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黄花飞鱼,2016-1-28 作者:文/乔治·雷斯曼 译/秋风

摘要

究其实质,资本主义价值的基础,与科学的价值的基础是相通的,它们的基础都是人的生命和人的理性。资本主义是人类幸福和生存所必需之社会体制,是其作为理性的存在所必需之体制。它也是科学追求所必需之体制,在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威胁的条件下追求真理。

对经济活动与资本主义的攻击

事实上,资本主义、因而也是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都遭到了公共舆论无数的猛烈抨击。自利的追求被咒骂为邪恶的,物质的自利追求被认为是庸俗的。人们嘲笑资本主义下的自由是“饥饿的自由”,是“领取工资的奴隶”。人们谴责私人财产权是“盗窃”——是把据说由上帝或大自然赋予整个人类的财富据为己有。人们攻击货币是“万恶之源”,而劳动分工则是人的单向发展、狭隘、“异化”的根源。

据说,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starvation wages)、无限制延长劳动时间、血汗工厂、童工以及垄断、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战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等等问题,其罪魁祸首都是利润动机。利润动机还导致了食品污染、危险的药品和汽车、不安全的建筑和工厂、有计划的抛荒土地(planned obsolescence)、色情、卖淫、酗酒、滥用麻醉品和犯罪,等等。储蓄被骂为囤积居奇,竞争被骂为“丛林法则”,经济不平等被说成“阶级冲突”的根源。价格体系和利益间的和谐根本是闻所未闻,而经济进步的结果必然是“蹂躏整个星球”,效率的提高则必然导致失业和萧条。根据同样的逻辑,战争和破坏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防止失业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除了直接生产自己所消费的物品的手工劳动之外,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被说成是寄生性的。因而,商人和资本家就成了“不劳而获的”家伙和“剥削者”。证券和商品市场则被认为是“赌场”,零售商和批发商成了“掮客”,没有任何正面作用,只不过是增加农民和制造商的“负担”而已,企业做广告本质上是在进行欺骗,企图引诱人们对资本主义大批量提供给他们的商品产生欲望,而据说从人的本性说,这些欲望是不自然的、不正当的。

下面的种种说法明显地是自相矛盾的,但反资本主义者仍然乐此不疲:他们攻击说,资本主义将使群众贫穷化,同时却又说,资本主义让他们过于“富足”;他们指责资本主义已经成了一个阶级壁垒森严的社会,同时又说,它是由那些刚刚爬上来的暴发户统治着;他们攻击资本主义的竞争;又怪罪市场缺乏竞争;他们既批判军国主义,又批判和平主义;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无人信神,又批判资本主义扶持宗教;一边说它压迫妇女,一边又说它使妇女实现了财务上的独立,从而破坏了家庭。

总而言之,人们攻击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由“剥削者”、“强盗资本家”(robber barons)、“奸商”所统治的一种混乱状态,这些家伙“冷酷”、“斤斤计较”,“贪婪”地占有一切财富,毁灭了广大无辜群众的生活。

正是根据这种种错误的想法,人们就转而要求政府出面来实现“社会公正”,以劳工和社会立法的形式提供保护和援助;以政府“制订计划”的方式实现理性和秩序。他们提出了很多要求,其中大多数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实现: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最低工资法和最长工作时间法,赋予工会组织以特权和豁免权的法律,反垄断立法,社会保障立法,公共教育,公共住房,社会保健;邮局、公用事业、铁路、地铁、公交的国营化或由市政当局经营:补贴农民、托运人、制造商、债务人、债权人、失业者、学生、租房户、穷人等等形形色色据说境况不佳的人。他们要求并已实现了对食品和药品的管制,颁布了建筑法和城市规划法,职业健康与安全保障法,等等。他们要求并确实已经创造出了过量的货币,消灭了金本位的一切痕迹—为的是可以毫无节制地供应货币以创造通货膨胀。他们之所以提出这种要求,是因为他们打心眼里相信,增加货币供应就可以增加政府开支,从而可以保持和实现充分就业。他们也相信,创造货币是创造借贷资本从而可以压低利率的好办法。他们之所以希望政府拥有创造货币的能力,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可以使政府通过财政赤字的办法增加政府开支,他们还有一种错觉,以为只有政府才能为那些低收入阶层提供福利。而一旦——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导致物价上涨,资本外流,信用崩溃,人们就又要求政府实行价格和工资控制,于是,政府控制经济体系所导致的短缺和混乱,只是招来政府对经济体系的更全面的控制,比如定量供应和配给制。

面对着这如一股洪流一样淹没了整个国家的种种观念和要求,强调个人权利和有限政府的美国传统价值显得很琐屑、陈旧,这种价值也许只适合于独立农场主的时代,而对害怕、愤怒的广大群众维持生存所必须满足的各种必要条件,这种价值根本束手无策,传统的美国价值观已经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于是,个人权利的概念本身已经沦落为要求政府进行补贴及扩大政府权力的一种工具——比如,人们纷纷提出什么就业的“权利”、获得住房、教育、养老金、医疗保健等等的“权利”。

本书就是要直面这种种反资本主义的观念和诉求。本书的主题是,说起绝大多数人对于人世间一切重要的东西的认识,恐怕再也没有比人们对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认识更无知、更混乱了。本书将揭示,如果资本主义采取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逻辑上自洽的形态——也即政府的权力仅限于国防和司法活动——则资本主义将是一种能够永续实现经济进步和社会繁荣的制度,并是世界和平的前提条件。

对于经济的认识依然盛行着近代科学出现之前(Prescientific)的世界观

人们对经济活动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存在许多错误和混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彼此强化。

首先,尽管我们已经身处20世纪末,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人们对经济的动的认识中,就大多数人的基本精神特征而言,他们的思想依然继续普遍地停留在中世纪时代甚至是原始人的水平上。我所说的是,人们的精神仍然是文艺复兴时代科学的世界观形成之前的那种状态,当时,即使是在西欧,人们也普遍地把自然现象解释为好的或坏的神灵(spirits)活动的结果。因此,如果爆发-场决水,冲毁了他们的房屋,或者如果他们的牲畜死于瘟疫,信奉多神教的原始人就会认为,这是河神或者是别的神发怒了。同样,中世纪时代大体上信奉一神教的欧洲人则会相信这是某个巫婆或其他邪恶的神灵施了诅咒。这两类人都相信,能保护他们免受这些灾难侵害的,只能是一个更强大的仁慈的神灵,可能是另一个神,也可能是某位天使,可能是那唯一的上帝,也许只是某个神。关键在于他们都相信,他们遭受的伤害乃是由于邪恶势力在随心所欲行使其权力,而要获得保护,则只能依靠某位站在自己这一边,更伟大、更强大的?但也同样是随心所欲的力量。

在我讨论人们对经济活动和资本主义的攻击之前应当弄清楚,人们今天仍然把上面说的这种世界观运用于对经济问题的认识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把经济上所受的伤害看成是某种专断势力——人们经常指的是“大企业”——之邪恶意志造成的。他们也相信,他们要想获得保护,只能依靠一个更庞大、更强壮、更强有力的专断权力 ——也即为自己撑腰的政府——之善良意志。比如,如果工资或价格水平,或者住房、医疗保健等等任何东西的数量或质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他们就相信,这是那些邪恶的商人故意制造出来的。他们也相信,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诉诸比商人更强大的政府,由它利用其更强大的力量保护人民。(这种世界观最主要的表现形态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及据此而提出的“自由主义”政治纲领。)

与此相反,经济科学所透露的对经济世界的看法,是完全不同于原始心态的解释的,而跟物理学和化学对物理世界的看法相同。贯穿经济学的世界观与物理学和化学的世界观一样,认为经济活动领域是根据人的才智才可以掌握的自然规律在运转。经济学中的自然规律所涵盖的,当然是在自由的状态下,个人在劳动分工条件下从事财富之生产的合理的自理行为。

这种对经济现象的科学解释,尽管在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和早期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了,但却受到种种阻挠而依然没有取代人们的原始心态,下面就将探讨阻挠人们接受经济科学的几个因素。

经济学与不科学的个人观察(Unscientific Personal Observations)

人人都在参与经济活功,因而,他所提出的或接受的关于经济生活的看法,似乎与他自己对经济生活的观察相一致。然而,这种看法通常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仅仅基于借助过于狭窄的个人经验而得出的看法,因而他们对同一现象会得出与实际不相符的结论。这种现象,在人们对很平常的物理现象的认识中不乏例证,比如,人们天真地相信,木棍在水中折弯了。地球是扁的,太阳是绕着地球转。与这种天真的现察相反,科学的思考过程在提出对某一对象的理论的时候.则力图使关于观察对象的方方面面的观察结果在逻辑保持连贯一致。因此,视觉上观察到木棍在水中折弯,但当我们用于触摸木棍时会注意到,木棍仍然是直的,我们得协调这两个观察结果,于是,我们就获得了光线在水中折射的知识,地球看起来是扁的。但我们又注意到,总是船桅最先出现在地平线上,于是,我们综合这两个现察结果,就认识到,地球表面是弯曲的。我们觉得地球是在绕太阳旋转,但当我们将这一观察结果与我们所了解的太阳与其他星体的关系的知识相比照,我们就知道了,太阳是绕着它的轨道在旋转。

在关于经济活动的认识中,我们可能更容易碰到个人的观察与科学的真理之间互相冲突的情形,原因可能在于,现代经济依靠劳动分工体现和货币交换。经济体系的每个参与者都已经专业化了,都只能注意到各种事情对他自己的专业的影响。通常情况下,他不会多想想同样的事情对其他专业的影响,他通常也不考虑这些事情的长期效应,说不定他会改变他自己的专业呢。结果,人们就总是相信,诸如改进生产力之类的事情,对他会造成经济上的伤害,因为它肯定会导致劳动分工体系中某一特定部门的就业岗位收缩或完全消失。由于同样的理由,他们也相信,破坏行动在经济上是有益的,因为它肯定能导致劳动分工体系中某一特定部门的就业机会增加。(Henry Hazlitt,Economics in One Lesson, new ed.(New Rochelle, N.Y.: Adington House Publishers,1979)与Frederic Bastiat, Economic Sophisms, trans. Arthur Goddard (New York: D. Van Nostrand,1964)对这种谬误的性质及其种种典型的表现形态进行了引人入胜的剖析。)

与目光不能完全超越自己当前所在专业有密切关系是,人们普遍地把货币与财富混为一谈。在劳动分工经济中,每个人自然汲汲于挣钱,并根据自己所挣的金钱的多少来衡量自己的经济福利。于是,人们就非常轻易地得出结论:任何能使大伙多挣钱的东西,都是值得欢迎的,而任何使大家少挣钱的东西,都是让人讨厌的。而如果进行一番科学的分析,则会看出,如果每个人都是通过竞争米挣钱,那么,挣钱越多,从经济上说就越好;但如果个人收入的增加是政府增加货币供应造成的,或者是由于政府侵犯了竞争所导致的,那挣钱多未必就意味着经济福利有所改进。经济学确实揭示了,在政府没有实行货币供应膨胀、没有破坏竞争的情况下获得的较低的货币收入,比起政府胡搞的情况下更多的货币收入来,代表着更高的真实生活水平。与此相关,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结论:如果政府不搞货币扩张,较低的“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比起政府搞货币扩张下的较高的“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来说,也体现着财富生产和人们福利更快速的增长。

经济学与利他主义

如果经济字与人们根据自己本人的观察所得出的不科学的结论正好相反,那么,经济学的发展之路就必然是非常崎岖的。经济学所面临的各种各样难题又与下面的事实纠葛在一起:它的学说是与人类某些最根深蒂固的道德和伦理教条对立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相信,个人的自利追求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因而,个人有义务奉行利他主义原则和自我牺牲精神。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的是个人理性地追求物质自利的活动,并将种种至关重要的制度及整个物质文明的存续都溯源于此,由此,它推导出了整个经济学的规律体系,经济学不得不得出结论:从根本上说,合理的自利和利润动机是一种善的力量,从各个方面造福于人的生活和福利,因而应该给予这种合理的自利行为以充分发挥的自由。然而,在传统伦理学体系中,往好里说,自利是不属于到的范畴的,而事实上,它被认为是完全违反道德的。这一伦理学认为,爱他人,并为他人而自我牺牲,才是人的最高尚的美德,他的生活就应该以此为准绳。

于是,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学的种种学说是对伦理道德的威胁。基于同样的理由,人们普遍地相信,前面提到的种种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都表达了人们的正当的道德义愤。结果,经济学前行的路上横梗着的,不仅仅是一般的无知,而是由道德狂热和自以为是所支撑的无知。对此问题,我还没有找到个好名词,但经济学家的处境与古代天文学家有点类似,这些天文学家知道,地球是绕太阳公转的,但这种知识不仅与每个人能观察的结果相冲突,更是对整套神学宇宙观的挑战。经济学和资本主义也对利他主义的伦理构成了挑战。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除非人们对道德和伦理的看法发生根本变化,否则,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是不大可能得到人们文化上的认可,从而使经济学能够发挥出其影响力,使资本主义得以维系,而这种根本性变化则更多地受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最重要的是哲学和心理学领域——之左右。不过,经济学自身对于改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已经作了重要贡献。我建议,凡是主张合理自利的人士都有必要好好地利用这些现成的贡献。

当然,人们谴责自私自利的一个主要理由,与这种动机的经济后果有关。假如人们不相信,比如说,每个人的所得就是另一个人的所失,而是相信,与此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人的所得实际上也是另一个人的所得,那么,他们或许就不会继续恐惧和憎恨自利了。而经济学恰恰证明了这一点。经济学所证明的其实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实。就是说,如果个人都理性地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事,则每个人最后都能从中得到好处,经济学证明了,在实行劳动分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恰恰在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将增进他人的利益,而他人之利己行为也可能有利于他实现自己的利益。经济学已经证明了,经济体系中所有参与者的合理利己行为是可以实现和谐的—— 这种和谐渗透在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经济不平等和经济竞争中。经济学同时还证明了,对利己行为的恐惧并进而禁止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必将导致社会瘫痪和经济停滞——如果禁止个人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那么,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境遇。

经济学与非理性的自私自利

经济学理论不仅遭到了利他主义鼓吹者的反对,也遭到了那些信奉非理性的、短视的、自拆台脚的自私自利的家伙的抵制,这些人主要是自己的眼前利益遭到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损害,并受政府的干预政策保护及享受优惠的商人和工薪阶层,他们在寻求政府干预的时候,可一点都不迟疑,比如,那些要求政府发放补贴、进行价格扶持、开征关税、制定牌照法令、谋取政府特权经营权、争取工会特权、移民配额等等特殊利益的商人和工薪阶层。

这些商人和工薪阶层组织了自己的压力团体和院外活动分子,竭力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给自己牟取私利,他们和他们的代言人会毫不客气地利用多数人对经济学的无知,他们对很多流行的错误看法心中窃喜,他们就是要利用公众的这种无知,来支持自己提出的那些破坏性政策。他们的这些行动是互相拆台脚,因为每个集团要想成功地获得特权,就必须把损失强加于其他集团,这种损失必定大于它所获得的收益;而它的这种特殊收益也会由于其他集团获得他们所想往的特权而被取消。最后的结果是,每个人都遭受净损失。因为每个集团都在掠夺其他集团,反过来也被别人掠夺;同时,大家都投入到这种过程,则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

比如,农民从补贴中获得的收益又会由于高关税又会丧失;有人从高价中得到收益,会由于工会的垄断而丧失;有人从高税率中得到的收益,会由于另一些人福利开支的增加而丧失,等等。事实上,这一批农民得到的某种补贴收益,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另一批农民得到的其他补贴而被抵消,比如,小麦种植者从补贴中得到的收益,部分会由于政府补贴其他农产品——如棉花、烟草、牛奶、黄油——导致价格上涨而被抵消。同样,工会组织的确可以提高工资,但这种收益会由于其他工会成员所生产的产品价格上涨,还有种种补贴、关税等等导致价格上涨而被部分地抵消,合计一下净收益,肯定要小于本来可以生产出来的东西的价值,因为这种政策既降低了生产效率,又不利于人们找到就业机会。最后,每个人都会变得更糟糕,不管是失去工作的人,还是仍然有活干的人。由于效率低下,有活干的人发现,价格上涨的速度要快于收入增长的速度,他们也必须用他们收入的一部分养活那些失业者。

压力集团的活动也决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相反,它是“混合经济”的产物;所谓混合经济,就是从结构上基本保持资本主义性质,但政府时刻准备进行干预以照顾某些人而把代价强加于另一些人。

相反,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体系——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中,政府既不能给谁优惠,也不能让谁承担损失。因而,在这里,是没有压力集团的存身之处的,这里没有压力集团形成的基础,它不需要考虑什么自我保护。

压力集团的心态之荒唐可笑,在下面这一事实上表现得也很清楚:它为从利他主义原则出发害怕和痛恨自利的行为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并导致社会压制利己行为。那些信奉利益集团斗争哲学的人将自己置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时候理由十足,但却恐惧和反对他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因为在压力集团的斗争中,一个人的所得必然是另一个人的所失。其结果就是,人们在作为压力集团的成员的时候,竭尽全力地追求其利己目标,而当他们作为社会的一员的时候,他们却又创造某种社会条件使人们进行任何形式的利己行为都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只要具有那种斗争心态,他们就不可避免地把利己行为看作是反社会的,因而是其他所有人都一定会反对的。

因此,压力集团斗争中所体现出的非理性的利己活动,是与其真正的利己活动完全背道而驰的。

信奉压力集团斗争哲学的人士也抨击经济学,因为他们不理解经济学,事实上,他们的心态也使他们不可能理解经济学。他们心胸狭窄,鼠目寸光,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什么东西将增进或削弱他们当下已有的投资和生产线上的利益。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根本就进入不了他们的视野。于是,经受不住外国对手竞争的这种鞋商一听到有人提自由贸易,唯一的反应就是,如果实行自由贸易,他的鞋子生意就完蛋了。于是,他就得出结论:反对自由贸易的理论是符合他的利益的行动。于是,到最后,经济学的每个理论都会遭到这样那样的压力集团的抵制,还是用天文学的比喻来说吧,这就好像人们错误地得出结论,太阳确实是在绕地球旋转,他们声称,这种说法是有道德伦理依据的,而他们自己的利益也要求他们排斥任何其他的说法。

经济学与反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

上面讨论的压力集团心态最终把经济学置于一种最根本、也最严重的困境中,人们越来越厌恶理性和逻辑本身。经济学的一个预设是,个人愿意以一种开放的心态观察整个经济体系,眼界不局限于当下,并延着逻辑推理的链条解释事情对体系内的个人和团体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很不幸,作为经济学前提的这种宽广的视野,在今日社会中,已不大容易看得到了。在反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人们不能不怀疑他们理解一件事情根本的、广泛的意义的能力。他们不愿意追溯事情的主要原因,不愿意依靠逻辑来解释那些当下看不见的效应。

人们之懒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长达两个世纪对人类理性的可靠性的攻击的必然结果,发动攻击的从康德一直到罗素。经济学刚一诞生,这一攻击就开始了,主要是由于这种对理性的可靠性的攻击,导致原始人心态长期控制着经济学领域。(关于反理性主义及其破坏性影响的最重要最全面的论述,见Ayn Rand的著作,她的所有著作都对此作出了深刻的阐述。比如参见Atlas shrugged (New York: Random House,1957)和For the New Intellectual (New York: Random House,1961)中所收的文章。也可参见她最主要的精神弟子Leonard Peikoff的The Ominous Parallels: The End of Freedom in America(New York: Stein and Dav,1982)。Von Mises的著作也强调了人们对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反理性主义态度所导致的破坏性后果,尤其是参见其《人的行动》(Human Action)和《社会主义》(Socialism)。)

这种攻击的严重后果和主要表现,在很多著作中都一目了然,这种心态从一个学科领域蔓延到另一个学科领域,当这些学者从以前人们毫不迟疑信奉的理论中发现某种矛盾时,他们欣喜若狂,他们似乎立志要颠覆这些理论中的理性和逻辑。这类人物在经济学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位就是凯恩斯,他认为,“如果我们的政治家不是接受古典经济学原则的教育,而是接受其他更正确的教育,那么,他们会认识到,建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都可以增加财富”。在别的学科领域中,著名的权威宣布,两条平行线可以相变,电子可以在不穿越两个原子间的间隔的情况下,脱离一个原子进入另一个原子,一张什么也没有的画布或猴子的涂鸦也可以叫做艺术作品,倒垃圾桶的哗啦声或是什么声音也没有的一段时间,也可以叫做音乐作品。好像生怕我们忘记地球绕太阳公转这一被反复提及的例子,当代哲学家断言,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明天太阳是否会升起,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必然会发生,而不过是“可能”会发生而已。

这种种看法逐渐流行起来,这一现象本身就反映了哲学已处于严重堕落的状态。一旦这种状态固定下来,整个观念领域就弥漫着一种不诚实的气氛,于是,严肃的人士都不愿再玩这种不诚实的游戏,或者根本就不闻不问。这就为那些不诚实的人大开方便之门。在经济学领域中,这种观念定型之后,鼓舞了那些压力集团和计划经济的鼓吹者,他们就更可以打着更高级、更先进的“非欧几里德经济学”的神圣旗号,明目张胆地反对经济学理论了。而且,这种反理性主义心态剥夺了理智的可信性,用诡辩代替了科学,也使那些政治煽动家前所未有地飞黄腾达起来。这些政治煽动家既可以指望依靠极少数真心诚意的反对者,也可以依靠那些不愿或不能理解其反对理由的看客。于是,他们就可以四处贩卖前面提到的那些针对资本主义的荒唐指控了。

经济学自身当然不可能扭转这种认识论的潮流。甚至光有伦理学也不够,主要是要扭转哲学潮流。不过,经济学或者别的科学专业,当然也可以为扭转这一潮流作出贡献,可以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中拒绝反理性主义,可以在自己学科中发现人类可以理解,并且确实在发挥作用的自然规律。经济学已经证明了,在驳倒了凯恩斯主义之类的理论之后,反理性主义的鼓吹者已经在经济学领域中失去了存身之地,理性又占据了上风。这也许能为其他学科树立一个榜样。

而且,经济学最有资格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表面上的冲突,因为它经历了计划经济的无可否认的失败和资本主义无可置疑的胜利这样的思想实验。我们必须记着,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真心诫意地相信我们前面曾提到的针对资本主义的种种指控。在他们看来,本来应当是计划经济获胜而资本主义失败的。他们曾经以为,在建设重工业过程中实行了所谓理性的经济计划和集中化的苏联,应该比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他们长期以来都是这么想的。他们也曾经设想,美国相西欧必然会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和贫穷之中。

然而,他们尽可以有美好的期望,他们也可以自以为自己掌握了一切,但最终,计划经济失败了,而资本主义胜利了。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想法错了——彻头彻尾地、完完全全地错了——他们宁可把计划经济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解释为人类的无能,说人类没有能力掌握现实,而现在,他们则一致地转向了生态运动,攻击科学和技术。讽刺的是,计划经济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成功,在刺激生态运动这样的反理性主义发展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如果能够提出一种正确的解释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理论——也即从理性上进行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必然实现劳动生产率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经济混乱和极权统治——那么,经济学就可以在这一对人类事关重大的领域,重新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这种理论将重申人的精神的伟大力量,用计划经济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反驳反理性主义的种种借口。

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科学与价值

本书并不是论述哲学问题的。本书并不是要重申启蒙运动的哲学,也不是想探讨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我们只是将人的理性之可靠性,看做一种理所当然的认知工具,并由此而承认人类和个人的价值。说服那些尚未赞成这种信念的人的工作就交给哲学家了。本书旨在证明,人类要实现繁荣、进步、和平,就需要资本主义,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尽管如此.这里似乎有必要简单探讨一个哲学问题。有人说,科学和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应该完全分离,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活动的鼓吹者经常这样对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说。本书将公然不顾这种要求,将持之以恒地把经济学的科学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融为一体。

尽管这跟流行的看法不同,但我认为这似乎是完全正当的。科学与价值应当完全分离的观念根本就是自相矛盾的。这种说法本身就体现着一种价值判断。这种说法不仅是自相矛盾,而且也与大部分珍贵的科学原则相矛盾的。科学本身就是建立在所有科学家都应当捍卫的某些价值之上:理性、现察、真理、诚实、研究自由等等,都是价值。没有这些价值,就没有科学。伽利略案件及科学与真理的热爱者对那些企图封住他的嘴的家伙的道德义愤,就证明了我们的说法真确无疑。

认为科学应当与价值隔离的说法是胡扯。提出这种要求的人自己恐怕不可能前后一致地实践这一理念。我们可以正确地说;科学应当不受简单的激情的摆布,科学必须以坚实的观察和推理为依据。但不应当把反理性的激情与忠实于特定的价值混为一谈。

究其实质,资本主义价值的基础,与科学的价值的基础是相通的,它们的基础都是人的生命和人的理性。资本主义是人类幸福和生存所必需之社会体制,是其作为理性的存在所必需之体制。它也是科学追求所必需之体制,在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威胁的条件下追求真理。这些都是可以证明的命题。因此,与医生鼓吹保健相比,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进行辩护,似乎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也没有理由遭到反对。(对事实与价值的广泛联系的哲学论证,可参见Leonard Peikoff的出色文章,Fact and Value, in The Intellectual Activist 5,no.1(May 18,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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