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1世纪零年代以来,尽管禁书前赴后继地涌现,但都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偷窥,因为每一次查禁,都是图书价值的一种反证;它们因此被大规模盗版,但责罚却仅限于出版者。

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史,无非是偷窥禁书的历史。这历史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中国式阅读的独特经验。

1967年红卫兵发起“扫四旧”行动,大批图书以“毒草”的名义被查抄、查禁和焚烧,造成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灭书事件。大批印刷物从文明的舞台上消失掉,化成废纸或纸浆,或被焚烧为黑色的灰烬。残剩的图书,被抛掷于图书馆的墙角,而漏网的私家藏书,则被藏匿于床底或箱笼,等待着某个被历史宽恕的时刻。直到1972年,这种严厉的打击才有所松动。地下阅读运动开始悄然兴起,制造出集体窥书的严重事变。

这窥书必然是集体作案。唯有经过交换才能获取资源,而交换就意味着勾结。一本书总是会形成漫长的交换链,所有位于链索上的窥书者都是违禁的罪人。一旦这种交换发展为聚众讨论和地下沙龙,便十分逼近“反革命集团”的特点了。这就是所谓“运动”的意义,它把那些渴望真理的人们拖入了偷窥的潮流。

窥书运动的对象,主要有三种来源:第一是文革前期查抄时的遗漏物,此刻被书主偷偷出借给朋友,形成地下传阅链索,它们大多数是中外文学或学术名著,如莫泊桑、巴尔扎克、福楼拜、雪莱、拜伦、狄更斯、歌德、席勒、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的作品。

其二是各种大众手抄本,多为“反特”题材,具有强烈的惊悚色彩,成为革命之余的娱乐谈资,如《一只绣花鞋》、《梅花党》和《绿色的尸体》;另一大类是爱情题材,其中既有文革期间的秘密作品,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也有抄自文革前的公开出版物,如无名氏(卜乃夫)的《塔里的女人》等,当然也有情色小说《曼娜回忆录》(又名《少女之心》)之流。后者竟然升格为青少年性启蒙的粗陋教材。

其三是内部参考书,封面只有简陋的三种单色,分别俗称“白皮书”、“黄皮书”和“灰皮书”。其中包括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东欧读物,如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古拉格群岛》、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和《解冻》、艾特玛托夫《白轮船》、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和《最后一个夏天》、邦达列夫的《热的雪》和《岸》、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等等。另一大类是战后的欧美图书(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萨特的《厌恶》、加缪的《局外人》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等。

上述三种图书来源,也许可以部分满足窥书癖的基本需求。但偷窥是一种巨大的风险,偷窥者必须承担严重的政治后果。干部出借“内部资料”属严重违规,会受到严厉处分,而手抄本更是“专政机器”所要暴力镇压的事物。它们的书写、偷窥、转抄和传阅,面临着严酷的刑罚。一名叫做张扬的手抄本作者,甚至差一点被枪决,因他而形成的“反革命集团”,规模巨大,约有数千人受到牵连。但专制主义无法阻止偷窥的秘密涌现。从下乡知青到在校中学生,太多的人卷入了这一秘密造反事件。“我们”是推动这一“反动思潮”的积极分子。在恐惧和战栗之中,“我们”提前实现了灵魂的觉醒。

偷窥和启蒙之间的逻辑关联,是文革研究的重要命题。如果没有这种偷窥和自我启蒙的预备期,1976年文革终结之后,就不可能迅速出现油印诗刊《今天》、星星画展和“民主墙”,也无法迈入人道主义、启蒙主义和先锋主义并存的文化繁荣时代。窥书是一场心灵练习,为文革后的思想飞跃,提供了隐秘而坚实的支点。

“新时期”的阅读状态,基本终结了偷窥的历史。几乎所有人都在庆幸这场噩梦的终结,但历史还是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回旋。1983年的“清污运动”和1986年底的“反对自由化运动”,犹如文革的回光返照,制造出一大批全新的“毒草”。在这份冗长的黑名单里,计有《晚霞消逝的时候》、《一个冬天的童话》、《飞天》、《女贼》、《在社会的档案里》、《离离原上草》、《假如我是真的》、《人啊人》、《苦恋》、《第二种忠诚》乃至全体“朦胧诗”。老资格的革命诗人艾青充当政治杀手,在《文汇报》上发表整版文章,高调声讨朦胧诗的美学“罪恶”。而阅读这些黑名单上的作品,则演化为新一轮的“偷窥”。所幸的是,这偷窥不再具有生命危险,而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犯罪而已。

与此同时,那些古典情色文学作品,如删节本《金瓶梅》,也开始以“内部参考资料”的方式出版,仿佛是文革白皮书的历史再现。但性禁忌已无法形成政治威慑。偷窥成为家常便饭。一种针对删节部分的补全复印本,开始在知识分子中间流传,犹如一道餐后甜点,装饰着已经解冻的日常生活。

21世纪零年代以来,尽管禁书前赴后继地涌现,但都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偷窥,因为每一次查禁,都是图书价值的一种反证;它们因此被大规模盗版,但责罚却仅限于出版者。偷窥者遭到“赦免”。禁书阅读就此丧失了冒险和反叛的快感。在这个图书繁杂而文化萧条的时代,偷窥正在退化为一种柔软的“眼保健操”。但这并不意味着阅读禁忌的全面消失,恰恰相反,新禁忌正在向互联网领域转移。利用代理服务器访问禁区的网民,还要面对各种深层的危险。但他们对资讯围墙的勇敢翻越,就是文革窥书事件的历史性再现。而这种互联网偷窥运动的兴起,也许能够成为第二次思想启蒙的先声。

来源:聊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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