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他(米沃什)的出现，才让我们拥有了“另一个欧洲”的概念，而其著作更是完整地展现了20世纪的悲剧。
——亚历山德拉·莱涅瓦-拉瓦斯汀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
——瓦茨拉夫·哈维尔
切斯瓦夫·米沃什是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由于写过《被禁锢的头脑》等批判性著作，他被视为代表“另一个欧洲”的伟大知识分子，尽管他40岁就离开波兰，直到89岁时的2000年才重归故土。读他的书，体会他的文学传统和写作环境，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小地方”特征和“次一等”属性，令人愕然。在尘霾般侵袭众生的政治生态里，无论诗人还是知识分子，都无从保持超然。
至少在最近二三百年，如波兰民族那般多灾多难的，实不多见。美国“国父”当年设计政府制度时，即以波兰为戒，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里提醒北美人留意波兰的地方自治政府：“关于这种制度所造成的灾难，不可能提出任何更为惊人的证明了。由于既不能自治又不能自卫，波兰早就听任其强大邻国的摆布了。”在18世纪末，波兰先后三次被普鲁士、奥地利和帝俄瓜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波兰，它用一夜间的溃败，成就了纳粹军队“闪电战”的威名。接着，“三周之内，德国人和俄国人占领了波兰全境，数十万波兰人被关进纳粹或苏联的集中营。”由于波兰长期被认为“没有能力维持强大而有秩序的政府”，对它抱有善意的西欧强国，顶多把它当成偏远山区的穷亲戚，道义上声援几声，不会全力以赴驰援，结果，几大强邻总是随意处置它。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初展威名，即拿波兰祭旗。他在给妹妹的信里表示：
严厉打击波兰人，使他们对自己的生命绝望;我同情他们的处境，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生存，除了灭绝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作为上帝的造物，狼无须对自己的天性负责，……只要有能力，我们就会杀掉它们。
深受世人钦敬的学者马克斯·韦伯在一次演讲中说：“英国没有社会问题，是因为它非常富有。它非常富有，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帝国。它能够把那些不良分子——爱尔兰人、无产者等——运走，……德国也有一些不良分子——波兰人、无产者等——因此，德国也必须把这些人渣倾倒到殖民地。”——笛卡尔说过：“没有什么荒谬的、不可信的东西没有被这位或那位哲学家所主张过。”
说到二战前夕那个臭名昭著的绥靖政策，波兰人并无太大诧异。米沃什在《米沃什词典——一部20世纪的回忆录》里说到，某德国人在1942年将波兰白纸黑字地定义成“世界的阴沟”(似乎还可解释成“世界肛门”)。纽伦堡审判时，纳粹空军司令戈林对战胜国主持的审判鄙夷不屑，但当英国法官“将询问集中于1944年春天德军杀害55名英国皇家空军战俘的事”时，“自以为继承了条顿骑士精神”的戈林元帅手心出汗了，他后来承认，这是“整场战争中最严重的意外事件”。不过，如果拿纳粹对波兰人的罪行来问责，戈林将保持淡定：德军视波兰人为“低等人类”，处决波兰人时，“为了不让他们呼喊抵抗与自由的口号，纳粹用生石灰堵住反抗者的嘴。”对英军和美军，纳粹不会这么做。
生于1911年的米沃什，视维尔诺为故乡。那其实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城市，米沃什写道：
最近半个世纪维尔诺曾轮流属于不同国家，人们在街道上见过各国的驻军，每改变一次政权，油漆工的工作量就增加很多，因为他们要把政府门前的牌子和名称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换上新的护照，努力适应新的法律和禁令。维尔诺的统治者依次为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而后又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今天它是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
波兰人命定要承受苦难的见证，1945年，当全世界大多数人民都在庆祝解放，波兰人却只不过换了一个外国统治者。刚刚摆脱纳粹铁蹄的波兰人，转眼沦为苏联的卫星国，必须在意识形态上与那个东方帝国保持高度一致，时刻接受莫斯科中央的指示。如有不从，以古拉格群岛为象征的苏联集中营，将随时向波兰精英开放。米沃什的朋友和同事，不少都在古拉格找到了归宿。波兰人认为，“德国人来了，我们会有丧失自由的危险，俄国人来了，我们则会有丧失灵魂的危险。”但是，波兰人没有选择权。
这或许是波兰人爱国主义热情持续高涨的原因，而一个更加强大或更加安逸的国家，不易产生恁多爱国激情。事实上，“大剂量的爱国主义”(米沃什语)往往是国家的不祥之兆。
爆发于1944年8月的华沙起义更能说明问题。那原是波兰地下抵抗力量抗击德国占领军的英勇行动，也未尝不能视为对苏联红军的军事配合，因为苏军抗击德寇的军事行动正处于战略反攻阶段。蹊跷的是，在人数不多但武器精良的德军大肆屠杀波兰义军和华沙市民的过程中(共有二十多万波兰人牺牲)，驻扎华沙郊外的苏联红军却以休整为由，按兵不动，听任德国人将拥有百万人口的华沙变成一座末日废墟。
真相是这样的：波兰精英的大规模死亡，符合德国人的意志，更符合苏联人的意愿。哪怕德军与红军打得血流成河，也不妨碍他们在波兰问题上达成共识：波兰精英必须消灭，他们不值得在地球上生存。米沃什写道：
对于德国人来说，起义者甚至不是敌人;他们是应该消灭的劣等种族。而俄国人则认为，起义者就是“波兰的法西斯”。
他接着表示：
我们找不出任何逻辑理由，以使俄国人帮助华沙。俄国人带给西方的不仅是从希特勒手中的解放，而且是从现存秩序中的解放。他们想以自己认为的好秩序，即他们自己的秩序来取代现存秩序。“地下国家”和伦敦的流亡政府是推翻波兰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与此同时，在红军身后已经有一个由莫斯科支持的波兰政府在运转。无疑，华沙的被毁利大于弊，因为，在街头巷尾战死的人们，正是那些可能给新统治者制造最大麻烦的人。
那两个强邻固然也有激烈冲突，但只要涉及波兰，就能保持一致。早在1863年波兰人发动反抗沙皇的起义时，普鲁士军队就协助了沙皇。纽伦堡审判时，起诉书指控纳粹在卡廷森林谋杀了1.1万个波兰战俘。半个世纪后，俄罗斯联邦政府正式承认，谋杀系苏联秘密警察所为;波兰人被有组织谋杀的人数，达到惊人的2.2万人，全是波兰的精英。纳粹被冤枉了。
德国人将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设在波兰，也许另有方便之处，波兰人像德国人一样乐于看到犹太人倒霉。2014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获得者、波兰电影《修女伊达》涉及了这个曾经的禁忌题材。波兰人的理由与希特勒虽有本质不同，却另有一份卑微：施暴者大多觊觎犹太人的财富。米沃什告诉我们，“在1945年夏到1946年之间，1000多名犹太人在波兰遇害。即使在城市，他们也并不总是安全的。”那是战后的事了，纳粹政权已不复存在，纳粹的受害者竟如厉鬼转世，幻化为纳粹遗志的继承者。
战争开始时在华沙大学图书馆一边做门房，一边从事诗歌创作的米沃什，目击并感受了这一切。诗人特有的人性尊严，与一种被贬为次等民族的苦涩记忆，把他的人生弄得支离破碎，毫无韵律可言。
二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也算获奖专业户了：1934年大学毕业时，诗作获奖，并接受波兰国家文学基金会资助，前往巴黎游学。他日后还获得过欧洲文学奖、波兰笔会诗歌翻译奖、古根海姆基金会奖修金和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时，获颁代表该校最高荣誉的“伯克利荣誉奖”。但米沃什认为，频频获奖与自己1960年后获得的美国身份有关，“我敢肯定地说，如果我留在欧洲，我不会赢得它们。”
他自称“小地方人”——“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一旦我在一座城市中住下，我不喜欢冒险走出我居住的区域。”——并且，来自一个饱受歧视的国家。他本人在美国自始至终就是精英——“我从来不是那些除了体力和肌肉便无可出卖的移民中的一员”——却记得美国人是如何看待波兰人的：“(美国)20年代通过的法律在签发签证的数量上对东欧与南欧的劣等国家有所限制。”据说，波兰人隶属的“斯拉夫人”也是欧洲多种语言及阿拉伯语里“奴隶”一词的词源，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就此指出：“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情形：奴隶的地位与种族差异相吻合。”沃尔特·李普曼例举过当时世界对若干“庞大群体的笼统判断”，斯拉夫人得到“愚昧无知”的评价。作为对照，爱尔兰人是“反复无常的”，法国人是“讲究逻辑的”，德国人是“遵守纪律的”，而中国人和日本人分别是“忠心耿耿的”和“不可信赖的”。——当然是偏见，但在彼时彼刻，偏见拥有常识之力。
评价知识分子，很难忽略他的文化和民族背景，英国学者易让人感到自由主义底色，其见解即使缺乏新意，一般也不会让人诧异;法国知识分子的言论总是精彩的，但我们又得警惕其过火之处，他们的精妙见解里有时会夹杂着观念错乱;面对西班牙语系的知识分子，读者得准备接受大量隐喻及有关饮食男女的丰富联想;俄罗斯知识分子似乎永远在激情与消沉、迷醉与控诉的两极摇摆。但说到波兰知识界，人们就瞠目结舌了。
与经常崛起于边缘地带的文学不同，影响世人的思想观念，大多属于强势文明。一位美国人文学者较之他的印度同行，成功概率会更高些。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尝得意地说：“只有居住在伦敦的人，才能得知伦敦的乐趣。我敢说，我们现在坐的地方周围十里内的知识与文化，比全国其他部分加起来还多。”他毫不客气地将朋友包斯威尔的家乡苏格兰称为“沙漠地带”，包斯威尔并不敢反驳。同样，来自波兰的诗人型知识分子米沃什，也难免“沙漠地带”的自卑。
米沃什承认，“在我青年时代，诗歌的学徒们如果是来自地图上的空白点，就得到巴黎接受短期或较长期的训练。”米沃什本人就是如此，他有位在法国长大的远房堂兄，是一名法语诗人，给了他很好的指引，打开了他的文学天窗。不仅米沃什，如他所说，“波兰的教堂和宫殿是意大利建筑师修建的;波兰的诗人十分热爱并模仿法国诗歌的形式。”若非来到法国，出生于波兰的居里夫人不会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米沃什同样不会摘取文学桂冠。我们知道，波兰另一位伟大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是在加入英国籍并改用英语写作后，才成为文学大师的。
所谓“地图上的空白点”，系指米沃什所属的那片区域，即德国以东那片空白，一个欧洲文学地图上的“狮子出没地”。正因为它是那样无足轻重，丘吉尔、罗斯福才在雅尔塔会议上“如此轻易地把这些空白区的一亿个欧洲人当作一笔亏损那样勾销掉”，任由斯大林发落。
米沃什感叹本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无法达到类似普希金的影响力，即使前者的诗艺并不稍逊。因为，在他的祖国，连弘扬民族文化都不无危险：在以苏联官方意识形态为绝对统领的那个东方帝国里，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具有一种反动的阶级性，将被定性为“具有反俄性质”。米沃什还提到“某个人民民主国家”，“有人委婉地建议一群学者不要发表他们的科研成果，因为这些成果过于优秀会给人留下他们要在这个领域与俄罗斯科学家竞争的印象。”伟大属于斯大林，光荣归于俄罗斯。当“俄罗斯的舆论宣传坚持把众多发明归功于俄罗斯人(其实，他们无论是在桥梁结构还是在生产汽车的发动机等方面，甚至在很多极小的细节上，都抄袭了美国的技术)”，米沃什试图在文学上出类拔萃，就可能招致那个强大民族的嫉恨。何况，那也不太可能，在他离开波兰之前，波兰文学家正接受这种思想的约束：“‘人’作为一个品种的概念是不受欢迎的。谁如果要去探究人的内心需求与渴望，就会被指责为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谁能在这种限制下走向文学的伟大?
事实上，连一些未必正面的民族癖好，都必须由俄罗斯人代表，比如，波兰人喝伏特加并不逊色于俄国人，但世人只会把伏特加与俄罗斯人联系起来，轮不到波兰人。“酒精的最大坏处是它能把我们都变成傻瓜。”米沃什如此解剖他的民族：“或许(这只是假设)在波兰人的内心深处，他们根本不喜欢自己，因为他们记得自己的醉态。是这样吗?”
一个在精神和肉体上长期遭受全面打压的民族，民族气质会趋于单调和孱弱。米沃什惊讶于美国同时产生“三位如此不同的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和罗伯特·弗罗斯特”，他显然想说，这种盛景在波兰不可能出现。身为波兰诗人，米沃什若想就人类命运表达现实关切，他不仅要留意苏联人的口吻脸色，还得与本民族的敌意周旋。毕竟，在长期摧残之下，波兰人的民族气度难免有所萎缩，他们不愿接受一位流亡同胞的批评。米沃什得到诺贝尔奖以后，他国内的文学同行非但不表祝贺，还打翻了一大坛醋。这并不令人意外。
三
的确，是流亡改变了米沃什，使他的表达成为可能。
与索尔仁尼琴不同，索氏的流亡是被迫的，他被克格勃强行押上飞机，扔给了西方世界。克格勃最后塞给他五百马克，任其自生自灭。米沃什则是以波兰驻法国使馆文化专员的身份在巴黎寻求政治避难，站在波兰官方立场上，米沃什属于叛逃;他没有经历过“流放”的惩罚程序，他主动选择了流亡。
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的苦难经历，使他凭藉受害者身份，拥有巨大的道义力量——尽管，单从文本上讲，饱受苦难并非写出伟大作品的必要条件。从未蹲过监狱的米沃什不同，他一度甚至算得上波兰当局的宠儿，他不是共产党员，却获益于当局的一种姿态：“委派作家任外交官员，可以在国外产生良好的印象。”在1950年调任波兰驻法大使馆之前，他在波兰驻美大使馆工作过几年;在他决定政治避难时，妻儿已经在美国了。所以，别说国内同行，就连不少法国人都对米沃什的选择不表认同。读者想必记得，上世纪50年代的法国知识界，乃是西方世界对苏联最为敬重、大唱赞歌的一个群体，尤以萨特和波伏娃为最。索尔仁尼琴非常讨厌萨特(他拒绝了萨特的约见)，米沃什对波伏娃更有切齿之恨，骂后者是“讨厌的母夜叉”。
索尔仁尼琴遭到流放时，已是闻名遐迩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资格得到西方世界的欢迎。米沃什于1951年初选择政治避难时，文学成就还不够瞩目，他日后申请赴美签证，也迟迟没有成功，直到九年后的1960年，才得到一份美国大学的教职，成为美国公民。所以，除了不必担心因言获罪之外，他在巴黎的流亡生活相当困窘。但仅仅得以自由表达，对他就足够了。
真相是，在西方世界生活多年，米沃什的心智发展已与国内同行大异，他对思想自由、表达自由的热衷和卫护，是那些安于国内优渥现状的同行无法理解的。——在当时的波兰，只要不被打入另册，作家仍然算得上——用米沃什的话说——“新特权阶级”，生活水准高出普通人一截。
作为诗人，米沃什不愿流亡，他说过多次，“我不愿意成为一个流亡者，就此一下子与祖国断绝关系，变成局外人。”《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曾在致斯大林的求助信里写道：“在苏联的法典中，仅轻于死刑的刑罚是将罪犯强制迁徙国外。”波兰人大概也有类似态度，他们从习俗上就不会对流亡处之泰然。好在诗人的真正故乡是精神上的母语，而非地理上的故土。语言既是诗人的谋身之具，也是他全部的精神寄托。诗囊里带着母语，他与祖国的精神联系就不会中断。诗人拒绝流亡，实质是不忍离开语言的栖息地，只要不断打磨文字技艺，勤勉写作，他会觉得故土就在笔端，祖国徜徉在诗句中。何况，时代毕竟变了，米沃什不可能让人联想到古罗马那位被迫流亡到黑海之滨的诗人奥维德。考虑到古代世界的蛮荒性，当时的放逐等于把你丢进丛林世界;甚至，比丛林世界还惨，因为动物只在适合自身生存的地带活着，而放逐相当于把非洲大象扔到南极，把南极企鹅迁到赤道。显然，无论巴黎还是加州，都不会让人产生类似联想，米沃什的情况要好得多。
所有诗人都会礼赞母语，因为诗人正是拥有超群语言技艺的人，他们对母语的种种妙处体会最深，其成就既取决于受惠母语的程度，也取决于回馈母语的程度;在最好的情况下，诗人与母语构成一种双赢互惠。可以说，一个从未产生过伟大诗人的语言，不值得尊重;一个从未得到诗人眷顾的语言，也不无可悲。
不走运的是，诗人米沃什虽决意与母语长相厮守，波兰语却无力回馈他更多。首先是贫瘠，即“语言之间的不对等”，擅长翻译的米沃什时常为波兰语里缺乏相应的词汇而头疼。其次是不够精确，即很难用波兰语从事思辨性思考和交流。米沃什的朋友、波兰小说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说过：“我们用法语说话就准确，一旦我们改用波兰语，我们就变得模糊起来。”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也有类似感慨，他只在日常事务领域才使用日语，一旦思考到亚原子粒子领域，必换用英语。国内颇有些学者痴迷于中东欧作者笔下指向莫明的概念，一个词只要很难翻译，他们就认为其中包孕无穷。与确定性结下梁子，必然会拥抱一切暧昧。
一位波兰诗人批评本民族，与英国作家嘲讽“约翰牛”，难度是不一样的。不管怎么说，一俟拥有了免于恐惧的表达自由，米沃什即着手撰写他充满知识分子使命的著作《被禁锢的头脑》。我们将看到，所有那些命定的不足，那些“次一等”的“小地方”劣势、不幸和苦难，都被转换成特有的题材优势。关于“狮子出没地”的民族性，关于弱势民族知识分子的种种卑微、猜忌、钻营和明哲保身，都在他笔锋的有效射程之内。
那是另一个欧洲，可能孕育了更多的希望，但首先承担了更多的痛苦，而所谓希望，只有在苦难得到正视、心智得到矫正的前提下，才有望兑现。
载《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15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