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学物理,毕业留校教物理。梦想成为物理学家并以爱因斯坦做榜样。但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走上研究政治、经济之路。

从一九六零年开始我是每次政治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文革”关牛棚三十个月,两次入狱坐牢八年,主要追查“攻击毛主席”。从“文革”开始我就走上了“关心国家大事”的道路。

关押中我苦苦思索,后来恍然大悟,毛泽东是个大独裁者,他把中国拖入灾难深渊,他在历史上是有罪的。一九七六年开始我在狱中向党中央写信,批判毛泽东,批判他代表的政治、经济思想,议论国家大事,提出政策建议。思考和写作成了我狱中每天的功课,六年中共写了五十多万多字。而且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原稿一部份现存山东省高级法院。

一九八二年我给胡耀邦写信提出申诉,不久我就平反回山东大学,讲授“经济管理”,陆续把狱中上书的经济部分选择发表,结果得了奖,评了教授,还当上了经济信息管理系的主任。多次应台湾学术单位邀请访问台湾。

我的心路历程

1934年我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父亲为国民党军官,早年参加海军,孙中山在广东被困时,曾参加过保卫过孙中山的战斗。一九四九年前后与大哥孙文振一起去台湾。1953年我考入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除坐牢8年基本都在山东大学。

1949年我还在念初中,从那时开始我就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接受共产主义的灌输直至大学毕业,工作以后。这种灌输存在于各种教科书及每周的政治学习之中,这种灌输使人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造成思想的僵化、单一化。由于对媒体、出版、发行的严格控制与封锁,以及文化、艺术的单一,相反的观点无法为人们了解,现代社会的特征、资产阶级都被妖魔化,抹上了恐怖的色彩。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潜移默化中,人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奴隶,丧失理性,回归野蛮,人性向兽性堕落。于是一些人为的大灾难不断发生。

还没有成年的我,开始时对共产主义的灌输还有一些挣扎,但是怎敌那洪水般的潮流。后来我也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也要求加入共青团(全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共青团乃进步青年的代名词,一个班级多数同学都入了团,团员开会嘻嘻哈哈,我们我们少数几个“后进青年”只能在外面坐冷板橙,羡慕之情不言而喻。人家入团只要填个表很快就能批准,我却因为反动家庭出身而拖了五年,最后是给当时的团中央(当时是胡耀邦任书记)写信才好歹批准了。

我在1949年之后经历了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政治运动。看到自己的同学被打右派,被逼疯,老师跳楼,学生跳井,1959年前我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项政治运动。但是1960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却受到批判,从那以后每次政治运动我都是批判斗争的重点。1964年“社教”运动中对我批判时已经加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批判我攻击“肃反运动”,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为“反革命分子”胡风鸣冤叫屈,偷听敌台,妄图叛国等等。“文革”中被抄家,游街,批斗近百次。先后两次被关“牛棚”长达30个月。两次坐牢,在监狱中关了近8年时间,主要追查“攻击毛主席”,说我竟敢把毛主席和蒋介石相提并论,要毛主席让位。1974年第二次关进监狱,到1978年判七年徒刑,“罪名”是“攻击毛主席”“捕后攻击华国锋主席”。随即进入劳改队。

在漫长的关押中,我潜心思考,回忆往事,阅读书报。我将思想上对毛泽东的怀疑和不满的片断进行串联。最后豁然开朗,原来我曾经崇拜过、跟随过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一个历史上的罪人。他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应该否定。其中包括“文革”、“大跃进”、“反右”、“合作化”、“反胡风”、“国际上的反修”、“反苏”等等。

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懊恼,十分可怕。我知道只要讲出我的真实思想,就会被处死。后来我才知道张志新因为反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而被割断喉管在1975年处死,毛死后,1977年至少有十多个人因反毛而被处决。当时面对审讯,我坚决否认任何反对毛泽东的言论和思想。即便如此,在1976年春,我还是被起诉,罪名仍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幷且戴上了手铐脚镣关在单人牢房。(按监狱惯例,这是要处决的象征)。

戴着镣铐在狱中写上书

1976年9月毛泽东离开人间,消息传来,我在狱中如释重负。27天后,“四人帮”被捕,使人欣喜若狂,倍感振奋。出于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我决定在监狱中上书最高当局批判毛泽东,议论国事,提出政策建议,从1976到1982年共写上书50多万字。

开始写上书最大的困难是笔被抄走了。我迫切需要有支笔,因为经常有些思想闪念的片断,要记下来,报上有线广播上的资料也要记下来。我想过很多造笔方式,曾试过牙膏皮,蜡烛,都不理想。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比较可用的“笔”,就是很原始的办法,用草棍,用苇棒,经过粗加工就是一支笔,至于墨水我用吃菜剩下的酱油汤,浓缩而成。用这支笔我就可以作记录打草稿,在监狱中有时还可以向领导借笔,理由可以是给家中写信要棉衣,或者要写交代,但是不能经常借,使用时间也很短,每次借来笔,都是抓紧抄写,最后把墨水挤干净留下来备用。现在保留在高级法院中的信很多是这样写出来的。

1978年6月我从看守所转入了劳改队,这时才能有了自己真正的笔。

在劳改队写上书,笔不成问题,而且后来我还有了复写纸,也可以让家中寄几份报纸杂志。白天出工劳动,我就提前起身在走廊上,在值班室里写。劳改队中当然会有干扰,我最怕的是犯人干扰。和犯人住一起,我对他们称兄道弟,只说我写上诉,现在可以看到劳改队写信第一页多是给高级法院的申诉,这是用来掩盖下面给中央的上书。有次一个劳改犯,趁我不在偷看了我的信,竟在我的信上写上了“死有余辜”四个字还画了一个骷骼头,和两根交叉的骨头。有的上书复写底稿上也没有党中央的抬头,而是在发信前填上“党中央”交给队长。

当然劳改队领导也多有训斥,问我是不是想找死,后来看我听不进去,就在犯人大会上批斗,拳脚相加,也组织犯人批判,当我继续写信时,他们就说:“您等着吃枪子吧”!后来就不太管了。但是大会批斗之后,犯人对我的态度却有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们夸我在批斗会上的“英勇”气概,是个“英雄”。有的犯人说看到干部打我,他几乎要喊“不准打人”。

有的犯人后来给我搞来了复写纸,有一次我表示想看“参考消息”(不公开发表,只有干部才能看到)。结果到了工地不长时间他就“采”了一份回来给我,犯人常把偷说成“采”。有的“反革命犯”还曾帮我抄稿子。

当时所以要给党中央写信是因为这种信一般要逐级上报,会有一些人看到,这也是一种发表,而且给中央的信也不会轻易销毁,一般犯人在离开看守所时都要将书写物抄走销毁,写给党中央的信我想也许会被视为“罪证”保存下来,不致丢失。结果我在看守所的信果然逐级转到了山东高级法院被保存下来,入了档。这样2000年我才能够把它复印出来。整理出现在的文稿。有些原件上还盖了“山东省高级法院文件处理章”注明收到日期,盖上了法院的编号。

当然给党中央写信也是因为议论的是国家大事,党中央是最高决策机关,希望他们能接受我的建议。

我的“上书”是在看守所和劳改队中书写的,写完之后立即交给监狱领导人请其代发。因此我要时刻准备着提审、质问。所以写“上书”时我必须十分谨慎地思考每句话,每个字,小心不要被抓住辫子,揪下脑袋。开始写“上书”时是戴着手铐脚镣的,后来钢制的镣铐松开了,但是精神的镣铐、无形的镣铐在我写狱中上书的整个过程中,时刻存在,所以我的“上书”也可以叫做“戴着镣铐的狱中上书”。

现将上书的部分内容与有关的背景分别介绍如下:

评论批判毛泽东:

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曾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共建国初期,最早看到毛泽东写的“人民日报”四个字,我心想字写得这么烂还拿来当报头,这个人真没有什么水平。

但是后来随着意识形态的灌输,教科书上毛泽东著作的增加,还有时事政策的教育,媒体上对毛泽东的歌颂,我思想上对毛的看法逐渐改变。一九六零年开始,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之后,林彪等人带头吹捧毛泽东,说毛泽东“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战无不胜。”这种宣传是结合学习毛选四卷,结合打败蒋介石的历史来进行的。其中还有各行各业学习毛选典型人物的介绍,而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学习毛选打败外国名将的事迹,更是大家学习的榜样。经过这样铺天盖地宣传,在大张旗鼓的喧闹声中,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之后,毛泽东的伟大形象竟高高地树立在中国人民的头顶上。到“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极。

尽管在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四年我曾受到过批判,也曾对毛泽东有过怀疑、不满的一闪念,但仍不失对他的崇拜。只有后来通过在牛棚在监狱中的联贯思考,才豁然贯通,彻底改变对毛泽东的看法。

当时我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及其代表的极左思想理论以及对毛泽东的迷信,影响了我国几代人,连绵达数十年,必须加以清理,否则中国无法前进,为此写了不少“上书”。

在一九七六年,我深知道批判毛泽东会招来杀身之祸。当时我戴着手铐脚镣关在单人牢房,我决心批判毛泽东,但又要避免判死刑,我苦思冥想最后决定:第一,要打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帜,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进行批判毛泽东,这也就是所谓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第二,要承认毛前期的功绩批他后期的错误。第三,开始时要用批判“四人帮”的名义影射批判毛泽东,这也是所谓的“影射攻击”,我始终认为,毛泽东和“四人帮”在政治上是不可分割的,我在批判“四人帮”时,使用的“他们”和“四人帮们”一般是包括着毛泽东,或者说主要是针对着毛泽东,如说:“他们把封建权术搬到党内来应用,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人民。他们倒退的终点,是比资本主义更远,是要倒退到中世纪的封建社会。”【1】

这里所说的“他们”主要是指毛泽东。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各类报刊都在批判“四人帮”代表资产阶级要复辟资本主义。我的观点完全不同,认为他们搞的是封建主义的一套。上书中多次表达这种论点。

点名批判毛泽东

1978年一月,济南中级中法院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主要罪名判我七年徒刑,我提出上诉,一九七六年六月,山东高级法院二审仍判七年徒刑。进入劳改队后我胆子反而更大了,心想已经判了刑,他们也不至于马上给我再加刑,所以一不作二不休,就直接点名批判毛泽东,指出:

“毛泽东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犯了严重的原则性错误。他的错误不仅表现在实践上,而且也表现在理论上。这不是一般、个别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体系,形成了路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我认为应该清算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和理论,“毛泽东后期在一系列重大的原则性理论上的错误,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曾作为最高指示和指导思想而广泛宣传,其主要的内容有:

1、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2、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主要危险,主要革命对象的理论;

3、关于阶级斗争为纲的论述;【3】等等。

在“文革”中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说各行各业都要亦工亦农,要求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以后这被说成是“五七道路”,很多知识分子到“五七农场”去改造思想。而“五七道路,剥夺了知识分子从事脑力劳动的最宝贵的时间和资料。时间和资料,是进行创造性脑力劳动的最基本的条件,剥夺了这两个条件实际上就扼杀了所有的精神领域中最伟大的成果。由于新的专业知识的来源被切断,旧的专业知识逐渐淡忘,‘五七战士’逐渐丧失了对科学文化的创造活力。”【4】

毛泽东很不虚心,非常霸道,“他一手制造的成千上万起冤假错案,他活着的时候只能冤沉海底,只有在他死后才能平反昭雪,很多案子拖了十余年。毛泽东十分缺少自我批评精神,在他身上存在着巨大的惯性。一旦错了就一直错到底,见了棺材他也不落泪。”【5】

毛泽东是个权力狂“他后期的狂妄思想是,不但要成为中国至高无上的太上皇,而且要成为世界上的最高领袖。”【6】他在国际上发动的“反修”运动,和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还毛泽东以真实

毛泽东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中国人民曾经对他顶礼膜拜,跟随林彪称他是“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中共上层领导人更是跟随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夺得了江山统治过全国,他们怎肯轻易否定毛泽东呢。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是毛泽东迷信的受害者。在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内也有觉醒者,所以我认为

“首先应该肯定中国人民有权利议论一位已故的领袖”【7】 如果一个领袖人物在位时,不准批评,死后还不准评论,那不是在制造对死人的迷信吗?那不是搞专制主义吗?我还认为,对一位领袖人物要做出如实的评价,必须公布史实,公开档案,要尽早编辑出版毛泽东的全集。我在监狱中多次上书建议尽快出版毛泽东全集,目的是为了便于大众批判毛泽东的错误,认识真实的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提法。但直到21世纪之初仍然看不到出版毛泽东全集。而且“毛泽东思想”做为指导思想仍然写在中国宪法`和中共党章之中。

在“文革”的混乱年代,“红卫兵”抄印了很多毛泽东早年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到处散发,从中可以看到早年毛泽东是主张无政府主义的,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使这些文章能与广大人民群众见面,我在上书中特别强调“今天在出版全集时希望能够包括全部毛主席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希望能绝对的尊重第一次发表时的原文。如有改动最好在注解中加以说明,以免引起误解。”【8】

中共把“毛泽东思想”做为指导思想写进了中共七大党章。一九五六年八大党章将其删掉了。毛泽东利用他的权谋拖到十三年后才召开中共九大,这时“文革”已开始三年,刘少奇等人已被打倒,在林彪江青等人的鼓噪下又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中共党章。一九八一年在召开中共十二大时,我提议:“不应该把毛泽东思想做为指导思想写进‘十二大’党章中去。”【9】

我对冤案深有同情

我自己从一九六零年受批判到一九八二年平反,历经二十二年个春秋。在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中,我亲自看到年我的同学潘希正在“肃反运动”中被逼疯了,最后退学回家。我的好友王文诚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右派”只是因为他不同意把我们的老师,著名的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定为极右分子。

束星北教授曾随爱因斯坦一起做过研究,回国后给我们讲“相对论”。肃反运动中被整,后来他写了一首批评中共当局的诗,内容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谁要山下走,不准把头抬。”1957年去抄他的家,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贴在自家大门上。当时他参加省政协会议,在会上他讲了很多有关民主法制方面的活。现在想起来,他追求自由追求民主追术法治的精神多么强烈,多么值得我们学习。但当时很多同学对他并不理解,把有些事当笑话来讲。“反右”运动中批判束星北先生右派言行,其中有一条是说他在选举人民代表的选票上写了美国电影明星的名子,此事引发了很多人的民族义愤,把“打倒极右派束星北”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后来我在黑牢中回想五十年代的背景,当时人民代表候选人全是中共党委指定,选民对他们根本不了解。束先生当时的做法只不过是表示对那种选举制度不满意,对当时的选举不合作。后来在束先生行动的启发下我写了不少上书建议改革选举制度。在选举中我对不了解的候选人一律不随大流投赞成票。

我的老师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普教授在美国功成名就,一九五六年出于满腔热情返回祖国,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给我们班讲授核物理学。回国第二年赶上了“反右”运动,领导让他批判束星北教授,他为人随和,只得批些物理上的事。后来他对现状不满常发牢骚,到疗养院住了多年。但也难逃“文革”一劫,在“清理阶级运动”中被从疗养院押回学校批斗折磨,最后跳楼自杀身亡,他死后还有人贴大字报,说他“死有余辜”。他的“罪名”之一是“攻击革命样板戏唱腔像狼嚎”。我的一个姓宁的学生,“文革”中被逼跳井而死,只是因为私下讲“苏修来了我就说请进吧!”这样一句话。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半个月中,山东大学就逼死了十几个人,我自己也被打得死去活来。多年来我对冤案深有同情。

狱中建议平反冤假大案

在关押中我回想建国后的重大政治案件,几乎都是冤案。为此写了很多上书,建议早日平反。其中多数后来已做平反决定,但是高岗、饶漱石等案至今没有平反。我认为文革中把一大批干部“定叛徒集团的理由是捏造的。因此,我认为关于叛徒集团的问题应该尽快平反昭雪。”【10】这里所说的叛徒集团是指包括薄一波在内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后来获得平反。

刘少奇原是国家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是党的第二号人物,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文革中毛泽东发动“红卫兵”对他进行批斗,非法关押拘禁,直至折磨得精神失常死于非命。我指出“刘少奇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一直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而被全盘否定。我认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应该重新评价。”【11】后来得到平反。

毛泽东在国际上发动“反修”,从五十年代开始把苏联的赫鲁晓夫说成是“反革命修正路线头子”是“叛徒”。文革中又把刘少奇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后来我多次写信给党中央说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是有功的,主张“和干过渡”没有错。在刘少奇平反后我还给党中央写信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平反了外国的赫鲁晓夫为什么不平反。

当年毛泽东在国际上发动反修运动,邓小平积极推动,所以至今中共对国际上的反修运动,和当时以“反苏”为核心的对外政策并没有正确的结论,并没有承认错误。当然也谈不上给赫鲁晓夫平反。

为“反革命”鸣冤者也是“反革命”

一九五五年我还在上大学,全国开展“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在人民日报上整版发表他们之间的信件,还加了编者按语(后来才知道很多编者按语是毛泽东亲自写的)编者按要求他们交出更多的信件。当时我想,信件是私人间的交流,属于个人稳私,怎么能强迫人家交出来,还要在报上发表,做为批判的靶子,做为定罪的依据呢?后来我的这些思想在私下有所流露,“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鸣冤叫屈”竟也成了我自己的“反革命罪状”。一九七一年编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孙文广的罪行材料”中就有这一条。

胡风等人受批判后有数十人下狱,胡风一九五六年被捕,在监狱关到一九六五年后判处十五年徒刑,到“文革”中的一九七零年又判了无期徒刑,说他在监狱中“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写道:“他们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言论问题。根据这些问题定‘反革命集团’,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关押,逮捕,这显然是错误的。”【12】

后来“一九八零年,胡风获不彻底平反;一九八八年,胡风去世三年后获彻底平反。”(注:见单少杰着“毛泽东执政春秋”第七十五页)

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因为对考试制度提出评论结果被“四人帮”利用,在全国宣传。“四人帮”倒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张铁生是“反革命”,对此我给华华国锋写信说“张铁生原来是下乡知识青年,后来上了大学,是被”四人帮“拖下水的,似乎不必在全国点名。”【13】为此我罹下了“捕后为反革分子张铁生鸣冤叫屈”的罪名,这成了一九七八年一月济南中级法判我七年徒刑的罪状之一。

多少年来在极权统治下的中国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谁为“反革命”鸣冤谁就得是“反革命”。可想而知,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有上百人参加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为什么会一致通过: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党籍的决议,而没有一个人反对。

后来张铁生也被判处十余年徒刑到了九十年代才释放出狱。

关于高岗饶漱石的问题

高岗、饶漱石等人1954年被定“反党集团”。当时高岗任中共东北局书记,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我认为“高岗、饶漱石等人主要是对毛泽东同志,对党的干部安排,对党的历史,有过一些议论。这些议论主要是针对具体人和具体事,有些议论还是出于工作需要,因此构不成什么‘反党’、‘反党集团’。”【14】建国以后反高饶的斗争开始了一些不好的先例:“把对党中央某几个领导人的议论,当成‘反党’罪行来压制,必然破坏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15】

后来毛泽东把党内反对高饶的斗争,说成是党内“第七次路线斗争”,这显然是一种夸大的虚构。“毛泽东同志主张把高饶等人打成‘反党阴谋集团’,其结果是压制了党内对毛泽东本人的议论,树立他个人在党内和国内的威势。”【16】

当年首先到毛泽东那里揭发高岗饶漱石的是陈云邓小平。后来他两个人都受到了毛泽东的重用和提拔。我想这是后来陈云和邓小平不给高饶平反的原因,所以这个冤案直到今天也不能重见天日。邓小平在一九八零年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这个问题我知道得很清楚”。【17】

中共党内有些领导人,在“文革”中受了冤屈,后来重新复出,都急忙对被他们整过的人赔礼、道歉、认错,如陆定一,周扬等人,说明他们在逆境中有过深刻的反思。但邓小平不属于这种人。高饶问题仅是一个例子。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毛泽东的决策,邓小平是全国的总指挥,所以他至死也不承认“反右运动”在总体上是错误的,只承认“扩大化”。对国际上的“反修运动”也是一样。毛泽东决策,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写下了对邓小平的评语,认为他在建国前做了不少事,“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注:见单少杰着毛泽东执政春秋七百零六页)可想而知毛泽东对邓小平坚决“反对苏修”的印象是多么深刻。邓小平如果纠正国际上“反苏修”的错误,否定毛泽东事小,否定他自己才是大事。

批评华国锋并建议他辞职

一九七六年十月在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斗倒了四人帮,我对华国锋当时充满了敬意,但是不久他的表现令人失望。我也写了不少的信对他批评,最后建议他辞职。

一九七六年当我看到华国锋针对全国的讲话时,我认为他是新时期毛泽东极左思想的代表人和执行者。早晚要下台。写了一封信表示我的观点。该信成了1978年我被判刑的“罪证”之一。

在这封信中我指出“讲话中多次断言(四人帮)是‘极右’,说他们是‘极右派’,说‘他们的路线是右得不能再右了’。在对‘四人帮’刚揭批二个月的时候,似乎把问题讲绝了,讲死了,不利于讨论,不利于深入揭批。”【18】

“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话中说‘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这里似有欠分析。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没有哪个人从娘胎下地就是反革命的”【19】在同一封信中还指出他只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主义,似乎不妥。后来在上书中表示:“希望在党的十二大上,对华国锋同志为代表的错误进行揭露和批评,希望不要再选举华国锋同志任党的主席。”【20】还给华国锋写信说“现在对你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全国全党必然会感到不放心,不信任,所以建议你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职务。”【21】

关于邓小平

“四人帮”垮台后,我曾对邓小平寄有很高的期望,。一九七七年初曾写上书肯定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复出后的工作成绩。但是后来邓小平表示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且在很多方面继续坚持毛泽东的错误,如对外政策,出兵越南,不给高岗铙漱石平反,不承认一九五七年反右的总体错误中,只承认反右扩大化。不承认毛泽东在国际上反修、反苏的错误,因此对他感到失望。当有人提出要选他当国家主席时我写信表示“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我现在认为小平同志当国家主席不合适。”【22】还提出“选邓小平当军委主席是否违宪”【23】

我还说明自己的观点:“一个人的历史固然重要,但是更要重视近来的表现,特别是毛泽东逝世以后五年多来的表现。他应该是这段时间对内,对外,正确观点正确路线的坚持者,代表者,而不是在某一重要方面错误路线的顽固维护者,坚决执行者。如果直到今天还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坚持错误路线,那是难于被人们理解的,也难于获得人民的信任。”【24】这里主要是针对邓小平而讲的。

“四人帮”与毛泽东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下台,给在监狱中的我带来希望。一个月后我给党中央发出了第一封信,表面上看是是批判四人帮,实际上是批毛泽东。我始终认为四人帮只不过是毛泽东的走卒。中共中央一方面把毛泽东捧上天,“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写到宪法中。另一方面却在一九八零年大张旗鼓的审判江青等人,把四人帮打入十八层地狱。我认为这有违历史的真实。对四人帮也很不公平,为此我在信中写了以下的内容:

“把毛泽东和‘四人帮’截然分开,说他们在重大问题上是完全对立的,是互相反对的,是互相抵制的,这些说法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应该把几年来对林彪、江青的原则批判和毛泽东的错误联系起来。”【25】

我认为“江青集团并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对这个集团的多数成员也不是追究反革命刑事责任的问题。”【26】

还写了“现在特别法庭正在审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对最后判决提出以下建议:

(一)能轻、能重的,尽量从轻判处;

(二)能判、能不判的,尽量不判刑;

(三)不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7】

判决后我还写了:“最近宣布了对江青等人的判决,对此有几点意见:1、按反革命集团性质判处,定性不符实际情况,由于定性不准所以量刑都过重;……”【28】

在我的“狱中上书”中还包括宪法修改、经济建设和经济政策、对外政策、文艺政策等多方面的内容。

为什么要发表狱中上书

我的“狱中上书”,开始于1976年,那是一个封闭而且黑暗的时代,那是一个封闭而且黑暗的社会,我又处于那个社会中最封闭最黑暗的监狱之中。写出来的“上书”有些粗糙、还带有保护色。但我很珍惜这些上书,因为它带着时代的烙印,带着监狱的气息,这是我三十个月牛棚、八年监狱朝思暮想的结果,这是我的历史,这是我的血泪。但我想这何尝不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何尝不是我们社会血泪的一部分。很多问题直到今天仍是中国人民有待深思和有待解决的。

中国的希望在于人民的觉醒,觉醒需要呼唤,更需要思索,包括对于行动的思索。我所写的“上书”是我在“文革”关押中思索的成果。

我把自己二十年前的思想成果奉献给大众,希望能唤起人们回顾历史。也希望通过介绍我的“上书”道路,向人们说明坐牢并非那么可怕,有志于追求民主的人们,应该不怕坐牢,坐牢可以摆脱俗事,冷静思考,恢复理智,悟出道理。我把“上书”奉献给大众,更希望抛砖引玉,和大家一起为中国的向前尽一份力。苦难的中国还有太多的问题等待有志之士去解决。

我们应该回顾建国后的历史,还真实给民众,特别是让青年了解真相。

彻底清除毛泽东代表的极左思想理论,专制主义,极权思想。

修订宪法,扫除专制主义,极权主义,保障公民权利,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法治国家。

我们应该唤起民众去争取自由,争取民主、争取法治、争取光明、争取那些本来就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

我们不能靠等待、恩赐过日子。

弱小的力量汇集起来就便不能被人忽视。

去罢,我的“上书”,连着我的生命。

二○○一年八月

2001年发表于台湾《传记文学》

【1】 《揭批“四人帮”提纲》(1976年11月)未刊稿

【2】 《批评毛泽东错误的信》(1978年12月)未刊稿

【3】 《清算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和理论》(1979年2月):未刊稿

【4】 《评毛泽东的平均共产主义》(1979年12月):未刊稿

【5】(《毛泽东问题研究》(1980年3月)未刊稿

【6】 同【5】

【7】 同【2】

【8】 《为出版毛泽东全集给党中央的信》(1977年5月)未刊稿

【9】 《党章中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建议》(1981年5月)未刊稿

【10】 《建议为叛徒集团平反的信》(1978年11月)未刊稿

【11】 《刘少奇应平反》(1979年1月)未刊稿

【12】 《关于“胡风集团”问题》(1979年8月)未刊稿

【13】 《批评华国锋主席的信》(1977年1月)未刊稿

【14】《关于高饶问题》(1979年8月)未刊稿

【15】同【14】

【16】同【14】

【17】《邓小平选集》第二卷二百九十三页

【18】同【13】

【19】同【13】

【20】 《建议“十二大”揭露批评华国锋的信》(1980年6月)未刊稿

【21】 《建议华国锋辞去主席的职务的信》(一九八零年十二月)未刊稿

【22】 《不选小平同志为国家主席的建议》(1982年3月)未刊稿

【23】 《选邓小平为军委主席是否违宪》: (1882年5月)未刊稿

【24】《选主席应该考虑的条作和标准。》(1982年3月)未刊稿

【25】《毛泽东与林彪“四人帮”》(1979年3月)未刊稿

【26】《就审判林江集团给党中央的信》(1980年11月)未刊稿

【27】《就“审判林江集团”给最高法院的一封信》(80年11月)未刊稿

【28】《江青等判决后给最高法院信》(81年1月)未刊稿

(原载台湾《传纪文学》、《中国事务》摘录、《新世纪》摘录,《狱中上书》2002年在香港夏菲尔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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