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文艺理论批评家李希凡们吹捧成农民起义赞歌的《水浒传》,其实是一部描写造反作乱的强盗教科书。早在明崇祯年间,就有山东饥民李青山,模仿《水浒传》重演宋江的故事。清太祖努尔哈赤也是靠《水浒传》起家的。但是从《水浒传》中学到最多东西、获利最多、取得最大成功的,无疑是毛泽东。

据当过毛秘书的李锐先生的研究,毛早年“常读不厌”的书中便有《水浒传》。到一九五O年,当时五十七岁的毛还记得《水浒传》第六十五回的回目是“托塔天王梦里显圣,浪里白条水上报冤”,并兴致勃勃的拿起书来为汪东兴朗诵了这段故事,让汪佩服得不得了(《汪东兴日记》)。临死之前,仍念念不忘《水浒传》,号召批宋江、批投降派。可见此书在毛心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一,毛泽东是“成功的王伦”

如果把毛泽东和《水浒传》中的王伦作个比较,便发现毛王之间有颇多相似之处。不同的只是毛成功了,王失败了。因此,也不妨把毛泽东叫做“成功了的王伦”,把王伦叫做“失败了的毛泽东”。

白衣秀士王伦是《水浒传》第十九回“林沖水寨大拼火,晁盖梁山小夺泊”中的主角。据林沖介绍,王伦只是一个乡下穷书生,连秀才都考不上。靠了杜迁擡举才上得梁山,当了水寨头领。可惜此人不但无大量,更兼妒贤嫉能,心术不正,语言不准,难以相聚。王伦受柴大官人资助,赊给盘缠,互相间交情非浅,可柴大官人推荐林沖上山入夥,王伦居然诸多推讬。到了晁盖、吴用和阮小二等来投奔时,王伦又故态复萌,想拒晁盖等于“革命队伍”之外,因此激怒了林沖,一刀便把王伦“拼火”了。

一部中国历史就是“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历史,就是“胜者为王败者寇”的历史。毛吸取了一切寇的失败教训,借鉴了一切王的成功经验,所以毛成功了。从井冈山寨直爬上北京的金銮殿,不管叫土匪,还是叫强盗,只要他成功了,他就是王,就做得“太祖高皇帝”。

李希凡们说《水浒传》歌颂了农民起义。其实梁山好汉中根本没有一个是农民,有的只是兵痞、狱卒、刀笔吏、流氓团夥、乡村无赖、神棍、猎户、渔霸、破落地主、失意军官和落魄文人。这些好汉,有的是主动落草,有的是被裹胁,有的是犯案潜逃而藉以安身。他们“风高放火天,月黑杀人夜”的追求也仅仅是“论拜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罢了。

中共闹革命之初,仍旧是梁山泊模式。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在一九二九年写给省委的报告中就承认: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农民中包含有许多帮会分子,酃县中共党员三四百人,“多洪会中人”。(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3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以下简称《红太阳》)刚被开除出党的原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则指,所谓“红军”,由第一军至第十军大都是土匪、溃兵、大刀会众、无业流民。其主要活动也就是杀人放火、内哄、拼火,与梁山的好汉们无异。

“湘鄂赣边之第五军,主要是彭德怀部之变兵和王佐、袁文才等之土匪,农民几乎是没有。彭德怀骂王佐等是”土匪“,王佐等骂彭德怀是”军阀“,现在彭已火拼了王佐等的‘红军’,逃散后王佐等的‘红军’已树起反共产及彭德怀的旗帜。”(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1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二,中共革命是太平军翻版

“陈独秀之所以反对中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就是认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唐宝林:《陈独秀全传.初稿提纲》)

真是不幸而言中,中共的革命就是红巾军、太平军的翻版,毛泽东也和朱元璋、洪秀全并无二致。洪天王未出广西就开始封王,毛在闽西就一边和贺子珍非法同居,一边表示“喜欢和爱”曾志,到延安更大做皇帝梦,广封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

毛在延安整风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方面固然大大有益于中共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却为中国传统的独裁专制的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历史和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历史中都得到充分的证实。(《红太阳》第182─183页)

从当年“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到今天以权谋财、以权谋色、瓜分国有资产、垄断党国权力,难道不是一脉相承吗?

内哄、拼火,在中共内部历数十年而不衰,也正是“农民起义军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一九三O年彭德怀拼火了王佐、袁文才,一九五九年,彭德怀本人也就给毛拼火了。

《水浒传》中写林沖大拼王伦时说,“王伦见头势不好,口里叫道:”我的心腹都在哪里?‘虽然有几个身边知心腹的人,本待要来救,见了林沖这般凶猛头势,谁敢向前。“结果王伦心窝里吃了林沖一刀,便身死在梁山水寨亭上。毛泽东一定十分留意这”心腹“二字,所以毛终其一生都在经营”心腹“,紧抓军警特,丝毫不肯放松。

三,利用心腹,消灭异己

毛在江西苏区时的“心腹”是李韶九、曾三和刘士奇等人。毛依靠李韶九等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在“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的名义下,大量杀害“异己”,清除潜在对手。(《红太阳》第1─54页)

到延安后,毛撤换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并把保卫局更名为方面军保卫局,派心腹王首道为局长(《红太阳》第89页),把保卫局变成自己的御林军。毛让王首道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保卫局机要系统,将原来由邓颖超负责的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通通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之下。

康生一九三七年从苏联回延安后,积极投靠毛泽东。特别在支持毛江结婚这件事情上,一举获得了毛的完全信任,成了毛重要的心腹打手和保镖。康生一九四二年所担任的职务就有:中央机要局局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党和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红太阳》第475页)可谓位高权重、势焰熏天。但是毛只是在某些方面重用康生,让他发挥作用,同时限制他对其他领域的染指。例如毛并不容许康生插手毛和史达林、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不容许康生涉足军队系统和边区保安处。而且在康生身边安插李克农、曾三等不同山头、不同背景的干部,用以制约和防范康生。一九四九年以后,毛一度将康生投闲置散,八大时还降格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使康生明白,“毛永远是他的主人”。

四,毛泽东以邓小平压刘少奇

毛泽东比王伦高明的地方,就是毛不但有强有力的“心腹”,足以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被别人所拼火;而且有办法防止“心腹”成为威胁自己的潜在对手。再如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密切合作者和可靠“心腹”,在延安整风中帮助毛打倒了亲苏派和经验主义派,把毛推上了“红太阳”的独尊地位,刘也因此成了中共党内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为了防止刘这个第二号人物成为威胁自己安全的潜在对手,毛很快採取了许多防范措施。

一九五四年毛把邓小平由西南局调入中央,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随后又使之与林彪一起进入政治局,一年后,邓成为六常委之一,并任书记处总书记。本来是七大政治局委员的彭真一直排名在邓小平之前,如此一来,邓小平的排名和权力竟越过了彭真。这就是毛为刘少奇集团坐大,以邓来压彭的重大决策。

一九五四年九月的政治局会议,毛把刘少奇排斥出中央军委,同时被排斥的还有周恩来。刘、周本来都是“七大”选出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毛可能藉口刘、周已参加了政府工作而不宜再在军队任职务,而把他们请出军委会。接着在评定军衔过程中毛又施展了一个政治手腕,把刘周再次排斥出军队系统。本来军委总干部部已评定毛为大元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为元帅,但毛却坚辞大元帅军衔。据宋任穷后来的回忆:“毛主席听完彙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一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他问少奇同志:‘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他又问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邓都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身问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啊?’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孙大洛:《毛泽东权术史》)

历来有许多人都把毛不接受大元帅军衔,当成是毛的“伟大谦虚”,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毛此举只是在于防范刘而剥夺刘对军队的领导权所玩弄的权术而已,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成为永远无人可以挑战的“王伦”。在毛泽东收服悍将许世友、柯庆施、陶铸的手法中,也可以明显看到“水浒传”中“宋公明雪夜擒索超”、“宋公明义释双枪将”的影子。

五,怀柔政策,收服许世友

许世友本是张国焘手下大将,出身少林寺,凶悍无比。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盏臎Q定》之前后,许世友等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都被安置在抗大“学习”,“揭发、清算国焘主义”。因不堪忍受株连,许等要率领原红四方军人员回鄂豫皖或川陕打游击,但被人告发,并被判死刑。毛在权衡利弊后採取怀柔政策(《红太阳》第385页),演出了一出“毛泽东深夜探死囚,许和尚跪地归明主”的苦情戏,从此许世友终身对毛忠心不二。

柯庆施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曾为刘少奇所排斥。一九三九年,柯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成了王明副手,并对王的处境表示过关心和同情,所以柯就被当作王的替罪羊受到批判。一九四三年,中直机关在李富春主持下,召开群众大会多次批斗柯庆施夫妇。有一次斗争会竟从下午开到深夜,因柯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李就宣佈柯为反革命分子,把柯捆绑起来。在批斗高潮中,柯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正当柯处于绝境时,完全清楚柯与刘少奇之间旧怨新恨的毛泽东向柯伸出了援手。从此柯对毛矢志效忠。延安整风后,柯的地位逐渐上升,和毛的关系日益密切,成为毛制衡刘的重要力量(《红太阳》第5ll页),在反“反冒进”中几乎要取代周恩来而出任国务院总理。

六,毛泽东精于贼喊捉贼

陶铸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间坐过国民党的牢,被怀疑是“特务”,更因性格火爆在延安曾与刘少奇当众争吵。当时刘居决策地位,极有可能插手过对陶的审查。陶一九四三年被隔离审查时,情绪极为愤懑,曾暴跳如雷地骂娘。毛也因为知道陶、刘之间有怨隙而出手救援陶,使陶得以解脱。从此陶和柯庆施一样,成为毛的死命效忠大将。文革前施是华东局书记,陶是中南局书记,此二人就为毛扼守了东南中半壁江山。(《红太阳》第515页)陶在一九五三年,也参与过高岗等人对刘少奇的“批评议论”──毛导演的倒刘未遂政变;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积极批彭保毛;一九六六年被毛调入中央,位列第四把交椅,可惜因未能善体圣意而与江青闹矛盾,最终为毛所抛弃。

毛泽东极精于“贼喊捉贼”之道。林彪一九六六年“五.一八”讲话,透露了玄机:“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採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佈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毛通过汪东兴掌握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通过谢富治控制公安系统,通过康生控制秘密员警系统,通过郑维山、傅崇碧、杨成武等控制卫戌部队,而这些系统互不统属且互为制衡,都只对毛本人负责。即使作了如此严密部署,毛仍睡不着。

跟了毛泽东二十七年的中央警卫团二中队队长陈长江,曾这样回忆毛当年的心境:“文化大革命十年,给我们警卫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一次我们很紧张,主席无论如何睡不着觉,走到门口问我:”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有坏人,要提高警惕!‘我告诉主席:“不仅带了手枪、冲锋枪和机枪,子弹也带很多,我带几十个人,能对付一二百敌人。’主席点头表示满意。”活画出毛作贼心虚的脆弱灵魂。

七,患有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

外出巡视更是兴师动众,戒备森严。“一九七O年八月初,我随主席再次离京,因为国内环境比较複杂,我挑选了一百名警卫人员一同外出,分乘三列火车。前面三十人负责开路,观察道路两旁情况。后尾车三十人负责安全。主车四十人主管行李和主席安全,我们都配备了手枪、冲锋枪、轻机枪,做了战斗准备,弹药也很充足,有两个基数以上。”(陈长江:《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

同年在庐山会议期间,“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们讲庐山斗争比一九五九年还严重,要我们从各方面提高警惕性,加强警卫值班和哨兵工作,做好防范意外事件的准备。他要我们多读一点马列主义,领会精神实质,时刻防止有人搞破坏,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确保主席安全,我们设计了几种战斗方案,以防不测。”(同上)

什么“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伟大领袖”,简直是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是个怕死鬼。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手上沾了太多的鲜血,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太多的血债。综上所述,毛泽东和王伦一样:“无大量、妒贤嫉能,心术不正,语言不准,难以相聚。”但毛比王伦有才:懂得总结王伦的教训,善于吸收宋江等人的经验。紧紧抓住了枪桿子,在不断培植许多“心腹”的同时,又不断地防范和剷除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消除自己被拼火的危险。

毛泽东成功了。一部强盗的教科书成就了一个旷世的红色大盗——“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就是“红太阳”升起的秘密。

转载自《争鸣》2004年12月号(原署“武夷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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