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奇葩式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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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执政二十余年,发动了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一次接一次共十四次,本书所述是受害人多、冤死人多、株连人更多的大运动,真奇葩。国家损失巨大的文革运动,距今己过去了四十年,文革开始迄今已五十年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经济、军事以及全民道德品质的影响、损失,是无可比喻的,毁了几代人。人们心情坏了,只知道要钱,失去了人性,更谈不上道德,有诗为叹。

“罪 恶”

毛氏罪孽如深山, 书报记载万代传。

人口皆碑会永记, 留得恶名在人间。

中国内地处处讲假话、空话、大话、官话己成风俗,自私自利,一切为己,最近竟有十几岁的女童,以自杀来威協母亲打掉第二胎。这女童的人格太自私了、她的品质令人发指,有人说:这女孩长大也会是个败类。

中国是贪官、骗子最多,在世界上出名,这些东西一群又一群,一窝又一窝,他们是全依靠邦派混世的。令人不策的是,这些家伙们多数用骗术,逃出国门用骗术多数人能如愿以偿,中国反贪己证明这些贪污、诈骗的集团,是相互有奇葩式株连的。本文所谈的株连、是受压害人们之亲属们被株连的事例。

一,株连者多于被整者

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个人,便要株连亲属许多人。我在文革中被整得最惨,受株连者最多,从此之后,被官方一直视为异已人士。例如:2007年美国领奖我被禁的闹剧。自2007年2月1日开始,我被软禁在家中、不准出门,在我住的小区内,三部警车、50多名警察,便衣无数,惊慌得如临大敌。

我三弟高世洁 (他家住开封龙亭区遊梁祠街) 被株连当作人质,开封市委命令由龙亭区区委书记监视,他住在我隔壁的旅社里,命令高世洁住在我家,寸步不准离开,生活自理,每天必需向区委书汇报我的情况。

自2月1日对我开始软禁,2日除政府官员们像走马灯那样的你来我往,有省委副书记陈全国、省妇联主任杨云、公安局局长 (我忘了他的名) 还有一些官们的名字我记不清了,至少有十几人,每人至少来我家三次以上,每天早8时至夜12时,不停的来人,招待说话,弄得我筋疲力尽。特别是卫生厅厅长刘学周,他天天来我家,有时候他一天来两次,并威胁我那个胆小怕事的儿子,春节那天他给我磕响头,要求我不去美国领奖。是我连累了儿子,当时我的心都碎了,此情此景,我永生难忘。时间过去八年多了,我想到此事,依然不禁伤心落泪。

2月4日澳洲飞来两名记者,一进小区被警察围成人墻,不让他们前走一步,记者立即飞回北京,第二天世界各报纸刊出“······高耀洁因赴美国领奖被软禁在家中······”,此事又株连了媒体。

2月上旬春节已将来临,2月5日晚7时许,我女儿竞先和女婿田建来送春节食品,同时进到家里看望老人,被警察阻止。她俩人与警察吵起来,问他们我家老人犯了啥罪,儿女都不让接見,也不通知我们,按法律规定,即是犯罪也应通知家属,田建国会吵架,弄得警察无言可对,只说领导意见,田建国问他们那位领导,我去问他,警察无言可对,重复的说领导意见,竞先不会吵架,一直说你们是狗······。最终吵了两个多小时,小区圍观群众像戏剧台下的情景,我和三弟高世洁在楼后窗户上看得很清楚。他们越吵越剧烈,有人怕打起架来,才把田建国单位领导以及省卫生厅厅长找来,经过谈判,让他们才进到我家里来,当时己将近夜里十一点了。

美国领奖成了大事,中国对美国说:”高耀洁有病不能赴美领奖,希拉里是个能坚持原则的人,她给胡锦涛、吳仪写信说:“······高医生有病不能来美国领奖,我赴中国去探望她······”。这一下中国不知所措了,总书记胡锦涛批准让我出国领奖。河南官员们突然变了脸,2月16日晚陈全国来我家,他说:“······给你办出国手续······.”。我说已办妥了。从此小区的警察、警車消失了。21日很多人,四辆黑色轿车欢送我到飞机场、登上飞机到了北京,是日晚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代表吳仪副总理到宾馆看望我,23日顺利到达美国。

高世洁受了半个月株连,任务完成了,可以回家工作了。开封龙亭区区政府、给他补助误工费每天200人民币助,同时对高世洁说:你的任务完成的很好,以后不要再谈论这件事情了,其实是给他3000元人民币的封口费。

二,与我有来往者亦受株连

古代王朝有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刑法。毛氏时代另有新材,特别是文革期间 “欲问其罪,就有罪名”。受株连者,何止是九族呢?凡是与被害者有来往的人、甚至认识的人,都会受到株连,老百姓有个顺口溜说:

“受株连”

整人不稀罕, 打击一大片。

杀人不眨眼, 多人受株连。

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1966年9月下旬的―天,清洁工小魏告诉我说,市郊两个农民小青年在街道两旁扫树叶,看到—个中学里一群学生在批斗十几位教师、校长,两个小青年互相说:“这个中学是几十年的好学校,哪那会有这么多坏的教师,校长这个老头我见他在这里干了5、6年了,那有像学生娃说的这样坏···”。他们无意的随便几句闲话、真话竟成了罪名, 因言论受了株连。

这话被批斗会上的红卫兵听到了,当即抓住这两个小青年跪在会场边上陪着教师挨批斗,会后又把他们关在一间小房里,餓他们一天。小青年村里听说了,他们这个大家族,怒气填胸发动家人,要来市里救人。首先来了两个村干部 (村长、支书) 态度很好,商谈要红卫兵组织放人,红卫兵头目态度生硬的说:“不会放人。”

村干部生气了,回到村里发动数百男性中青年人,手持棍棒,开了八辆大拖拉机并挂上拖斗,夜幕降临,围住了这所中学,见红卫兵就抓,不到一小时抓了十二个红卫兵,从形势上来看,马上开始了一场流血样的武斗,军代表出面来调解,双方放人。这次紧张事件,全是红卫兵制造奇葩式的一场闹剧,株连了很多人。

有文献报导: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害死亡人数。

1,大规模武斗300多起,死亡人数123700多名。

2,批斗3027000多名,非法关押死亡人数115500多名。

3, 城市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非正常死亡人数683000多人。

4,农村地主、富农死亡120多万人。

5,另有1亿1300多万家属死亡。

6,受不同程度的打击,失踪557000多人。

以上是官方报导的数字,在文革中的实际数字,不知是这个数字的几倍,永远无法澄清,是历史遣留的迷团。

回忆起本人文革中的遭遇我仍历历在目,闯过了多少死亡关头,可谓死里逃生。我现近九旬,应尽快揭露近半个世纪、我记忆中的历史事件,留给后人,以补救历史事件的遣失。

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得到广大外人的同情。我的孩子总认为我不会做人,得罪了人,才遇有文革中这种灾难,她们相信文革中造反派给我制造的莫须有的罪名,使他们受了株连、又是黑孩子,受尽了歧视,遭了很多罪,挨打入狱等。

没错,为打击我,他们给我儿子栽赃陷害害,使他入冤獄三年,此事件应由毛氏政府官员们负责任,出冤獄后平时,在平反证书上写的很清楚 (见《高洁的灵魂》第二章)。在郑州行政区有四位青少年坐冤獄,平反后在前途并没受影响,工作都不错,其中有厅级干部,我儿在大学任教授兼糸主任,直至今年60岁退休。

儿子入狱时不到14周岁,是造反派为了整我而精心制造的冤案,此类事件非我儿子一人独有的,但我儿子对我仍然是离心离德,耿耿于怀,总认为是我造成的恶果。特别是我出国后,他三年未来只字,后来同住冤狱者批评了他,他来信了、三言两语,直至他退休,我答应付他路费、叫他来美国,他仍以旅游为重,我只好同意了,现在我已6年未见儿子了。他内心意思是怪我在文革中挨整,是不会做人、得罪了人,株连他三年冤狱······ 那么,文革时期害人、冤死者众多,都怪谁呢?明明根源是毛泽东的罪过,但我儿子的受害,应明白这根源在毛泽东,他想不通、不理解,所以对我才有这种怨恨,这是毛氏洗脑技术的高明! 普及了一代又一人。

我的三个子女对我最大的反感是我不理家务,时间花在病区的工作上,他们经常说我两个姨对孩子照顾的多么好······你对家务不管不问,家里好像是你的旅店。

他们不理解我的处境,出身于黑五类,工作是对人命,我不敢粗心大意,特别是文革复职之后,人争一口气,我也得努力把本职的业务搞好,干得出众。那时我负责妇科病区23张病床,同时我还兼任着工农兵大学生的妇产科课程,时间很紧张,我无时间照顾孩子,这时他们己十多岁了,—切可以自理了,只怪文革搞乱人们的思想意识,否则他们会体谅我处境的困难。

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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