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治如戏,却非儿戏,所以不论何时何地,艺人最好远离政治。倘若将艺人比作一朵花儿,那么艺术就是土壤,政治就是粪坑。
  
从来艺人涉政,得恶终者多,得善终者少。

中国成为一个十分讲求政治的国度,其渊源还要上溯到毛泽东思想的成势。或者不止如此,自从马克思主义转为实践,政治便成了影响最深、波及最广的无神论下的一种现代宗教。这种宗教以文化大革命表现最甚,所谓“政治挂帅”,即人人讲政治、事事讲政治、时时讲政治,整国人们就像被下了蛊术、着了魔道,“发动”或者发作起来将一切毁坏殆尽,其中也包括政治本身,被揉作了一团无信无义、少廉寡耻的东西。倘若文革尚存一点善意,就是令世人看到了“全民政治”的灾难与荒唐,也为今人后世打凿了一面镜子,可以通过某些迹象预见出类似的国殇。

文革期间,有一些艺人——当时还叫“文艺工作者”——应和时势,投身了政治;而大多艺人的投身则不外其他两者:一个是所谓社会实践,其实就是劳动改造;一个是江河湖井,官话称为“自绝于党和人民”。

文革中较为知名的艺人政客有刘庆棠钱浩梁等,他们都是演艺上的尖子,剧台上的头牌,也正因此被权贵相中,一时红得发紫,紫得发黑。尽管台上“高大全”,无奈台下“矮小残”,就像本就的猪羊骡马,离作为“政治动物”的豺狼虎豹还有很大距离,入得政治便像入了歧途,终因为虎作伥葬送了自己。结局不必赘言了,作为政治牺牲品,他们的一生都打下了“帮凶”的黥印。

改革开放之初,政治曾一度离开了人们的生活。大概就像一个吃撑或吃到了恶心东西的人,需要将其呕吐出去。但后来变了,政治重新回归生活,就像人们总要吃饭一样,从反对“自由化”始直到1989“夏天的故事”。自然纯粹的政治也渐淡薄,而演化成了与经济高度粘合的政治,人们涉政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捞取实体资本而非政治资本。艺人的涉政也是一样,并非出于什么政治野心——诸如主管意识形态,分管上层建筑之类——,而是单纯为了敛财或地盘,保持住自己在演艺界及生意场中的地位。较为典型的诸如汤灿赵本山等。汤灿的事我们知之甚少,倒也符合政治的“暗箱”特性。据说她不止涉政,还是政治中最高级的“军政”,如今落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就毫不奇怪了。

赵本山是演艺与经商的高手,但在其他则难以恭维。他整足球,结果就被足球整了;他玩儿政治,结果又被政治玩儿了。当初他傍靠王立军以及“重庆方面”,无非是为了捞取更多生意,加强地面势力罢了。而当靠山倒塌,他的地面就此陷落,也曾落魄惊吓了一段时间,又是辩白,又是表态,又是献金,又是效忠,说“文艺的春天真正来了!”,“艺人不靠近政治,那还搞什么艺术”等等,就像艺人与政治当真不可分割,而并非是他有意攀附,主动投靠似的。如今终于柱腿抱定,云散雾开,据说还做了什么“曲协副主席”。

生在中国,自然也就意味着我们常常处在政治之中。每个人既是社会人便总要有着自己的政治见解、政治觉悟以及是非观念等等。我并不反对这个观点,只是她还不足以成为人人政治、庸俗政治的存在理由。泛政治化的时代毕竟过去,大概也只有别有用心或饱撑终日者才会入股政治。至于艺人,我倒以为大可不必追求“时令”,攀附政治,去做什么应声虫与跟屁虫,那样反而会将自己演成败笔或残品。就像原版已然很好的《第十二人》,非要丢下个“检察官”证件作为蛇足狗尾。还有原属“下里巴”的《老炮儿》,作为人性的收场,冰湖茬架也就罢了,偏要来一条“高大上”的纪委以“升华”自己。如此奉上鼻环缰绳的人品先不去说,单说艺品也已俗到骨子,再牛逼的将军呢与东洋刀也无补于事。

政治等等,恰是最为无常、是非难测的东西,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今天是明日非,今天美食明日毒药,今天为敌明日化友,后日或再为敌,以此类推。中国式的“政治”往往并非政治,只是“列队”“站队”的游戏而已。站对了便是成功的“政治”,得道升天;站错了便是失败的“政治”,身败名裂。因此所谓涉政也常非是以头脑决定,而是以脚底及运气决定。于是许多人升得快垮得也快,立得快伏得也快。昨天“座上宾”、“床上客”,转天即成“阶下囚”,原由都难说清,则更不要说洞察以至把握了。所以艺人涉政的结果多半就是将政治与自己一并搞残为止。

或许中国本来就是一片适宜“政治动植物”生长的土壤,无论大陆、香港还是台湾,总会分期分批冒出些“政治发烧友”——其中自然不乏艺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涉足政治并乐此不疲。大陆人口基数庞大,且作为政治运动的“发祥地”,所以涉政者多以未谙世事的青年居多。大陆的成年人久经“政治洗礼”,反而并不感冒。就像久病成医,久物成精,未尝猪肉也见猪跑的道理,对于猪的最终去向大家总是了然于心。因此大陆艺人一样很少涉政——有时他们宁可涉毒涉嫖涉赌以至其他——,别看一些人头顶“委员”、“代表”之类,他们的所谓“参政议政”至多就是“一定要治理好环境”、“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等等。当然不是他们并不聪明,没有政见,而是相反,他们看到了政见的风险与无谓。

政治若同股市,投资有风险,投身需谨慎,以免“熔断”之虞。仿佛港台艺人尚不解其味,以他们与大陆艺人比较,其政治智商大概还处在跑猪的阶段。类似成龙那样的“半吊子政治家”最为晚节堪忧,或许是他“英雄戏”演得多了,常会误将戏里角色拿进生活,以为自己真是无所不能大侠,需要由他今天指点这个,明天管理那个。大概是由于忙着“管中国人”,结果就连自己儿子也没有管好,只好麻烦政府来管,而他又忙着去研究“反腐”问题了。这样搞来搞去,终于将自己搞成了小丑班的班主。

台湾艺人中近来涉政最深,风头最劲的当然就是黄安。他的政治抱负与主要责任就是挖掘“台独分子”,据说成绩显赫并常常自鸣得意着。

我从不认为黄安是个够格的艺人——或是因此才傍上了政治?不得而知——,歌曲唱来唱去无非一首烂俗的“鸳鸯蝴蝶”,所饰角色更是令人了无印象。自然这与我从未看过他的影视作品及主持节目有关,但也就像臭饭馊粥不必去尝,闻闻也就够了。说到底还是才艺不灵,前景凄迷的缘故。既然艺术上了无指望,于是另辟蹊径,跑过来鼓动“爱国”效应,为自己低廉的艺术与渐凉的声名找些卖点与烘托罢了。黄安的“艺术”原本如此,如今“弃艺从政”,我看依旧如此,不会强于他的“艺术”。

若不是黄安举报,我们也不会知道周子瑜是个“台独分子”。不仅不知道她是“台独分子”,大概连她是谁也不会知道。因此,周子瑜与JYP应该赏给黄安一笔大大的广告费。

那张“问题照片”都见识了:周子瑜加入韩国女团,或是想要表示自己的来处,便举了一面“青天白日旗”,这在黄安的“法眼”里就成了“台独分子”的证据。我也有些不能理解,“青天白日满地红”本来就是中华民国国旗,是为世人公认的标识。周子瑜人在异乡,拿个代表自己所属的标志物,怎么就“台独”了?自然一个女孩子拿些布偶花朵之类较为适合,但既是拿了旗子也未尝不可,莫非要她拿一面太极旗或五星旗才好?为其强加了“政治”意义的不是周子瑜,而是黄安以及两边的政客、网众与媒体。如今已不再是那个凡事上纲上线、人人自危的时代,纠缠一个涉世未深的年少艺人的言行举止,并将其上升至“国家”“民族”的层面,神经过敏,不依不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种暴戾、荒唐与幼稚的行为。

退一步说,即便周子瑜有了些“超龄”的观点与“政见”又能怎样?观点不同、政见不同也就如同相貌的不同,正常到不能再正常。所谓包容,不仅是一个肚量的问题,也是一个脑量的问题。当这种刻薄浅显、专横霸道的“政治”成为主流,就会呈现出一派小肚鸡肠、大脑萎缩的景观。

自然周子瑜还是为了团体与个人的前途,为了商业与事业的原因做了道歉,被称为“ISIS人质影片的翻版”。她所表现出来的惶恐与憔悴至少为两边人心各抹了一层阴影。原本不值一提的一件事,因为有了无数“政治动植物”的参与,终于加剧成了一桩“大事件”。周子瑜简直主导了台湾选举的走势,成了令国民党落败、蔡英文当选的“助推神器”。这或许是许多人没有料到的,而从政治的角度,倒也像是一番精心的策划了。

剧情由此反转,“反贼”、“卧底”、“台湾叛徒”、“台独奸细”……,黄安反成了“让两岸发展倒退的罪人”。又有人挖出了他当年的影视照片之类,以证明他“台独已久”。黄安恰如过街老鼠,猪照镜子,两边没得人样。尽管他一再标榜“身正不怕影子斜”,“老子天不怕地不怕”,以至“已交代后事”等等,也被人解读为“奸细”为了骗取信任所做的表忠发誓了。

且不论这些戏剧性的揣摩与演绎,即便黄安真心“爱国”,单以这种光棍与赌徒般的心态,也基本注定了他的结局。其实还不如就说自己只是为了投机,借“政治”来卖些票钱,捞些声名。就怕忽然某天对着镜子梳理涂抹,配副眼镜,便真将自己当成克拉克·肯特,或者“民族英雄”、“国家栋梁”之类。那样说不定哪天就会被哪方势力——或双方势力——抛弃。当政治需要时你就是“爱国群众”,“民主呼声”,当不再需要你就是“民粹分子”,“混乱根源”。道理很简单:因为这就是政治的需要。

这场“政治闹剧”由黄安引起,最后自然又回到黄安。现在他终于领受了对别人所做的一切“飞去来”般落到了自己身上:先是被迫关闭评论,继而删除全部微博,从此销声匿迹一般。此举或因他的执意涉政留下烂摊,需要“政治”来为他打扫;或是原本一个棒槌,曾被“政治”误以为顺手的武器,带进后发现原来还是一个棒槌,于是弃在一边;或是一个丑角的演出结束,也以一个丑角的方式谢幕……。现实如戏,政治如演,实情当然难以判定,但以黄安吐露的“抱怨”与“委屈”来看,他的此番涉政仍旧不出害人害己的老路。政治毕竟是他力所不逮的游戏,仿佛一个只够连连看的玩家非要进入魔兽世界,结果可不就是“背后中刀”且“伤痕累累”了?也别说别人“总以为”你“一定有了好处”,而实际你“一无所获”,那样人们就会更加怀疑你的动机,以及你得到的实际的好处。所以还是消匿为上,缄口为佳,因为政治的规矩就是要么占了便宜暗地窃喜,要么打掉牙齿吞进肚里。许多人不以为然,一味倾诉鼓噪,结果就把自己玩儿到半死以至全死了。

这是从政治本身的品性来说,而在个人的品性则还有不同。我总以为不论哪方中人,以一副“政治”嘴脸出卖构陷同行同事,同胞同志都是一种阴恶卑鄙的行径,简直就是做人的残陷。和平时如此,即便战时也是如此,所谓叛徒只有一时的利用,工具的价值,而在人格上从来都被双方鄙视,注定了被抛弃的命运。我所指的当然就是黄安者流。

我所指的当然不仅黄安者流,也包括那些跟风捡拾这“独”、那“独”的艺人。他们除了被政客们当枪做猴儿,实在还看不出价值何在。而一当被封杀,或打马赛克,又是辩白,又是解释,又是叫冤,可怜巴巴,急扯白脸,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何苦。

政治如戏,却非儿戏,所以不论何时何地,艺人最好远离政治。倘若将艺人比作一朵花儿,那么艺术就是土壤,政治就是粪坑。花固然需要肥料,如同活在当下,没有政治的生活并不存在,但艺人大可不必将政治当生活,或者生活中的主要部分。就像适当的肥料能使鲜花生长,只要鲜花愿意,插在牛粪也未尝不可,但一定不能落进粪坑,那样尽管一时“养料丰富”,却最终只有被吞没、被沤烂的份儿。

我说这些,还望诸位“爱国人士”及“正义使者”不要赐我“反动分子”、“卖国汉奸”之名。我的意思只是艺人不妨以艺为主,兼做别样,比如公益慈善等,而不必拿政治当作自己的口粮或招牌。那样或许就会产生变异,要么使自己成为猫狗一样的宠物,要么使自己成为鹰犬一样的凶器。这对有些艺人实属可惜,而对有些艺人则是可恶——他们就像一支支被人把持且不断撸弄的把柄,不是被当作枪用就是类似打飞机的感觉,总之是那么地令人感到恶心。

来源:广州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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