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 淼(湖南)

《环球时报》援引西方媒体的消息报道,北京著名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助手赵威,被指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于1月8日正式逮捕。众所周知,赵威的网名叫“考拉”。

对此,《环球时报》于第一时间刊发评论员文章,非常武断地认为,“少数人强调她(考拉)‘善良’‘单纯’,恐怕是在煽情,争取舆论支持。”

不可否认,考拉被捕后,舆论界的确大哗,也的确有很多人站出来为考拉的被捕抱不平,甚至,一些过于激动的人,把矛头焦点指向了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阴谋。所有这些,其实是一种正常不过的反应。中国司法当局在决定抓捕考拉之前,就应该能预料到。只不过,这种反应的强度超过了他们的预期,这让他们感到很不舒服。

既然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不是律师这个群体,中国的司法当局就“碰不得”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作为一名律师,本身就应该要带头守法,也正因为他们对法律比普通人有着更深刻的了解,很多时候,他们的某些做法,有意无意中触碰了中国政府的痛点,如果因为触碰了中国政府的某个痛点,就被戴上和中国司法作对的大帽子,是不是对他们不公平呢?

具体到考拉,她不过是参加了几次法律维权活动,曾经在江西高院举过牌,就成为中国司法当局眼中的另类,进而遭到“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这当然会让广大网友心感不服。至于一个24岁的女孩,究竟有多善良,多单纯,显然也并不是广大网友同情的理由。正如广大网友同情著名女记者高瑜,也不是因为她年老多病,更多的是佩服她不畏强权追求真理的勇气。

近年来,很是有一部分中国律师,在司法战线辛勤耕耘的同时,对一些公众舆论事件倾注了不少心血,做了很多律师之外的维权工作,甚至,参与到了某些政治活动当中去。著名的如浦志强律师,因为参与纪念八九事件的活动,从而也被扣上了“寻衅滋事”和“煽动民族仇恨”两顶大帽子。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司法当局是不欢迎,甚至可以说非常厌恶律师参与政治活动的。

然而,律师参加政治活动,在西方国家却是一种常态。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项统计表明,全世界有五分之一的政治家是前律师。以美国为例,《独立宣言》上签名的 56人当中,有17人是律师。而《美国宪法》上签名的39人当中,有22人是律师。更让人惊讶的是,美国的41位总统中,有24人是律师。同时,在当今的美国国会,435名众议员中有192人是律师,100名参议员中有62名律师。

不可辩驳的数据说明,律师参加政治活动纯属正常。这是因为,法学和政治学研究问题的类型是相同的,那就是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如何在自由和安全之间做出平衡。

遗憾的是,中国律师参与政治活动的正规渠道至今被堵塞,无论是人大还是政协,律师占有的席位,少之又少,珍之又珍。律师出身的行政官员,更是凤毛麟角,几乎没有。所以,一部分中国律师不得不主动参与到民间自发的政治活动当中去。也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在这些民间政治活动当中,他们发挥了比普通人要更大的作用,进而使得他们在各种民间政治活动当中显得格外耀眼。

对此,中国司法当局不应该视之为另类,更不应该采取行政甚至司法手段来压制。少数中国律师参与政治活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现政权,别说他们没有这样的心思,即便有,靠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就真的能把国家政权颠覆吗?如果这都可以做到,我们国家的现政权,那就真的够脆弱了。

中国政府同时也应该要有更加宽阔的胸怀,既然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律师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和比例都很高,那么,给中国律师一个畅通的政治活动参与管道,又有什么要紧呢?难道我们的人大、政协真的就只能被歌星、影星、成功商人、退居二线的公务员所占领吗?其实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这是一种奢望,并且这种奢望也只能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转型后才可能实现。

尤其让人不理解的是,考拉仅仅为一名律师助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律师。如果连一名律师助理当局都恨不得除之为快,那么,其他那些真正的律师,那些依然奋战在维权前线的正义律师,生存前景就真的堪忧了。如果律师连参与民间政治活动的管道都被堵塞,社会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谈起呢?

不管我们是否相信中国政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也不管我们是否相信中国法院能够给予考拉及她的同仁以公正的审判。如果考拉真的参与了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相信舆论不会因为她的“善良”“单纯”而同情她。但如果她仅仅只是以法律的名义,行公益活动之实,那么,就应该尽快予以释放,给广大舆论一个交代。否则,“打击捍卫人权律师群体”的帽子,就真的会被一直戴下去,西方国家的指责更加难以平息。

2016年1月16日于株洲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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