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整人权律师,外搞金钱外交

二○一四年习近平做成了两件事情,第一是集权,第二是“打虎”。集权大获成功,整残了总理,玩废了常委,打散了山头,制服了“老同志”。“打虎”凯歌高奏,官场一片狼藉。而“打虎”服务于集权,所以归根结柢,那一年习近平的全部收穫就是集权:块块向条条集权,条条向中央集权,中央向“领导小组”集权,“领导小组”向习近平集权。至于其他的事情,“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说得很热闹,但只说不做,沦为空谈;经济、民生、环保,说也说了,做也做了,但全没做到点子上,效果都很不好;疆藏、港台,一味走强硬路线,甚至比不做更糟,维吾尔人的“暴恐”、港台人的“反中”似已成为习时代之“新常态”;东海、南海持续紧张,中日关系走入死角,中美关系每况愈下;……总而言之,除了“打虎”一俊遮百丑,二○一四习近平几乎一无是处。以上是拙作《习近平的二○一四:成功集权,失败治理》(发表于《动向》二○一五年二月号)给习近平所作的年度总结。

又一年过去了。二○一五年习近平又做成了哪些事情、做坏了哪些事情?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其“治国理政”成绩单有没有一些新亮点呢?大致说来,这一年除了集权全面深化、“打虎”骑虎难下,这两件事情或主动或被动而处于持续进展状态之外,习近平又新做成了两件事情:一是恶整人权律师,二是大搞金钱外交。

这两件事情似乎也收穫甚丰:其一,律师队伍已经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律师制度已经奄奄一息。整人权律师是一场震撼律师界的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经此一役,可以想见,未来的律师队伍将会变得更加“纯洁”,只许给党护刀(习近平仿照毛泽东称政法工作为“刀把子”),不许与民维权。也许,在“党管干部”、“党管军队”、“党管舆论”……“党管文艺”之外,“党管律师”、“支部建在律所上”的新律师体制将在习时代隆重开张,也说不定。

其二,在经历了三十多年“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沉闷期之后,习近平又恢复了毛泽东时代人民吃糠咽菜、对外一掷千金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习夫妇一年出访八次,足迹遍及亚欧美非四大洲,每到一国都有“大单”奉送,少则百亿美金,多则五六百亿美金,就连人口不足一千万的“蕞尔小国”白俄罗斯也得到了一百五十七亿美元的“大单”。无论访穷国还是攀富国,无一例外,掏腰包、撒钞票的,都是中国金主习主席。二○一五年里,比国际风头,满世界撒钱的“习大大”显然盖过了四处受气的“强人普京”。中国人“有钱就是任性”的“好名声”之所以举世闻名,不仅得益于在日本“爆买”马桶盖的中国游客,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大建豪宅的中国贪官,更有习近平金钱外交的一份大功劳。

“律师劫”是反右、文革余绪

二○一五年的“律师劫”,必定载入“新中国”法律制度史册。这一年里,凡是近些年来比较活跃、在维权圈子里稍有知名度的律师均遭清算,挨整的并不止于狭义的“死磕派”。整人手法或“失踪”、或“失联”,或示众、或判刑,自上而下,全国一盘棋,口诛笔伐,“批倒批臭”(文革用语),大张旗鼓,气势如虹,可见这是由习近平本人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他人做不出这种效果来。

与当年轰动一时的薄熙来、王立军恶整律师李庄案相比,此番习近平风格的“律师劫”有如大巫见小巫、大海望小溪。实践证明,习近平与薄熙来均非凡品,但习比薄更厉害。习近平的“打虎拍蝇”、“治国理政”与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五个重庆”在政治上大体同构,均为毛泽东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余绪,好处是整人立威,快速高效,坏处是运动治国,百事无成。在此种毛式执政风格之下,律师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文艺工作者”好歹还能写点马屁文章,最不济也能翻唱一下红色经典悲剧《白毛女》什么的,而律师除了添堵捣乱增加“负能量”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这大概就是薄习二人不约而同讨厌律师,对人权律师出手很重的原因所在。

“司法改革”已无价值

仅凭七条微博,就定下了浦志强“煽动民族仇恨”、“寻衅滋事”两项罪名,这已是世界司法史上的最大奇观,没有之一;就郭飞雄上街那点儿事情,居然重判六年,简直骇人听闻。如果习近平把这样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也叫做“依法治国”,那么朱元璋、毛泽东就是“依法治国”的先锋,反右、文革就是“依法治国”的典范。

前一阶段针对“公知”、“大V”、“文艺工作者”、媒体从业者、高校教师的政治整肃运动多少还带有一点“和风细雨”、“正面教育为主”的味道,谁乖给谁发糖,谁不乖砸谁的“饭碗”,一边树周小平、花千芳为“正能量”典型,一边开除几个“吃党的饭砸党的锅”的“砸锅党”以儆效尤,揪出了几个嫖过娼、造过谣的“大V”到央视示众,处理得都还不算太重。而此番整肃人权律师和公益维权NGO,则一上来就是“狂风骤雨”,杀气腾腾,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诉诸专政手段。

如此规模、如此手段的整肃律师运动为邓小平时代恢复律师制度以来所仅见,受打击的自然不仅是“死磕派”律师──在法律划定的范围内为当事人争权益,“死磕”一下又有何妨,也不仅是整个律师界,而是本来就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中国司法体系。事实上,打掉了律师敢于为人权和正义而“死磕”的勇气和锐气,中国的司法体系也就失去了其苟残于世的微弱生机,所谓“司法改革”云云,已经无可期待,因为一个不善待律师的司法体制是毫无价值,没有改革余地的。

金钱外交“一带一路”风险大

整人是共产党的强项,“打老虎”也好,整律师也好,在习近平而言都是驾轻就熟,还算顺利。但搞外交就不同了,中共一向成少败多。想当年,毛泽东趁苏共二十大之后发生波匈事件,社会主义阵营一片混乱之机,跑到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争当“世界领袖”。毛泽东虽然没有美金可撒,却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夸下了海口,打核战争中国人民愿当冤大头,六亿人死掉一半、还剩一半,照样可以带领社会主义兄弟取得伟大胜利。结果,他吓坏了东欧各国,“世界领袖”没弄到手,反倒把中苏同盟玩出了轨。

毛时代的中国是国际社会里的特困户,尽管如此,毛泽东仍大把花钱,实行金钱革命外交。以外援占GDP的比例来看,毛泽东堪称“新中国”金钱外交的始作俑者。但效果怎么样呢:支援东南亚革命引发了血腥排华浪潮,陷当地华侨于不义;中阿(阿尔巴尼亚)、中越关系最后反目成仇,赔了夫人又折兵;中朝“鲜血凝成的友谊”也是面和心恶,只怕最终也逃不过反目成仇的下场,这一天看来为期不远了。

习近平自恃财大气粗,以为撒了钱就会有“大国地位”,金钱能买来“朋友圈”,能实现“全球治理”,但事实恰恰是,没有普世价值作支撑的金钱外交大都靠不住:胡锦涛借给委内瑞拉独裁者查韦斯五百多亿美元,虽以石油作保,仍属慷国家之慨胡乱花钱,随着查韦斯驾崩、油价大跌、委内瑞拉反对党上台,现在是钱也没指望了,“反美战略协作关系”也快泡汤了;中国没少给缅甸军政府、斯里兰卡前政府撒钱,可是钱撒得越多,越有可能被当地人民和民选新政府所鄙弃、所憎厌。

习近平豪掷一千四百亿美元打造“一带一路”,比起胡锦涛给独裁者借钱,此方案又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豪华之极,宏大之极,号称“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欲投资于政治欠民主、经济欠发达、宗教欠宽容、社会欠稳定的沿线五十个国家。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无可估算的巨大系统性风险。此方案有如唐僧取经,步步有困难,处处有障碍,複杂性远非委内瑞拉或缅甸的个案可比,一不小心就会鸡飞蛋打,一地鸡毛。习近平果真驾驭得了“一带一路”吗?

“四个全面”与一个“片面”

二○一五习近平很忙。除了整肃律师、金钱外交之外,救股市,大阅兵,十三五,习马会,南海造岛,军队改革,也都颇费心力。当然,习近平并不是一件好事也没做,“全面二孩”算是一件好事,习马会和隆重纪念胡耀邦百岁冥诞可各算半件好事──因为这两件事情做了比不做好,但做得很不到位,动机也略显可疑。

这一年,其实习近平的开局很高,“四个全面”,极富雄心,但走势不稳,高开低走。岁末再来看,四个“片面”也都谈不上,“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小康社会”不仅未见“全面”进取之意,反有向毛时代大幅倒退之虞。“从严治党”倒是堪称一个“片面”了,毕竟“打虎”没有停顿──且不管挨打的是不是片面来自对立面的政敌,但是,“从严治党”更多的动力来自二○一四“打虎”运动的惯性,而不是来自反腐体制与机制的创新突破。于反腐败而言,“打虎”运动只有短期效果,远远不如官员财产公开化、舆论监督自由化、政府行为法治化等制度化防腐反腐方案扎实可靠。

归根结底,“从严治党”也罢,“从严治军”也罢,仍以服务于习近平个人集权为政治依归:打了周永康,集了政法的权;打了令计划,集了内卫、国安的权;打了徐才厚、郭伯雄,集了军委的权。集权倒是越来越“全面”了,不能不让人生疑的是,当习近平的个人集权“全面”完成之后──当然更有可能的是全面集权永无穷期,“打老虎”的动力也就全面枯竭了。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2016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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