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是对这个世界期望最少的人之一,但他没有写出卡夫卡那样模糊的小说,他写出了《1984》和《动物农庄》,以及大量的书评、随笔、广播讲话稿和日记。战争时期你总能在BBC的节目里听到他的声音。

每个人“回报社会”的方法都不一样。卡夫卡的做法是:重新创造一个世界,继而创造出属于那个世界的语言,再用这种语言来反对我们平常说话的语言,所以他的世界显得陌生。可奥威尔从来没有创造过陌生的世界和语言——即使用上他最大胆的想象,他写的童话和反乌托邦故事都毫不让人惊奇。

所以,去年我还认为奥威尔很差。那时我只关心语言,并认为写作者所做的一切最终要回到写作本身,所以我的生活反而显得缺乏目的,另一些人在写作时始终没朝这个方向回归,他们的生命力耗散在宇宙其他地方。他们显然对生活抱有更明确的要求。他们评论。我对语言的追究还因为,当我听到人们谈论政治、经济、艺术、文学甚至科学时,我立刻会觉得“汉语真是太贫乏了”。我以为英语的情况可能比现代汉语要好些——英语的结构感,至少还是可以用来保存思想和表达思想的。不过,英语可能也好不了太多。我估计一个英国人甚至会说:“英语太贫乏了,汉语的情况可能还要好一点”。

人们可能真的更容易批评自己的母语。人们总带着补偿的心理去学外语。然后真的认为得到了补偿,所以说话夹杂外语的人,总觉得自己的语言能力更强了。在《政治与英语》一文中,作为一个英国人,奥威尔对自己的母语进行了批评:“现代英语,特别是书面语,到处都是坏习惯……”在《政治与英语》中,奥威尔列举了几种:“僵死的比喻、花里胡哨、给词语安装假肢、装腔作势的用词、不知所云的文字”,他认为艺术批评文章尤其充满废话——“浪漫主义”、“可塑的”、“价值”、“人性”、“死的”、“伤感的”、“自然的”、“活力”等等词语,说不上有任何意义,当人们说“某先生的作品的卓越之处是有活力”,那几乎等于是说“某先生的作品的卓越之处是卓越”。当我们说“民主”、“暴行”、“自由”、“爱国主义”、“现实主义”、“公正”、“为正义而战”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仿佛不是活人,而是总统一样的傀儡。

奥威尔认为“民主”这个词本身具有多种对立的意思,“民主”既可能是好的,又可能是坏的,所以,当你要表达个人感情时,“民主”这种大词根本就没法用。卡尔·波普尔《反对大词》一文在学术领域也进行了类似列举。他甚至认为“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以及“反实证主义”都是一个意思。波普尔还认为那些在学术上反对他的人是因为听说他是个“实证主义者”而反对他,而很多人根本就不认识他,也没读过他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干脆强调:他“不为词语而争论”,他完全拒绝与哈贝马斯、阿多诺等人的讨论,因为那些批评从来就没真正进入过他的思想。那些争论并不存在。与奥威尔一样,波普尔也强调语言清晰——只不过他不屑谈论语言。

现在回想,当我抱怨“汉语贫乏”时,我本来想说的可能也是:我们的思想本身太贫乏了,这句话似乎更深刻——因为谈论语言似乎总没有谈论思想显得深刻。但现在想来,反而不够直接。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奥威尔那样直接谈谈语言呢——追究语言并不是什么肤浅的事。因为仔细想想,并无所谓先于语言、先于表达的思想,当我们沉思默想的时候,“我们也在说”——海德格尔是这么说的。但更值得澄清的是: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思想。

至少奥威尔是如此。当他谈语言,他谈的就是思想。他的语言如此清晰,以至于完全就是思想本身。当然,这造成了他小说创作中的最大缺陷:他的思想如此明确,以至再用比喻去说明就显得多余。当他说那些猪啊、驴子的时候,谁都知道他是在说谁;读了《1984》的故事梗概再继续去读小说本身也将是毫无所得的。

与奥威尔形成对照的是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他的世界太写实,以至没有理论可以套住这野马。德莱塞毕生都在试图将斯宾塞单调的社会学说融入他丰富的小说里,但这些议论始终都只是“毫无关系的伴唱”。读书并没有给德莱塞带来任何帮助,但如索尔·贝娄所说:“他有的是生活”。奥威尔则不然。不过与其说他“缺乏生活”不如说他的作品缺乏“任何带来歧义的、不可言传的东西”。他的形象思维价值甚微。正如德莱塞的评论是多余的,奥威尔的小说是多余的。对他小说的过度诠释更是多余的。

对奥威尔的一切批评都集中在此,并以此来否定他的全部,说他是个糟糕的作家。阿多诺认为奥威尔强调的清晰语言仅仅在逃避更深入的智力探索和怀疑。他的攻击对象还是奥威尔的小说。这种批评也造成了我对奥威尔最初的成见,但我逐渐发现他的评论文字和他的小说是同一件事物的好坏两面。当他的语言——或者说思想运用到社会批评、文学评论,他的怀疑精神是无与伦比的。我发现,在现代世界里,他没有相信过任何人,没有相信过任何一种貌似天真无邪、简单的东西,他对马克·吐温——那个时代“特许认可”、“有资格天真地说话的弄臣”——的怀疑也相当彻底,他几乎从没有被他逗乐过,他说吐温其实总是“欲言又止”,他所有密西西比故事都似乎“笼罩着另外一部更伟大、更明白的书的阴影”。他也不相信真有那样一个“毫无压力的社会”。他还认为甘地——那个时代另一个天真而虔诚的人也是值得怀疑的。

无论如何,奥威尔帮助我消除了许多关于这个世界的天真幻想。他仿佛总在提醒我们:“别把世界想得那么天真。”对他来说,“当一切人成为公众人物之后,都是可疑的。”这种姿态和眼光并不比哈贝马斯以及阿多诺对现代性的反思水平差。

奥威尔至少是个杰出的批评家。而且,他用评论的方式而不是小说的方式将他对世界的一切看法直接地说出来了。在他的评论文章中,他流露的思想比小说中流露的要充分、纤细和丰富得多。

与阿多诺不同,奥威尔用简单的英语、在区区一篇媒体文章中就能将问题讨论到学术文章的深度——爱默生也能在布道中迅速深入某种知识。这还让我想起伯特兰·罗素——我从未见过有人用那么简单朴实的英语那样赤手空拳地进入到高等数学的腹地——在这方面,罗素更激进而自负地认为:数学简直可以去掉那些相当于术语的数字,完全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

这也是奥威尔、罗素、爱默生、卡莱尔等人与卡夫卡的区别,卡夫卡的语言不是我们熟悉的语言——社会批评家则要求世界“用自己的语言来反思自己、矫正自己——甚至反对自己”。这些批评文字是可以直接被争论、被反驳的,因为它就是对你说的。但小说语言的交谈对象是可疑的——像耶稣在沙地上划字时说的话一样,那些话不知道说给谁听,所以你读了之后最健康的反应应该是沉思或者哑口无言。文学语言生活在文学创造的世界。

阿多诺恰好将“深奥的写作”称为学术文章中的“文学成分”,在要求直接说话的语境下,他们反而主张“深奥的写作”。

他们制造某种“陌生的语言”,并希望以此来同世界“保持疏远”。他们想成为学术界的卡夫卡。他们的评论不知道在评论谁。批评家凯斯·波利特认为:这种“文学性”是多余的——这种姿态“只是在一个不存在激进的选择的世界里做出的激进的姿态”(参见于威《奥威尔与劣质写作》一文),波利特也许想说:他们如果真勇敢到想与这个世界保持疏离,为什么不干脆去写小说?他们没资格谈文学。卡夫卡创造了整个陌生的世界,而这些人什么都没创造。正如波普尔所说的:连一个真正的问题都没有创造。

从任何角度说,“深奥的写作”都只不过是在表达能力有限时采取的权宜之计,这绝对不能成为语言的目标,否则将完全沦为冗余信息。对此,我想没有比奥威尔那句话说得更明了:“我们已经堕落到这样的地步:聪明人竟要以将不言自明的东西再说一次为己任。”康定斯基在《艺术中的精神》中也说过类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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