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7年，50年前的今天，中共在毛泽东阳谋的策动下，发动了一场以知识分子为打击对象的所谓反右运动，我的父亲便是这一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也就是从50年前的那一年起，我们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和迫害，从那一年起，父亲便被迫离开北京的家，独自一人在远离京城几百里地的河北农村接受劳动改造。
父亲的离开不仅令我的童年失去父爱，更有来自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的歧视，原因就在于我的父亲是右派，我的母亲及哥哥姐姐没有一个人逃得过要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压力，那种自上而下的无形压力，令人随时随地都有擡不起头的自卑感，而且，不论你怎样表示与父亲划清界限，都不能博得党组织（或团组织）的信任。那种无奈的自卑意识，尽管我离开北京27年，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如芒刺在背。
如果说当年有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那么，被牵连的家属成为事实上的贱民，便有几百万之数。我家在这百万人之中算是幸运的，不知多少无辜家庭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虽说1979年中共曾不公开地为大部分右派平反，但赔偿右派及其家庭的经济损失，却从不见提及。
二十七年前我离开北京之际，虽父亲已去世，我依然特地到当年将父亲打成右派的单位，向他们索要有关父亲右派问题的所谓改正意见，那是1979 年中共低调处理右派问题而发出的一纸改正书，因父亲于1978年过世，那一纸改正书始终都没有给我们，好像人死了，一切事情便烟消云散。我找到保卫科的干部，说明来意后，他们同意给我过目改正文件，但不给我複印件，他们的理由是没有影印设备。我表示我可以用手抄下来，于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将改正书上的字句全部抄下来，保留至今。至于父亲被扣发的工资，我也曾向他们讨还，但他们推说国家目前经济不好，等以后有钱了便会发还，但是从此便没有任何消息。
父亲一生从医，一介书生，对政治一无所知，50年前他讲的右派言论，完全是出自一个善良正直人对于中共所为的自然反应。现在我想将父亲50年前的部分右派言论，拿到50年后的今天比对一番。
早在57年反右之前的三反运动中，父亲便被错打成三反分子，因父亲拒不承认莫须有的罪状，中共便对他採取各种刑罚，先是採取车轮战术，以后又将其囚入牢房一个多月，不准跟家人通信，四个人监督，让只有十几嵗的女儿（我的姐姐）写信促其交待。父亲反右时将这些讲出来，说“共产党真是残酷。”
如今，共产党搞不成运动了，但是对待异己分子，一如50年前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的残酷不仅没有丝毫改善，而是变本加厉，十年以后的文革便是例证。
父亲还说“有人说国民党残酷，而共产党又怎么样呢？士可杀不可辱，都是中国同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假如父亲活到1989年，眼看着多少手无寸铁的年轻生命就那样无辜地死在坦克履带和机枪扫射之下，该如何作想呢？假如父亲活到今天，看到中共默许活摘犯人的人体器官，无情打击合法维权分子，该如何作想呢？
“共产党一搞运动，别人就得跟着走，否则就是有问题。运动一来，就好像老虎临门，我希望共产党以后不要再用恐怖手段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有些话一直不敢讲，今天号召大鸣大放，我仅讲了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险的，不知道要受什么遭遇”，父亲明知有危险，依然勇敢地讲出心中不满，乃是出自他正直无邪，爱憎分明的人品，他哪里想到他今后的遭遇便是远离家人，流放在外二十年。至于共产党的恐怖手段，如今更是有增无减。
1978年中共开始在胡燿邦的倡议下为当年的戴帽右派平反，我让父亲赶快写一份东西交上去以要求平反，我记得很清楚，父亲当时一脸的不屑，说“这个帽子是他们给我戴的，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我是什么右派，为什么还要我去要求平反”，结果，为了我们子女的前途，我替父亲写了份报告。那一年的11月，有人将平反通知送到我们家，但是，父亲已经撒手人寰，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不屑一顾的平反通知。
反右运动半个世纪过去，本来想在1978年开始对反右运动作一番反思的中共，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所谓为尊者讳，将反右甚至文革又变成了敏感问题而不准提及，直到前不久章诒和出版“伶人往事”，中宣部大加挞伐，透露出中共直至今日对已经发生了50年的反右运动，不愿有任何反思和重新评价历史的勇气。也就是说，中共与50年前搞反右运动时的中共，没有丝毫改悔的迹象。
然而，唯一令我感到有些希望的是，不久前一些右派和非右派人士提出向中共索取右派赔偿的倡议，不过，我很难相信中共能够做出任何赔偿，我感到有希望的是，50年前受到反右运动迫害的右派和他们的家属们，终于勇敢地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了。我想，父亲若泉下有知的话，必定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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