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是用千百万屈死的中国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的鲜血染红的。红太阳是用千百万屈死的中国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的白骨撑起来的。
这就是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以下简称《红太阳》），所揭示出来的血淋淋的史实。
“一将功成万骨枯”，虽然这些战士通常都是在抵抗外匡外族侵略或敌对阵营战斗的战场上死去，但将军们仍有歉疾感甚至交到史家谴责。而毛泽东的战士成千上万地死在领袖的屠刀之下可毛却被冠以伟大领袖、人民救星的称号，备受歌颂和赞扬。
历代开国帝王例如朱元璋，都是在登上金銮殿、屁股坐稳了之后，才开始殊杀功臣元勋。然而毛自落草为寇伊始就在自己的阵营中大开杀戒。毛泽东杀外国人少，杀中国人多；杀国民党人狠，杀共产党人更狠。
《红太阳》条分缕析，广征博引，引用大量的中共方面出版的资料，从江西苏区的“杀AB团”写起，经遵义会议、延安整风，直至七大召开的全部历史过程，揭露了毛泽东如何纵横捭阖，诡计叠出，阴谋耍尽，甚至不惜制造血腥恐怖，用消灭肉体的凶残手段，篡党篡军，营造他在由党内军内扩大国内的独尊独裁的红太阳地位。
1930年1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的打AB团运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的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余名“AB团”分子（其中几十个是“AB总团长”），这些人全部遭処决（《红太阳》P17）。红一方面军内打AB团的情况非常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曾与毛有过意见不同的只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如大革命期间入党的、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德上井岗山的何笃寸，只因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支持过朱，此时便被诬向“AB团”而遭杀害。
中共江西行动委员会负责人李文林在其主持召开的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不指名地指责过毛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毛便将参加该会议的全体人员一律视为“AB团”分子列入应予“扑杀”范围。
毛的倒行逆施引起广大红军的恐慌和反抗，红二十军官兵愤怒地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发动了“富田事变”。结果这个被毛泽东激发出来的事变，又遭毛泽东血腥镇压了下去，从付排长以上至军长、军政委全部都被屠杀，连红二十军的番号也被取消（文聿：《中国左祸》，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香港）。
毛泽东的继承者们为了保住毛泽东这具僵尸，也鸡了保住他们自己，硬是要把毛后期“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排斥在“毛泽东思想”之外，结果引出“思想没有错铡保？”错误不是思想“的怪论。其实毛泽东的极左、蛮横、残暴、以整人杀人为乐的作风，是几十年一贯制的，哪有什么前期、晚期的分别。
毛在1930年12月写给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的手令说：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红太阳》P19）
不杀人，就要被别人杀。这就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队伍里血淋淋的“同志”关系。
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到“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分子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北京）和二十二年杀AB团如出一辙。
到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大陆都变成了一部杀人机器。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占全国人口九分之一（《动向》2004年3月号，P42；《争鸣》2004年12月号，P24）。在这被大大缩小了的“二千万”之中，共产党员绝不在少数：如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陶铸、张霖之、阎红彦、周小舟……
其实这些人也是杀人如麻、对同志决不手软的整人高手。在毛泽东操纵下的中共杀人机器中，他们杀人，最终也被杀。正如高华所指出：“恐怖机器一经开动，就产生了自我驱动的内在动力，使其疯狂运转，不断依次进入更高阶段，结果是纵火者也与之俱焚——杀人者终被杀！”（《红太阳》P43）这就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共的悲剧。
只要中共不肯放弃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体制，只要中共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就一定无法逃出“杀人者而后人杀之”的魔圈。
《争鸣》2004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