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女作者编了一本书,书名《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于是令秘书去纪念堂询问毛主席有无那档子事。毛主席回答说事情是这样子的。他老人家为此讲了一段故事,关于联日抗蒋的故事。以下是毛主席讲的故事摘要。
我,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生人。家住北京天安门纪念堂。曾经担任中国共产党党主席。最近天气怎么搞的,云里雾里的,白天像黑夜。难道太阳又被狗吃了不成。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联日抗蒋的事情,要从世界一盘棋的格局来看。要知道我们共产党人都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什么日本中国,早晚都得赤化,都将成为以苏联为老大哥的共产党兄弟国家。因此与日本政府勾勾搭搭只要对抗蒋有利,不丢人。
其实,所谓联日抗蒋,就是我中共与日本情报机构相互交换情报。潘汉年利用袁殊和“岩井公馆”猎取日、汪方面的情报。而对方从潘汉年处获取有关中国内地以及国民党蒋介石重庆政府和苏、美等大国关系的情报。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我党和日本共同的敌人。
当时日本人对潘汉年说,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
潘汉年对日本人说:新四军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要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有一定的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袭击和破坏铁路交通线。
1941年4月,当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协定,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国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和主权。”1943年斯大林命令我们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后,延安的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央指示,并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
当饶、杨、潘到达南京后,首先去找了汪精卫,却遭到了汪的拒绝。汪精卫说:“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
被汪精卫拒绝后,我党便直接与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接触。经多次谈判后,饶漱石和杨帆返回苏北驻地,留下以潘汉年为首的工作组,继续完成和日军谈判缔约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掩盖这段历史,首先把高岗以及与其从无瓜葛的华东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监禁起来,饶死于狱中;继而又将华东人民政府公安部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和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潘汉年打成反革命,内部传达为“汉奸”,逮捕后长期监禁。
所以,我们当时是奉共产国际最高领导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进行联日抗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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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2015年12月27日于北京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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