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无障,儒生有障,学儒不到位,就会产生所知障。

所知障,又称无明惑、无始无明、智障等,佛教指执着于所证之法而障蔽其真如根本智。东海给予的儒式解释有两种:一是为儒所锢,唯儒独善,其余皆恶,对其它文化和文明缺乏了解冲动和学习能力;二是为某些观点和概念所锢,一知半解而自以为是,产生各种有违中道的偏见。迂儒腐儒小人儒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所知障,便不能公正地、如理如实地评判各种外道:或好而不知其不足,知其是不知其非,抬举过度;或恶而不知其优点,知其非不知其是,不屑一顾。

例如,有儒生对儒佛道耶诸教一视同仁,认为它们所得之道都是一样的,只是表现不同、救世度人方式不同而已。这就是“好而不知其不足”,爱好佛道耶诸教,不知佛道于道所知不圆,耶教根本不知“道”。说“道”未必知“道”,耶经中的“道”和“上帝”与儒经中的天道和昊天上帝毫无可比性。

又如,有儒生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过度贬低,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都持否定和反对态度,就是“恶而不知其优点”。以道德自由排斥政治自由,以天命否定主权在民论,就是被“道德”、“天命”之概念所障蔽。殊不知,道德自由可以涵盖政治自由,必然体现为对政治自由的追求;在主权问题上,民意是天命的唯一代表。为“道德”、“天命”之概念所障,原因是执德不弘,未能上达天命。

以天命为由反对主权在民,与反对治权在君(政府)和教权在儒一样荒唐,属于三昧:既昧于天命,亦昧于政治,更昧于权力和权利。主权治权教权皆本于天,然必有人间代表。主权本于天而系于民,治权本于天而系于君,教权本于天而系于儒。读过东海《主权在民论》犹坚持主权在者,岂迂腐二字了得!

认为天有独立意志的主权在天论,将耶教与儒家相提并论,皆有心外求法倾向。天之本体为道,天道流行为命,天命于人为性,本性之外没有天,故《中庸》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不明“性天”之理,便会心外求道,性外论天。

现代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哲学背景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蔽于自由而不知道德,蔽于人而不知仁,不知道仁为人之本。但它能够以个体为本,为天下国家之本,也是很不错的。一些儒生平时也知道说“从善如流”,知道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面对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巨大存在,却不敢“择其善者而从之”了。

或担心肯定和学习自由主义就会变成自由主义,此真可笑。孟子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难道禹帝闻善言则拜就变成别人的奴仆了?大舜诸耕稼陶渔之善,就变成耕稼陶渔不再上进了?

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东海学舌曰:集体主义一变至于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一变至于仁本主义。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东海学舌曰:逃集体主义必归于个人主义,逃个人主义必归于仁本主义。归斯受之而已矣。

自由派反对儒家,固然是昧于中华文化;儒生反对自由,也是见识不明,所知成障。儒家不完全认同自由主义,但不反对,更不反对自由。民主法治维护自由,礼制德治同样维护自由,对自由的品质要求更高,边界亦有所不同。德治之下,民众自由以法为边界,官员的自由以礼为边界。换言之,民众不能犯法,官员不能非礼。焉能笼统反对自由呢?焉能笼统反对民主人权宪政法治呢?

只有极权主义才会反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反之而动,背之而驰。反对它们,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有助于极权主义是无疑的。就像自由派反孔反儒,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无疑充当了极权主义的文化帮凶。

贬斥自己不了解的学说,是古今学者通病,儒生也不例外,有的力贬佛道,有的怒斥自由主义,就是不了解不理解所致。现代通儒,不仅要通达儒经,还应通达传统诸子和西方百家,尤其是佛道和自由主义。通达之后就能明白,除了内圣学和外王学,佛道是最好的道德学,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政治学。于她们,儒家是超越之,不是反悖之。“道并行而不悖”,此之谓也。

2015-12-29余东海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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