精熟于朋党之道,却少有底线可言;而有守者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逃遁世俗纷争,反而对有所作为者冷言冷语。作为和持守倘若相互撕扯、不能共融,那么社会势必被撕裂,道统必然被抛弃。当然,有为与有守的平衡往往不是技巧使然,两者的连接点是为所当为:一个人应当深知自己的使命,并且以此度量自身的行动,行动既不是知其可为而为之,亦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与不可的判断都是事先掂量的结果。由此而言,“巧妙”二字似乎错置了。

不过,倘若换一个角度来看,无论使命本身多么高尚,其实现的过程都是一时一地的具体行动——从而在一次次的行动中兼顾有为与有守,甚至在其中体现出某种程度的有趣来。这当然需要某种外观类似于技巧的东西。因为,这要求一个人同情地理解官方决策,但不逾越良知界限;批判地思索法政学术,但不偏离常识轨道;并在可能的悖论处,以行动超越之。在兼顾有为与有守的意义上,蔡定剑教授也许并非先行者,甚至在历史上观察,光芒也难免暗淡。在他之前,有许多更为优秀、更为伟大的人物。两百年前,当天朝上国以戏剧性的方式遭遇现代西方时,这种平衡之道就已见端倪。它的萌芽蕴藏在清儒的著作中,并且可以在郭嵩焘、陈宝箴等开明士大夫身上见到痕迹。这就是:对中国问题怀有深切关怀,对现代西方的先进思想保持开放态度,视政制为国家之“用”,不变“中体”的底线,寻找改造王朝政治的路径,并且直言不讳地陈述建议或以身作则地加以推行。在他们的同时代,康有为等政治浪漫主义者们似乎更加光芒夺目:后者往往有更加丰富的理论储备,更加周全的改革蓝图,更加爽利的观点表达。何况,郭嵩焘《使西纪程》应诏毁版、前程尽毁,陈宝箴改革遭阻、备受责斥,对于这些在成全别人的同时也严守底线的人物而言,现实代价不可谓不惨重。不得不说,这条道路的尽头或许有鲜花满眼,但是行程中却是与荆棘相伴。

近三十年里,随着牗户重启、心智重开,古今分野重入视野,中西之辩再上台面。百年前的历史仿佛又重演了一遭——士大夫精神被翻译成“时代在召唤”的时髦语言,用以激励青年学子。但不容否认的是,士人群体的社会基础已经被彻底解构,再谈“觉民行道”,民在何处,道何以行将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群体记忆的内在逻辑也被重新改写,“想象的共同体”会是什么样子,恐怕朝野两端都心里没谱。倘若今天重谈“中体西用”,对中体的底气和自信怕和晚清一代无法比拟。“缺啥补啥”,这或许也是执政党强调中国特色、中国主体性,并矢志推进“法治中国”的用意所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制学说已经可以被学界避而不谈,更不意味着个体中国人的命运可以在公共话语中被弃如敝屣。重审当下,当知识人再次主张政制的改造,再次推进政制的改造之时,虽然少了“日月换新天”的激情澎湃,却也多了端赖“常识、常理、常情”的审慎与智慧,这么一看,我们虽然生活在巨人消弭的时代,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此时此刻,夜色渐渐深沉,外滩钟楼的“东方红”音乐又一次响起。已经是夜里十点了,灯火似乎更显辉煌,观景大道的人潮仍然汹涌,经济繁荣的五光十色之下,似乎无人愿意对这音乐停步倾听、认真反思——这似乎正是中国模式的缩影。码字已经数个小时了,我舒展了下身体,目光恰恰和对面的人遭遇,他正举起酒杯,要将杯中红酒一饮而尽,看到我,他微笑,“A la paix mondiale!”

世界和平,这怕已经不是最时髦的祝愿了吧。很快,这座都市又将进入另一个无眠,一如这个国家。

参考文献

[德]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三联书店2013年版。

王焱:“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演变——以康有为为中心的考察”,载氏著《社会思想的视角》,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曹勉之:“克里俄的庇佑与身披丝袍的正义:比较法视野下的欧文诉李普斯塔特案”,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2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来源:法律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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