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东方人不信上帝，所以大多数独裁者——譬如皮诺切特的那位偶像——都得以善终，不过天日昭彰，报应落到了其子孙头上。终是一种命数。
他逃过了暗杀，逃过了审判，逃过了众叛亲离，却终究逃不过死神的诅咒。2006年12月10日，智利前总统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病逝，终年91岁。巧合的是，这一天恰是“世界人权日”。批判者眼中的“大独裁者”死于此日，颇具反讽气质，不知有几人想起了因果报应之说?
我却想起了三十多年前那个肃杀的日子，那个智利政治史上的“9.11”。一身戎装的皮诺切特越过硝烟与废墟，越过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尸体，走上了智利总统的宝座。
聂鲁达与阿连德
1973年，两个智利人的死亡裂开了这个国家的历史伤口。
9月11日，总统阿连德死，死因不明。
12天后，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死，死因同样不明，一说病逝，一说他杀。
聂鲁达在智利文学史上的地位，大约相当于鲁迅在中国。而他对政治之河的涉入程度，则远过于鲁迅。冷眼红尘的鲁迅只是隔岸观火，偶尔湿一下鞋;聂鲁达则积极多了，他投身民主运动，加入智利共产党，参选议员，因反对被右翼极端分子控制的智利政府而遭驱逐，到苏联捧斯大林的臭脚——他至死仍在歌颂斯大林：“我的立场是，在我所不了解的斯大林时代的阴云之上，我的眼前出现了头等人物斯大林，他有原则而善良，像隐士一样简朴，是苏联革命的伟大捍卫者。另外，这位大胡子的人在战争中变得巨大了，他的名字被人们挂在嘴边。”(《我曾历尽沧桑——聂鲁达回忆录》)
因为同属左翼，有共同的政治信仰，据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聂鲁达乃是阿连德最好的朋友之一。1969年，共产党提名聂鲁达为总统候选人，他却主动退出竞选，转而支持同一阵线的阿连德。1970年，阿连德当选总统后，任命聂鲁达为智利驻法国大使，算是酬答。朋友加战友，捆绑了两个人的政治命运。
阿连德比聂鲁达小4岁。论出身，倒是聂鲁达更根正苗红，其父是铁路工人，阿连德则出自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他的专业是医学，1933年，毕业于智利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鲁迅弃医从文，是为了医治国民性;青年阿连德弃医从政，是不是立志医治整个国家?他加入社会党，很快取得该党的领导权。1952年、1958年、1964年，他三次竞选总统，皆告失利。他开玩笑说，自己的墓志铭应该这么写：“下一任智利总统长眠在此”。
说这句话的阿连德像一个悲情的先知，他早早预见了自己的悲剧未来：纵然他登上了总统的宝座(据说，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通过合法化的选举程序而成为总统，阿连德是第一人)，却暴死在总统任上。也许，还不如永远做“下一个”。
1970年，智利总统大选，阿连德所在的社会党联合共产党和激进党，组成“人民团结阵线”，联袂出击，斩获了36.2%的选票，美国政府支持的保守派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获34.9%，政治色彩居于二者之间的基督教民主党(代表中产阶级)所推举的候选人拉多米罗·托米奇(Radomiro Tomic)获27.8%。阿连德以微弱优势领先，可所获选票未达半数，依智利宪法，还需进行一轮选举，由议会从阿连德与亚历山德里这一组老对手当中选一人作为总统。势力均衡的双雄相争，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此刻，基督教民主党的态度就十分关键，身为第三大党，它在议会有足够多的席位决定总统权杖的归属。最终，该党选择阿连德，然而秘密约定了前置条件，即阿连德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不得破坏智利宪法的任何条文，“保证民主”使军队非政治化，政府不得没收新闻媒体等。可见，即便暂时结成了同盟，基督教民主党对一向左倾、激进的阿连德依然不太放心，所以强加了这一道政治紧箍咒。
可惜，这道紧箍咒只能禁锢阿连德，却无法禁锢智利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暴风骤雨。当山雨欲来，一波接一波的惊天剧变，早已挣脱了阿连德政府的改革之手。阿连德不仅未能当成时代的推手，反倒被时代的车轮碾作了红色的尘土。
就像中国改革号称“中国特色”，阿连德宣称，他施行的政策乃是走“智利社会主义之路”。其改革的关键词，也许老一辈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工业国有化、土地改革、重建分配体制。其实，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铜矿和银行等重头项目收归国有并无不可，但这里涉及到一个对原持有者的补偿公正与否的问题。智利有不少矿业公司，皆由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所投资。阿连德政府经过核算，认为这些外国资本家多年以来从智利所赚的利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投入，权衡之下，他们还欠智利人民的钱呢，于是，一律不予补偿。这一招，严重得罪了国际经济市场。一两年后，国际铜价持续走低，从1970年高峰时期的66美元/吨下降至48-49美元/吨，因智利经济属外向型，其GDP中40%依赖出口，且它是世界第一铜出口国，比重之大，关系国脉民命。被国际市场的经济与政治巨鳄(很可能，其后黑手是美国佬)这么一报复，智利经济便乱了阵脚。
再说土改。智利的土地改革，自阿连德的上一任，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执政期间就已经展开。弗雷竞选总统之时，曾经许诺，要让10万农民拥有土地。当选后，前三年(1965-1967年)，平均每年没收45万公顷土地;后三年(1968-1970年)，则达71.8万公顷。依此走势，稳步推行，前人种树，后人正好乘凉。阿连德政府却要搞大跃进，好似三年赶英超美，一举翻天覆地，仅在1971年，执政府所没收的土地比弗雷政府六年之总和还要多。最可怕的是，没收地产主的土地，本应由土地改革协会领导进行，殊不知事态迅速恶化，一发而不可收拾，农民翻身做主人，往往自行决定怎样没收土地。对此，政治旗号便是为工农服务的阿连德政府怎么可能干预呢，只能默许。这下地主不干了，便组织武装保卫自家的土地庄园。土改改到最后，沦为农民及农业工人与地主之间的武力冲突，政府束手无策，局势完全失控。
“我不是所有智利人的总统。”1971年1月17日，一次公开讲话，阿连德如是说。此言严重不合时宜，只适合憋在肚子里。那么，阿连德是哪些人的总统呢?首先是工人们。他履任之初，便将所有工人的工资增加了35-40%，其中一部分是为了补偿此前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失。为了防止物价随之上涨，阿连德政府干脆冻结了物价。如此必然打乱供需关系，物价不往上涨，生产商利润大减，哪有心思投入生产呢;同时，老百姓腰包鼓胀，消费欲亦将激增，可日渐干瘪、匮乏的市场无法满足他们充盈的欲望，怎么办?黑市遂告形成。这则不是阿连德政府——乃至任一个正常运转的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市面。然而，他们绞尽脑汁所推出的商品分配制度却无法对付接踵而至的经济危机和政治信任危机。从改革一开始，改革者在智利的病体之上所注射的药物，便同步化作病毒。
在阿连德任期的第一年，基于一系列短视的铁腕政策所生出的奇效，智利经济形势十分喜人。失业率降到历史最低的3.8%，通货膨胀率下降到20%以下，GDP增长率为8.6%，其中工业增长率达12%。可到了1972年，政治近视眼们便尝到了苦果的怪味。冻结物价政策导致黑市上的大米、大豆、糖、面粉等价格飞涨，此年8月，短短一个月里，基本消费品的价格就从190埃斯库多上涨到421埃斯库多(注，智利于1960年1月1日发行新货币埃斯库多，1975年9月29日收回，此后不再流通)，涨幅为120%。再加上政府财政赤字，以至通货膨胀率从1971年的21%增加到140%，至1973年9月，阿连德政府崩盘前夕，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81%。而且，在物价飞涨的另一面，是工人的收入如老牛破车，停滞不前。1973年春天，世界最大的地下铜矿——埃尔特尼恩特铜矿的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阿连德则回应说，矿山已经国有化，工人乃是矿山的主人，不该要求加薪。然而，矿工们要具有多么高的政治觉悟，才能认同这一点呢?认识不到，只能继续罢工。当阿连德政府失去了它的老家底，工人阶级的支持——更不用提反对党的虎视眈眈和国际敌人的兴妖作怪——它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
不妨说，阿连德操之过急的改革，伤害了他所能伤害的所有人。他根本不懂什么叫统一战线，过分激进的决策，逼迫基督教民主党这样的中间党派，曾经的同盟者，一步步右倾化，直到与右翼的国家党结成联盟。从政治上讲，尽管打出了民主的旗帜，他却是使用专制化的手段推行民主的观念，这般强行嫁接，最终能结出什么样的政治好果子呢。从经济上讲，国有化政策显失公正，导致国进民退;平抑物价、严控商品等过于短视，只能医一时之痛，却埋下了无穷的后患。一言以蔽之，阿连德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
从1972年起，智利就乱象频生，等到1973年9月，全国性大罢工持续不断，即将发生军事政变的留言漫天飞舞，据说连议会都参与其中，授意军队出面恢复宪政。当一个国家风雨飘摇，依照南美洲军人干政的传统——相对而言，智利所受军政之害要轻于其他国家——军人不出，奈苍生何?
9月11日清晨，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与空军司令古斯塔夫·利等将军联袂发动政变，命令军队开进圣地亚哥(智利首都)的市区，迅速占领了广播电台等要害部门。军方提出，给阿连德一架飞机，请他出国。阿连德不从：“……智利总统决不坐飞机逃走。正如他知道一个士兵该做什么，我知道我将如何履行一个共和国总统的职责。”他更不愿投降，抵抗亦不坚决，起初呼吁工人上街保卫政府，随后改变主意，要他们留守工厂，保持警戒。
此前，阿连德一直对军队抱有幻想，他过于坚信智利所拥有的数百年的民主传统，足以感化、约束军队，使其在任何时刻都能够坚守政治中立——殊不知军队从来与民主无关——所以，当皮诺切特们的子弹与刺刀向他步步进逼，迫使他辞职的时候，他依然认为“军队是阻止或挫败任何政变的最有效的力量”。彼时他若放手一搏，还是可以反弹一下，毕竟在军队当中，有大多数士兵支持人民团结阵线。然而，一而再的政治误判，以及不愿分化军队令他们卷入政治漩涡，导致阿连德的落幕演出极其悲壮：这个悲情的英雄，和他的警备部队、文职人员等支持者，共计37人，与皮诺切特的步兵团及空军，在总统府拉莫内达宫(La Moneda)——一名“货币宫”——展开了激战。
上午9时左右，阿连德在临时搭建的广播站向智利人民发表最后的讲话：
“我决不辞职。我将用一切方式进行抗争，哪怕以生命为代价……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联合——使得智利军队放弃了传统，发动了政变……智利万岁!智利人民万岁!……我相信，自己不会白白牺牲;我相信，这至少给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课，是对犯罪、懦弱和叛国的斥责!”
如此义正辞严，壮怀激烈。比之他的同志杜布切克何如?1968年，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被苏联军队武力罢黜，他说：“你可以摧毁花朵，但你无法阻挡春天。”——反倒更见坚决和自信。
傍晚时分，千疮百孔的拉莫内达宫被攻陷。这场战斗的指挥官哈维尔·帕拉西奥斯将军通过无线电向上级报告：“总统死亡。”
阿连德之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自杀。据其私人医生帕特里西奥·吉洪回忆：“政变那天早晨，我和总统医疗小组的6名医生来到拉莫内达宫，当时军人已经叛乱。下午2时，他让身边人员撤离，当时只剩下他一人，他穿一套灰色衣服，手里拿着一支卡斯特罗送给他的自动步枪，坐在沙发上。我从独立大厅敞开的门里看到，阿连德正向自己开枪，在子弹冲击下，他的身体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当身体倒下时，自动步枪夹在他的双膝之间，鲜血流到地毯上。”——1971年，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智利，呆了一个月，在老而弥坚的阿连德面前，那时只有45岁的卡斯特罗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晚辈呢。他赠予阿连德的礼物是一杆冲锋枪(私人医生说是自动步枪，另有更精确的说法是AK-47，不知何者为真)，枪托上嵌有黄金，上书“送给我战斗中的朋友和同志”。以刀枪为礼，实在不祥。两年后，阿连德便可能死于这支枪下。
当时任内政部长助理，后来逃到以色列政治避难的维加，著有《阿连德的陨灭》。在书中，作者称“从智利军队内部得到的可靠消息”，认为阿连德死于乱军的枪杀：“士兵们冲进红色大厅，遇到 5个人，并立即枪杀了他们，其中一人就是阿连德总统。后来进来了5名文职人员，有吉洪医生的同事帕里斯医生(他后来在圣地亚哥体育场被政变部队拷打致死)，他检查了阿连德的尸体，发现至少有6粒子弹洞穿阿连德的胃部和下腹部。”
1973年9月11日，萨尔瓦多·阿连德的肉身生命与政治生命同时宣告终结。而这一天能被后人牢牢铭记，还要等到2001年，另一场惊世骇俗的灾难爆发。这次的受难区是美国的世贸大厦。风水轮流转，遑论天灾，连人祸都不例外。不知当年与理查德·尼克松前总统一道暗暗支持皮诺切特发动政变的美国人，目睹那一片焕然一新的废墟与尸骸，是否会想起28年前，他们以帮凶的身份，将智利人阿连德送上了天堂?
阿连德死亡的这一天，原本与聂鲁达有约，一同出席Cantalao中心的揭幕仪式。彼时身患前列腺癌的聂鲁达正在临近大海、风景迤逦的智利黑岛疗养。当天凌晨，他早早醒来，从一个阿根廷电台听到圣地亚哥发生军事政变的消息，顿觉不妙。他自伤身世，想起了1936年被佛朗哥法西斯政权杀害的西班牙诗人洛尔迦。次日，皮诺切特的军队前往黑岛，搜查聂鲁达的住宅，试图查寻与智利共产党领导人相关的资料，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带走了聂鲁达收藏的一些烟斗和酒。搜查之时，聂鲁达对士兵说：“你们请仔细环视周围，这里唯一对你们构成危险的东西是：诗歌。”
危机重重，聂鲁达决意到墨西哥避难，他将在墨西哥城向全世界讲述智利的沧桑巨变，讲述他的亲密战友的牺牲与荣光：“无数的装甲车勇敢地对付一个孤单的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他一个人在办公室等待这些军车，陪伴他的只有那颗巨大的心，包裹在硝烟战火里。”然而，这些话只能形诸文字，再也无法从他的口中说出。9月23日，聂鲁达病逝，官方说法是死于癌症。他死的前一天晚上，被注射了一剂致命的针药，据说是镇静剂。次日早晨，聂鲁达开始说胡话，然后休克。再后来，他遭遇了阿连德温暖的亡魂。
马尔克斯说：“(聂鲁达)不是死于幻想的破灭，但他离去时，确实饱含深深的失望。假如他能早一点去世，他的感受会好一些。”诚哉斯言。
也许，聂鲁达与阿连德在天堂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耳际会响起旧日的吟唱：
“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默，遥远而明亮。”
皮诺切特的权力之路
91年的人间世，18岁从军，75岁下野，在枪杆子与权力交织的宏阔舞台之上跌宕起伏了大半生。皮诺切特的命运，充分验证了一句中国谚语：天道好还，报应不爽。
他不是天生的恶棍。至少在1973年以前，他的生命并无多少恶行可记。他当上陆军总司令，亦非天赐，更非世袭，而是从少尉开始，一级一级军阶踽踽攀爬所得。作为军人，他绝非目不识丁，相反，其人身上颇具文化气息：他在战争研究所当过教授，编过学术杂志《百鹰》(Cien águilas)，精通地缘政治学、军事地理学和情报学，还在智利大学法学院研习了一段时间的法学。
1973年8月23日，皮诺切特出任智利陆军总司令。十余日后，使用武力解决了阿连德政权，成立军政府，由陆军、空军、海军与警察队伍各派一名代表，轮流执政，这是内部分权，有几分中国式共和的意思。这种分权机制建立在博弈诸方实力均衡的基础之上，一旦某一方坐大，分权便滑向集权。皮诺切特很快就大权独揽。1974年6月27日，他自任总统，军衔提升到“大元帅”。由此，持续运转了四十多年的文官政府体制被迫中断，智利进入了军事独裁的黑铁时代。
毋庸置疑，在所有的政制形式当中，军政是最坏、最危险的一种，不论作为政治者的军人隶属于某个政党、某个家族、某个宗社，还是某个寡头。这不是对军人之职业存有偏见，而是对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对一切暴力——无论它的强弱，亦无论它的性质——的恐惧与深恶痛绝。军人距离暴力最近，很可能距离暴政也是最近，近到我们不得不时刻敲响如临深渊的警钟。这是评论皮诺切特的第一点前提，必须先行明确。
第二，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过绝不能相抵，哪怕他有九分功，却要为那一分过错买单，接受法律与民意的公正制裁;反之，哪怕他恶贯满盈，只要对国家社稷有一分功，该肯定，还是要肯定。其实，不单是针对政治家，在法治社会，对任何一个公民而言，功过都要截然两分，你救过一百个人，但你杀了一个人，可能被判死刑，这时能否用你的煌煌功绩抵消严酷的刑罚呢?假如可抵，那么经常救人的医生和警察便可以肆意妄为，法治沦为菜市场的买卖，公义几毛钱一斤?
皮诺奇特的一生功过怎么划分呢，三七开，还是四六开?他掌权以后，大杀四方，名义上是祛除阿连德政府的政治流毒，所杀之人多为人民团结阵线的骨干分子，一旦杀红了眼，哪还分得清亡者身上的政治标签，抑或压根就不愿分清，只要是政敌或者有可能成为政敌，一律杀之而后快。官方对死亡的说法，不是“处决”，而是“失踪”。据智利“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1991年发布的调查报告，皮诺切特执政期间，失踪者共计3197人。而在1973至1979年间，至少有2.8万智利人因受到军政府的迫害而流亡海外。
三千多失踪者当中，上至叱咤风云的将军和政治家，下至默默无闻的平民，不一而足。这里且说几个代表性的人物，譬如前总统、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爱德华多·弗雷，他曾支持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后来主张恢复民主，故被报复杀害，与其命运近似者还有劳工领袖卡佩尔·希门内斯;卡洛斯·普拉茨，曾担任智利陆军总司令，系皮诺切特的前任，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死于智利国家情报局策划的汽车炸弹爆炸;阿连德政府内阁成员，智利驻美国大使奥兰多·莱特利尔，在华盛顿遭汽车炸弹袭击身亡，美国司法部追查此案，发现有确凿证据证明是智利国家情报局指使其特工和古巴流亡者实施的爆炸;民歌手维克托·哈拉、激进的自由作家查尔斯·霍曼等，他们在智利“9.11”后不久“失踪”于国家体育场。
还有一位当时并不怎么出名的人物，名叫阿尔韦托·巴切莱特，任空军准将。由于他忠于阿连德政府，拒绝与皮诺切特合作，结果以“叛国罪”被投入监狱，严刑拷打致死，终年51岁。他有一个女儿，那年22岁，正读大学四年级，已经加入了阿连德领导的社会党。受父亲牵连，此女曾被关进有“集中营”之称的格里麦尔迪监狱。三十多年后，她当选为智利总统，乃是智利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这就是米歇尔·巴切莱特。
对于持不同政见者，不是杀头，就是流放。当年搞政变的战友，空军司令古斯塔夫·李，因反对皮诺切特扩权，被强行免职。皮诺切特对付工人阶级，更不客气，颁行新劳工法，解散激进的工会组织，撤销劳工法院，对左翼政治势力釜底抽薪。最明目张胆的恶行，当属1980年修改宪法，规定1988年以前智利将不进行任何选举活动——一下子就掐断了政治竞争对手通往总统权力之路的合法政治水源;到了1988年，再举行公民投票决定皮诺切特是否再执政八年——这则是为自己留一条退路，若为民意所趋，不妨再干八载;否则，就早早退隐幕后，紧抓枪杆子，免得重蹈阿连德那个笨蛋的覆辙。皮诺切特的政治算盘，打的何其精明。尤其是对比某些痴想将最高领导人的宝座坐到死，然后由子孙继续千秋万代一统天下的东方独裁者，愈发显出皮诺切特深谙权力斗争的张弛之道，不愧是一代枭雄。
上述多言内政。对外，智利联合玻利维亚、巴西、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等五国军政府，制定了臭名昭著的“秃鹰行动”，追捕和杀害同盟国中的马克思主义“颠覆分子”、游击队和他们的同情者。后经法官查证，皮诺切特有染于“秃鹰行动”，是导致至少1名智利人死亡和9名智利人失踪的主要责任人。这般罪恶，累加起来，皮氏将面临150多项侵犯人权罪的指控，可谓罄竹难书。
关于其人的罪孽，历史上并无太多争议。皮诺切特一生最大的争议点，在于他与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及其导师、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合作，从而打造了弗里德曼所言的“智利奇迹”(The miracle of Chile)：在其执政期间，尤其指1975-1982年，智利经济凤凰涅槃，曾被誉为“美洲豹”，与“亚洲四小龙”齐名。问题于此浮出水面：经济自由主义与威权政治为什么可以并行不悖?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抑或其中包含了悲剧的必然性?这是否构成了自由主义之累?
在皮诺切特及执政委员会掌权之初，背后有两套幕僚班子，一是天主教集团，他们试图说服执政者走向西班牙大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式的法西斯政权;另一就是以“芝加哥男孩”为主力的经济学家集团，无疑，他们希望在祖国推行从美国舶来的先进理念，开展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两年来，这两派对当权者的影响此消彼长，各有千秋，最终却是后者占了上风。
依格里格·葛兰汀的介绍，“芝加哥男孩”的生成，似乎是弗里德曼这一派的经济学家处心积虑，蓄意为之。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助之下，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与智利天主教大学合作，设立奖学金，从智利精挑细选高素质的学生到美国接受系统而深入的古典经济学教育。这些人学成归国，怀有重大使命：“把自由市场推广到整个拉美，以与妨碍自由、导致长期贫困和落后的各种意识形态立场相对抗。”在1970年总统选举当中，“芝加哥男孩”曾经为阿连德的民族主义对手起草了政纲，其中包括后来被皮诺切特政府所采纳的许多提议。可惜，阿连德赢得了那次选举，他们不得不蛰伏待机。
机会来了。当皮诺切特意识到，军队的主业是打仗，搞经济绝对外行——最开始，他让手下的军人负责经济工作，简直是驴头不对马嘴，功效更是一塌糊涂。从1973到1975年，阿连德政府的伟大遗产——通货膨胀——势头一路飙升，危害变本加厉，再加上世界性经济萎缩的严重冲击，导致智利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于是，皮诺切特找到了“芝加哥男孩”，请弗里德曼的弟子豪尔赫·卡瓦斯(Jorge Cauas)、塞尔吉奥·德·卡斯特罗(Sergio de Castro)等人出马，到军政府担任财政部长、土地部长等要职，全面负责智利的经济改革。
“芝加哥男孩”所制定的方案，说白了，就是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约束，发展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因为面前是一个每况愈下的烂摊子，而且有阿连德政府所信守的中央计划经济思维的陈旧限制，他们只能下猛药，用重典，其举措更显疯狂。譬如私有化改革，不仅将此前由阿连德收归国有的银行、公司统统转为私有化，甚至连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和教育都纳入私有之列。他们还盘算将大型铜矿私有化，可是皮诺切特坚决反对，只好作罢。
1975年3月，崭露头角的“芝加哥男孩”把导师弗里德曼从美国请来指导工作，同时为智利的决策者和工商业巨头开讲座，进行洗脑教育。63岁的弗里德曼在智利呆了六天，大力宣讲“休克疗法”，建议经济改革不要拖泥带水，而应大刀阔斧，譬如大幅度消减政府开支，放开物价，取消关税保护，吸引外国资本注入，以此刺激本国工业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走向强健，或者消亡。所谓长痛不如短痛，弗里德曼承认，从短期来看，使用这种疗法，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失业率上升，贫困加剧，然而，经此剔骨疗毒，可以还原一个六脉调和的经济肌体，为未来的起飞编织自由的翅膀。他和皮诺切特会谈了45分钟，后者对“休克疗法”非常感兴趣，“但是显然担心它可能造成的暂时性失业”。再三权衡之下，还是决定赌一把。
经过1990年代的东欧剧变和命运多舛的中国改革开放，我们对“休克疗法”并不陌生。中国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改革的阵痛”，其实可以视为“休克疗法”的衍生物。质言之，这种经济手术，即是赌博，赌赢了，你就可以自由呼吸，赌输了，那就不是短暂休克，而是一个国家长时间的窒息甚至永久的死亡。当然，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休克之苦，还得落在老百姓头上，就像中国式“阵痛”的承受者，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权贵阶级，而是沾体涂足的普罗大众。
以国家为赌场，为苍生为赌注，“休克疗法”这一场豪赌，俄罗斯输了，智利赢了。
经历了“休克疗法”的短暂阵痛期——1975年是智利经济严重萎缩的一年，GDP负增长率达12.9%，工业产量下降28%，购买力跌到1970年的40%，一个接一个的民族企业宣告破产，失业率急剧攀升——从1976年开始，智利的经济天空便多云转晴，稳步飙升，此后六年GDP增长率分别为3.5、9.9、8.2、8.3、7.9、6.2。到1981年，通货膨胀率更是从1974年中期的年均700%下降到10%以下。就业率与人均收入皆有上升。除了在1982年，因整个拉丁美洲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以及全球性经济衰退的波及，导致智利经济一度跌入负增长的冰冷深谷，三十多年来，智利从未背叛“芝加哥男孩”所规划的市场之路，其经济发展稳中有升，一直是拉丁美洲的领跑者。
——随手搜出两个数据。世界经济论坛编制的“世界各国经济竞争指数”，每年更新一次，2004年，智利排名世界第22位，属拉丁美洲第一，将墨西哥(48位)和巴西(57位)远远抛在脑后。2006年，排名第27位，依然是拉美第一。对比一下，中国排在多少呢?第54位。
当然，“智利奇迹”的诞生，并非“芝加哥男孩”和弗里德曼的一派之力。它颇借助了国际市场的东风。上面说过，智利的外贸经济，大半依赖于铜。1975年，国际铜价处于谷底，从1976到1980年，一路牛市，价格飙升了两三倍。而皮诺切特并未放任铜矿私有，所以避免了恶性竞争。国际铜价一涨，智利国库黄金万两。
我以为，“智利奇迹”之“奇”，不仅在于它迅速走出了政变过后满目疮痍的民生困境，实现了经济复苏与腾飞;更在于，这种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背后的推动者，本身并不自由，乃至是最不自由的政体。后一点才是真正的奇迹，如弗里德曼所论，“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政治奇迹”：一个恐怖的政治体制、一个邪恶的军事当局，竟然违背自己的权力原则，支持自由主义者所设计的经济改革，使国家的作用迅速减弱，将控制从由上而下改为由下而上。
奇迹还在后面。弗里德曼预言，1975年的智利会走出泥沼，然而，“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持久，除非军政府被一个信奉自由政治的民选政府所代替”——据军政府宣布，这也是它的愿望。很奇怪，什么时候，专制者会自愿还权于民呢;皮诺切特明知市场化改革是自掘坟墓，还是决然按下了启动键，扬起了第一锹土，这在世界政治史上可有先例?死亡与新生并举。皮诺切特既是独裁政治的掘墓人，也是智利光荣之路的开拓者。
在一块神奇的土地，每一天都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弗里德曼与皮诺切特的往事
弗里德曼的批评者认为，他与皮诺切特的合作，经济自由主义与独裁政治的合作，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污点。左翼人士更是恨之入骨。因为他居然帮助阿连德的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所以，当弗里德曼从智利返回芝加哥大学，由斯巴达克斯青年团发起，大学与芝加哥地区的左翼组织成立了名为“反对弗里德曼-哈伯格与智利军政府合作委员会”的联合阵线——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芝加哥男孩”的指导教师，后来曾担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他与智利关系匪浅，妻子就是智利人。因其定期前往智利，对“芝加哥男孩”的影响更为直接。(克劳迪娅·罗塞特说：“‘芝加哥男孩’……经常被说成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徒，但是弗里德曼并不很了解他们，而且他对‘芝加哥男孩’在智利的所作所为并无直接影响。他们真正的指导者是阿诺德·哈伯格……他从1955年起就经常访问智利。”)弗里德曼的智利之行，正是他居中策应。
此后，对弗里德曼的批判从未间断。学生贴海报，号召“用抗议与揭露把弗里德曼从校园驱逐出去”;媒体则对弗里德曼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何等密切的关系猜疑不休。《纽约时报》认为弗里德曼是“这一军事集团经济政策的指明灯”;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质疑，如果“纯正的芝加哥经济理论只能以压制为代价才能在智利推行，那么这一理论的首创者是不是应该承担某些责任呢?”来势汹汹的批判还有一个共同的焦点：为什么弗里德曼对皮诺切特军政府所作出的令人发指的种种暴行不置一词。“我们很快就明白了，对我们的抗议是世界范围内反对智利皮诺切特统治的有组织的抗议活动的一部分。”弗里德曼回忆。
包括他获得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时，抗议者组织了“诺贝尔奖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示威活动”。1976年12月10日的颁奖礼上，弗里德曼演讲完毕，有人用英语高喊：“打倒资本主义，给智利自由。”对这股反弗里德曼的浪潮，那天的《华尔街日报》社论描绘道：“假设有最微小的机会能枪毙一个保守派经济学家，他还是秘密法西斯主义者和虐待狂，我们看到，即使他是诺贝尔奖得主，有人也会忍不住扣动扳机……”
在我看来，弗里德曼与智利经济改革、与皮诺切特的关系，显然被扩大化、妖魔化。即使他不去智利，“芝加哥男孩”所发动的改革依然会照常行进。他所扮演的角色，在于强化了这场改革的前进方向。打一个比方，叫火上浇油，那把火早已熊熊燃烧了起来。点火者是“芝加哥男孩”，是皮诺切特，而非弗里德曼。
当然，有人说，弗里德曼孕育了火种。这就像人们批判法国大革命，可以归罪于卢梭;批判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可以归罪于海德格尔与卡尔·施米特。以他们为批判的靶子，暗藏了一种对观念之力量的夸大。其实理论家哪有那么大的蛊惑力呢。在强权的石头面前，观念则是鸡蛋。以卵击石，鲜有成功者，除非石头腐化了，变成臭豆腐。
从观念战争上讲，弗里德曼成功教化皮诺切特，正隐含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原始命题：经济与民主的关系。皮诺切特所代表的专制政治，与弗里德曼所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二者联手，说明了什么?政治专制有助于经济自由?市场与民主无关?
弗里德曼被批判，不是偶然。与他同道者，还有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哈耶克同样来自芝加哥大学，正如与弗里德曼同一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索尔·贝娄，亦为这块圣地出品。他与智利的关系，虽然不像弗里德曼这样近，却也不远。最为他的批评者所津津乐道的史实有二：其一，哈耶克十分看重智利，以至“他在那里召开了一次著名的朝圣山学社会议”，应是1981年，在花园城市比尼亚德尔马;其二，1982年，他致信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向其推荐“智利政府削减政府开支的成功案例”。
1981年，哈耶克接受智利报纸的采访，纵谈智利改革，间接评判了阿连德与皮诺切特：“事实上，在一般性地考察制度的时候，我是完全反对独裁制度的。但在某个转型时期，它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体制。当一个国家在某个时间具有某种形式的独裁性权力的时候，它就成为必要的。如你所知，一位独裁者是有可能以自由主义的方式进行治理的。而一个民主政府完全拒绝自由主义而进行治理，也是有可能的。我个人更愿要一位自由主义的独裁者，而不愿要一个缺乏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我的印象尤其是——这也适合于南非——在智利，你们处于由一个独裁政府向自由主义政府转型的过程中，而在此过程中，保持一种独裁权力是必要的，不是将其作为永久性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转型安排。”
这段话常常被批评者断章取义，从中抽取一两句，指证哈耶克为皮诺切特的走狗，污蔑自由主义与独裁政治暗通款曲，眉目传情。诚然，哈耶克说，相比于“一个缺乏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阿连德)，他更爱“一位自由主义的独裁者”(皮诺切特)，但这并非他的终极之爱，而是将其定义为一个幸福中转站。在哈耶克眼中，最优良的政体无疑是自由民主制——“受到制约的民主制度，很可能是人类已知的最佳政府形态”。
稍稍读过哈耶克的两本书，就不会对他贬阿连德、褒皮诺切特的选择感到惊诧。政治思潮的左右之争，自由主义内部的左右之争(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他从来都是偏向后者。在1930、40年代，他对苏联的批评便远过于对德国和意大利。《通往奴役之路》更是将法西斯的某些罪行归结到共产主义头上：
“那些最早把儿童纳入政治组织中去，以保证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无产者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想到在党的俱乐部里把运动和竞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组织起来，以便其成员不妥其它观点传染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主张应以敬礼的方法和称呼的形式来使党员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通过人们的‘小组’的组织和手段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人们，也是他们。‘法西斯少年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意大利职工业余活动组织’和‘德国群众业余活动组织’、政治的制服和党的军事化编制，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者原已有过的制度和模仿而已。”
哈耶克对民主一直持有一种“审慎的疑虑”。他曾宣称：“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有一个故事——我未做考证，不知真伪：《自由秩序原理》在1960年出版以后，哈耶克送了一本给已经犯上了类精神分裂症的葡萄牙大独裁者萨拉查总理，并附言道：你看过我这本书，就知道该怎么对付那些喜欢讲民主的人。然而，不能因为一个人不待见民主，就推定其热衷于专制。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何尝不是一种专制主义的连体病毒呢?
只能说，民主并不是哈耶克所追逐的元价值。相比民主，他更热爱自由。这一政治谱系的代表人物是托克维尔，在其回忆录里，他公开宣称：“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对“多数人的暴政”的恐惧，对民主的无序的恐惧，决定了哈耶克对待皮诺切特和“智利奇迹”的态度。
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曾关于智利改革展开交流，后者的审慎与坚定尤其值得赞赏。这大抵是理论家与政治家的区别。1982年，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给哈耶克回信：“从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发展到80年代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经济，这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杰出典范，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经验和教训。”“但是，我确信您也会同意，在英国，我们实行民主制度，需要达成很高程度的共识，所以，智利采取的一些措施，在我们这儿很难被人接受。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宪法。有时候，改革的进程看起来可能缓慢的让人痛苦。但我坚信，我们将按我们的方式在我们的时代完成我们的改革。然后，这些制度将持续下去。”
我想哈耶克读到这段文字，应该会颔首称是。他如果深入了解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政治生活，而非对“智利奇迹”浮光掠影，想必就不会认为，“威权主义政府比民主政府更有可能确保个人自由”。哈耶克对智利的观察，始终存有一种隔膜和偏见，不知是基于理论的遮蔽，还是目力所不及。
弗里德曼则不然，哪怕是身在此山中。他看清了皮诺切特政权的两面性。对其中恶的一面保持缄默，不是因他良知沦丧，而是一种策略，一种帝王术，他在利用独裁政治的政治机器，教导其生产自由的种籽，“有关智利经济真正重要的事情是，自由市场为通向自由社会打通了道路”。最终，自由战胜了专制，民主战胜了独裁。对于弗里德曼与皮诺切特的合作，我更愿意理解为，这是在以身饲虎。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而弗里德曼恰恰是二十世纪最具大智慧的人之一。
《华盛顿邮报》称：如果说凯恩斯的精神主导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西方经济政策，那么弗里德曼的思想则影响了二十世纪的整个后半叶。智利的发展史无疑为这个论断提供了最充足的证据。
“智利奇迹”
“智利奇迹”一朵一朵绽放，皮诺切特的政治生命却一天一天凋零。1988与1998年，两个致命的转捩点，每转一次，他距离噩运和地狱就近了一步。
依1980年的宪法约定，八年后，智利将举行一次全民投票，决定皮诺切特是否再干一届总统。到了1988年，希望驱逐皮诺切特下野的反对党们为了追求更大的胜算，不惜跨阶级、跨党派作战，暂且搁置了往昔的种种恩怨，相逢一笑，联手成立了一个名为“各党一致否决联盟”的中、左政党联合组织。发起者乃是基督教民主党及其主席帕特里西奥·艾尔文，社会党亦在此中，其现任领袖里卡多·拉戈斯，比当年的阿连德可要温和多了。结果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联合。11月投票，“各党一致否决联盟”以54%的选票赢得了胜利，皮诺切特获得了42%的选票——看来他尚未丧尽人心，还是有四成多的智利人民对其表达了感恩与信任之情。
皮诺切特谋求总统连任失败，原因多多，除了自身政治经营不佳引爆信任危机，反对党十年如一日的民主吁求(附带说一点，连天主教会都不甘落寞于民主浪潮，1985年，红衣主教胡安·弗朗西斯科·弗雷斯诺联合所有非共产主义政党团体签署了“全民争取向民主过渡协议书”)，更离不开智利源远流长的民主传统与智利人民长盛不衰的民主意识。时至1985年，南美洲的军政权只剩巴拉圭和智利两家，这对许多追寻民主的智利人而言，简直是一种耻辱。有了自主表决的机会，怎能再容忍一个军事独裁者代表智利的最高形象。
国际因素同样至关重要。公投之时，民主的第三波已经席卷全球，西半球的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民主政府。最关键的是美国对智利政治态度的转向。1988年正值好莱坞演员出身的罗纳德·里根总统之第二届任期。他一反前任吉米·卡特的人权政策，指出防御共产主义的最佳手段是民主，不是独裁。因此，皮诺切特政权的可利用价值就大大衰弱，反倒沦为美国政治发展的累赘。里根政府甚至大变脸，支持民主党派对抗军政府，就像当年尼克松支持皮诺切特对抗阿连德的民主政府一样。可不要小瞧了山姆大叔的国际脸色，此前台湾从专制转向民主，来自美国佬的那一把助力，实在举足轻重。
写作《智利史》的约翰·L.雷克特说，换作以往，皮诺切特可能会篡改选举结果，或者干脆置之不理，你能奈他何?然而，时代变了，四面纷纷响起了民主的楚歌，皮诺切特的枪杆子不再坚挺如初，他的自负在智利公民的抗议声中走向了枯萎的花季。
当然，要让一个军事独裁者主动终结自己的政权，哪有这么容易?皮诺切特只愿意交出总统的权杖给1989年新当选的帕特里西奥·艾尔文，却坚持保留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直到1998年。枪杆子握在手里，你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
1990年3月11日，皮诺切特离任智利总统一职。
艾尔文当总统的那四年，皮诺切特并不安生。只要有什么政策对其本人、家族和军队构成了威胁，他就命军人出马，哗变，恫吓，无所不用其极。他儿子与军队有不可告人的腐败交易，议会对此进行调查，圣地亚哥的驻军于是奉皮诺切特之命假装暴动。没办法，领导文官政府的艾尔文只能妥协，这次调查便不了了之。还有一些记者与政治领袖公开嘲笑皮诺切特，皆以诽谤罪被捕，不过只是象征性的惩罚一下，譬如共产党领袖格拉迪斯?马林曾因此入狱两天。
这就是民主的进程。这就是转型的代价。每一步都是荆棘。每一站都是泥沼。对付专制者的虚情假意和蛮横无理，你一刻不能放松警惕，一刻不能逾越法律的界限。你手中的武器其实很有限，甚至不得不走两步退一步。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政治人必须深谙埃德蒙?柏克那句格言的伟大涵义：中庸是政治的头号美德。自然，这种中庸，是锐意进取之下的中庸，是有所为之下的有所不为，而不是相反。
1998年3月，皮诺切特的总司令任期届满。根据宪法规定，总统在任六年以上，退位以后可以担任终身参议员，并因此享有司法豁免权。由于健康问题，皮诺切特飞往英国接受治疗。不曾想，却横遭监禁之灾——以前都是他把别人扔进充满酷刑的智利监狱。原告倒不是智利人，而是西班牙法官，他们控告皮诺切特在军事独裁期间“涉嫌杀害西班牙人和西班牙人后裔”，请求引渡，英国司法部并未答允，而是退了一步，将皮诺切特软禁在家，听候调查。
这时，撒切尔夫人挺身而出，为皮诺切特声援。他们是老朋友，皆以铁腕执政著称于世。1982年，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英国与阿根廷爆发了历时74天的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当时在整个拉丁美洲，惟有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站在英国这一方，暗中提供后勤支援，帮助英国拿下了此战的胜局。说起来，撒切尔夫人欠了皮诺切特一个人情。
老朋友误入白虎节堂，正是铁娘子还人情的时候。保守党出身的撒切尔夫人藉此良机，严厉抨击了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称其做法是“冷酷而不公平地对待曾在福克兰群岛冲突中帮助拯救英国士兵生命的一位令人尊敬的朋友”，“尽管我不愿冗述细节，但我要告诉议会，没有皮诺切特在1982年福克兰岛战争中所给予的实质性的帮助，我们将有更多的军人死在他乡。因此，整个英国都欠着他一大笔恩情。”此外，她还激烈批评，对皮诺切特的监禁违反了法律程序，“英国的名誉对现政府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的名誉维系着我们的利益。但皮诺切特案玷污了(英国的)名声”。并以皮诺切特健康不佳为由头，建议解除对他的软禁。此后，皮诺切特被英国当局扣留达503天之久，“由于身体状况不适宜引渡受审”，终被释放回国。
国际上，西班牙率先点燃了控诉皮诺切特的导火线。而在智利，审判他的呼声压抑、酝酿了这么多年，一朝得以释放，即刻演化为政治沙尘暴。2000年3月，当他被释回国，便陷入指控的漩涡，诸如组织绑架、谋杀等数百项罪行，任何一种被证成立，就足以要了他的老命。而且，他的司法豁免权亦不可保。在皮诺切特归国的第三天，古斯曼法官签署决议，要求圣地亚哥上诉法院取消皮诺切特的终身参议员之特权。5月，上诉法院经过多次听证和辩论，通过了古斯曼的请求，并决定对皮诺切特在执政期间所犯下的罪行立案审查。马拉松式的拉锯战就此展开。
军权脱手以后，皮诺切特像是一条落水狗，真正进入了风烛残年。继任的两个总司令皆选择与文官政府全心全意合作，尤其是胡安·埃米利奥·切雷，他在接任智利武装部队总司令三个月后，发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声明，严厉抨击了1973年发动军事政变的那些高级将领，公开承认武装部队曾侵犯人权的事实。很明显，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位俊杰要和皮诺切特划清历史界限。
失去了军队的支持，皮诺切特只余下最后一件武器：被病魔纠缠的身体。患有糖尿病、三次中风，有些神智不清，甚至无法独立行走……2002年，智利最高法院向英国学习，宣布皮诺切特因患有轻度老年痴呆症等疾病，不宜接受审讯。数日后，皮诺切特声明，放弃参议员席位。这显然是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的结果。博弈至此终结，皮诺切特彻底退出了智利的政治舞台，一无所留。
此后，国际政坛的一大热门议题，就是皮诺切特还能挺多久，他能否逃脱法律的裁决而寂然无声落入地狱。89岁那年，他还接到法院传票。晚景之凄凉，对照盛年之风光，今夕何夕，情何以堪?诚所谓，千古艰难惟一死。
皮诺切特有一句名言：“我不是独裁者，因为独裁者都不能善终，而我现在却过得很好。如果上帝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像从前那么做!”这应该系他在健康时期所说。等到疾病交加，再审斯言，不由令人感慨上帝大公至正。也许因东方人不信上帝，所以大多数独裁者——譬如皮诺切特的那位偶像——都得以善终，不过天日昭彰，报应落到了其子孙头上。终是一种命数。
广义而言，皮诺切特没有死于法律的刀刃，而是死于心脏病，足以称善终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智利法院仍未作出判决，保证了他以非罪之身，入土为安。倒不是因案情风谲云诡，难下定论，或者害怕激起皮诺切特余党的政治反弹，毋宁说，这是眼光高远的智利政治家和法官所选取的一种策略：报应论的刑罚未必有助于正义的生长，真相与宽恕才是正义能够落地生根的必备肥料。据说，在皮诺切特死前十来天，他的妻子代他宣读了一份声明，表示他愿意为其政治行为承担任所有的后果。不久，他就及时死掉了。这听起来像是一幕合乎逻辑的喜剧。智利人所书写的政治脚本，值得所有的民主斗士虔心观摩：对那些恶贯满盈的专制者和刽子手的审判，决不是以暴制暴，而是以善化恶;这种审判未必以死刑为终点，血债血偿只可能引发更多的血流成河，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结语
皮诺切特去世前后，有两段新闻——现在则为旧闻——颇值一记：
2005年9月，智利成功修宪，正式取代了皮诺切特军政府时期颁布的宪法文本。新宪法对1980年宪法作了58处实质性修改。共和国总统任期将由6年减至4年，取消终身参议员和指定参议员之设置，所有参议员与众议员一样皆由民主选举产生。此外，修改后的宪法将赋予共和国总统对军队和警察绝对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规定总统有权撤换武装部队各军种和警察部队的总司令，改变了过去宪法当中关于这些职务不可罢免的限制。此前可以跨越总统权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被纳入总统领导之下，成为国家安全顾问机构。毋庸置疑，这是智利民主进程的一大转机。
2007年12月27日，巴基斯坦总理、人民党主席、“铁蝴蝶”贝娜齐尔·布托遭自杀式炸弹袭击死亡。30日，其19岁的儿子比拉瓦尔·布托·扎尔达里出任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他对媒体说：“我母亲总是说，民主是最好的复仇。”
来源:《酒罢问君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