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文艺理论批评家李希凡们吹捧成农民起义赞歌的《水浒传》，其实是一部描写造反作乱的强盗教科书。早在明崇祯年间，就有山东饥民李青山，模仿《水浒传》重演宋江的故事。清太祖努尔哈赤也是靠《水浒传》起家的。但是从《水浒传》中学到最多东西、获利最多、取得最大成功的，无疑是毛泽东。
据当过毛秘书的李锐先生的研究，毛早年“常读不厌”的书中便有《水浒传》。到一九五O年，当时五十七岁的毛还记得《水浒传》第六十五回的回目是“托塔天王梦里显圣，浪里白条水上报冤”，并兴致勃勃的拿起书来为汪东兴朗诵了这段故事，让汪佩服得不得了（《汪东兴日记》）。临死之前，仍念念不忘《水浒传》，号召批宋江、批投降派。可见此书在毛心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一，毛泽东是“成功的王伦”
如果把毛泽东和《水浒传》中的王伦作个比较，便发现毛王之间有颇多相似之处。不同的只是毛成功了，王失败了。因此，也不妨把毛泽东叫做“成功了的王伦”，把王伦叫做“失败了的毛泽东”。
白衣秀士王伦是《水浒传》第十九回“林沖水寨大拼火，晁盖梁山小夺泊”中的主角。据林沖介绍，王伦只是一个乡下穷书生，连秀才都考不上。靠了杜迁擡举才上得梁山，当了水寨头领。可惜此人不但无大量，更兼妒贤嫉能，心术不正，语言不准，难以相聚。王伦受柴大官人资助，赊给盘缠，互相间交情非浅，可柴大官人推荐林沖上山入夥，王伦居然诸多推讬。到了晁盖、吴用和阮小二等来投奔时，王伦又故态复萌，想拒晁盖等于“革命队伍”之外，因此激怒了林沖，一刀便把王伦“拼火”了。
一部中国历史就是“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历史，就是“胜者为王败者寇”的历史。毛吸取了一切寇的失败教训，借鉴了一切王的成功经验，所以毛成功了。从井冈山寨直爬上北京的金銮殿，不管叫土匪，还是叫强盗，只要他成功了，他就是王，就做得“太祖高皇帝”。
李希凡们说《水浒传》歌颂了农民起义。其实梁山好汉中根本没有一个是农民，有的只是兵痞、狱卒、刀笔吏、流氓团夥、乡村无赖、神棍、猎户、渔霸、破落地主、失意军官和落魄文人。这些好汉，有的是主动落草，有的是被裹胁，有的是犯案潜逃而藉以安身。他们“风高放火天，月黑杀人夜”的追求也仅仅是“论拜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罢了。
中共闹革命之初，仍旧是梁山泊模式。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在一九二九年写给省委的报告中就承认：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农民中包含有许多帮会分子，酃县中共党员三四百人，“多洪会中人”。（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3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以下简称《红太阳》）刚被开除出党的原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则指，所谓“红军”，由第一军至第十军大都是土匪、溃兵、大刀会众、无业流民。其主要活动也就是杀人放火、内哄、拼火，与梁山的好汉们无异。
“湘鄂赣边之第五军，主要是彭德怀部之变兵和王佐、袁文才等之土匪，农民几乎是没有。彭德怀骂王佐等是”土匪“，王佐等骂彭德怀是”军阀“，现在彭已火拼了王佐等的‘红军’，逃散后王佐等的‘红军’已树起反共产及彭德怀的旗帜。”（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1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二，中共革命是太平军翻版
“陈独秀之所以反对中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就是认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唐宝林：《陈独秀全传．初稿提纲》）
真是不幸而言中，中共的革命就是红巾军、太平军的翻版，毛泽东也和朱元璋、洪秀全并无二致。洪天王未出广西就开始封王，毛在闽西就一边和贺子珍非法同居，一边表示“喜欢和爱”曾志，到延安更大做皇帝梦，广封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
毛在延安整风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方面固然大大有益于中共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却为中国传统的独裁专制的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历史和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历史中都得到充分的证实。（《红太阳》第182─183页）
从当年“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到今天以权谋财、以权谋色、瓜分国有资产、垄断党国权力，难道不是一脉相承吗？
内哄、拼火，在中共内部历数十年而不衰，也正是“农民起义军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一九三O年彭德怀拼火了王佐、袁文才，一九五九年，彭德怀本人也就给毛拼火了。
《水浒传》中写林沖大拼王伦时说，“王伦见头势不好，口里叫道：”我的心腹都在哪里？‘虽然有几个身边知心腹的人，本待要来救，见了林沖这般凶猛头势，谁敢向前。“结果王伦心窝里吃了林沖一刀，便身死在梁山水寨亭上。毛泽东一定十分留意这”心腹“二字，所以毛终其一生都在经营”心腹“，紧抓军警特，丝毫不肯放松。
三，利用心腹，消灭异己
毛在江西苏区时的“心腹”是李韶九、曾三和刘士奇等人。毛依靠李韶九等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在“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的名义下，大量杀害“异己”，清除潜在对手。（《红太阳》第1─54页）
到延安后，毛撤换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并把保卫局更名为方面军保卫局，派心腹王首道为局长（《红太阳》第89页），把保卫局变成自己的御林军。毛让王首道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保卫局机要系统，将原来由邓颖超负责的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通通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之下。
康生一九三七年从苏联回延安后，积极投靠毛泽东。特别在支持毛江结婚这件事情上，一举获得了毛的完全信任，成了毛重要的心腹打手和保镖。康生一九四二年所担任的职务就有：中央机要局局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党和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红太阳》第475页）可谓位高权重、势焰熏天。但是毛只是在某些方面重用康生，让他发挥作用，同时限制他对其他领域的染指。例如毛并不容许康生插手毛和史达林、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不容许康生涉足军队系统和边区保安处。而且在康生身边安插李克农、曾三等不同山头、不同背景的干部，用以制约和防范康生。一九四九年以后，毛一度将康生投闲置散，八大时还降格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使康生明白，“毛永远是他的主人”。
四，毛泽东以邓小平压刘少奇
毛泽东比王伦高明的地方，就是毛不但有强有力的“心腹”，足以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被别人所拼火；而且有办法防止“心腹”成为威胁自己的潜在对手。再如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密切合作者和可靠“心腹”，在延安整风中帮助毛打倒了亲苏派和经验主义派，把毛推上了“红太阳”的独尊地位，刘也因此成了中共党内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为了防止刘这个第二号人物成为威胁自己安全的潜在对手，毛很快採取了许多防范措施。
一九五四年毛把邓小平由西南局调入中央，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随后又使之与林彪一起进入政治局，一年后，邓成为六常委之一，并任书记处总书记。本来是七大政治局委员的彭真一直排名在邓小平之前，如此一来，邓小平的排名和权力竟越过了彭真。这就是毛为刘少奇集团坐大，以邓来压彭的重大决策。
一九五四年九月的政治局会议，毛把刘少奇排斥出中央军委，同时被排斥的还有周恩来。刘、周本来都是“七大”选出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毛可能藉口刘、周已参加了政府工作而不宜再在军队任职务，而把他们请出军委会。接着在评定军衔过程中毛又施展了一个政治手腕，把刘周再次排斥出军队系统。本来军委总干部部已评定毛为大元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为元帅，但毛却坚辞大元帅军衔。据宋任穷后来的回忆：“毛主席听完彙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一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他问少奇同志：‘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他又问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邓都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身问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啊？’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孙大洛：《毛泽东权术史》）
历来有许多人都把毛不接受大元帅军衔，当成是毛的“伟大谦虚”，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毛此举只是在于防范刘而剥夺刘对军队的领导权所玩弄的权术而已，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成为永远无人可以挑战的“王伦”。在毛泽东收服悍将许世友、柯庆施、陶铸的手法中，也可以明显看到“水浒传”中“宋公明雪夜擒索超”、“宋公明义释双枪将”的影子。
五，怀柔政策，收服许世友
许世友本是张国焘手下大将，出身少林寺，凶悍无比。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盏臎Q定》之前后，许世友等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都被安置在抗大“学习”，“揭发、清算国焘主义”。因不堪忍受株连，许等要率领原红四方军人员回鄂豫皖或川陕打游击，但被人告发，并被判死刑。毛在权衡利弊后採取怀柔政策（《红太阳》第385页），演出了一出“毛泽东深夜探死囚，许和尚跪地归明主”的苦情戏，从此许世友终身对毛忠心不二。
柯庆施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曾为刘少奇所排斥。一九三九年，柯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成了王明副手，并对王的处境表示过关心和同情，所以柯就被当作王的替罪羊受到批判。一九四三年，中直机关在李富春主持下，召开群众大会多次批斗柯庆施夫妇。有一次斗争会竟从下午开到深夜，因柯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李就宣佈柯为反革命分子，把柯捆绑起来。在批斗高潮中，柯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正当柯处于绝境时，完全清楚柯与刘少奇之间旧怨新恨的毛泽东向柯伸出了援手。从此柯对毛矢志效忠。延安整风后，柯的地位逐渐上升，和毛的关系日益密切，成为毛制衡刘的重要力量（《红太阳》第5ll页），在反“反冒进”中几乎要取代周恩来而出任国务院总理。
六，毛泽东精于贼喊捉贼
陶铸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间坐过国民党的牢，被怀疑是“特务”，更因性格火爆在延安曾与刘少奇当众争吵。当时刘居决策地位，极有可能插手过对陶的审查。陶一九四三年被隔离审查时，情绪极为愤懑，曾暴跳如雷地骂娘。毛也因为知道陶、刘之间有怨隙而出手救援陶，使陶得以解脱。从此陶和柯庆施一样，成为毛的死命效忠大将。文革前施是华东局书记，陶是中南局书记，此二人就为毛扼守了东南中半壁江山。（《红太阳》第515页）陶在一九五三年，也参与过高岗等人对刘少奇的“批评议论”──毛导演的倒刘未遂政变；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积极批彭保毛；一九六六年被毛调入中央，位列第四把交椅，可惜因未能善体圣意而与江青闹矛盾，最终为毛所抛弃。
毛泽东极精于“贼喊捉贼”之道。林彪一九六六年“五．一八”讲话，透露了玄机：“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採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佈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毛通过汪东兴掌握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通过谢富治控制公安系统，通过康生控制秘密员警系统，通过郑维山、傅崇碧、杨成武等控制卫戌部队，而这些系统互不统属且互为制衡，都只对毛本人负责。即使作了如此严密部署，毛仍睡不着。
跟了毛泽东二十七年的中央警卫团二中队队长陈长江，曾这样回忆毛当年的心境：“文化大革命十年，给我们警卫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一次我们很紧张，主席无论如何睡不着觉，走到门口问我：”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有坏人，要提高警惕！‘我告诉主席：“不仅带了手枪、冲锋枪和机枪，子弹也带很多，我带几十个人，能对付一二百敌人。’主席点头表示满意。”活画出毛作贼心虚的脆弱灵魂。
七，患有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
外出巡视更是兴师动众，戒备森严。“一九七O年八月初，我随主席再次离京，因为国内环境比较複杂，我挑选了一百名警卫人员一同外出，分乘三列火车。前面三十人负责开路，观察道路两旁情况。后尾车三十人负责安全。主车四十人主管行李和主席安全，我们都配备了手枪、冲锋枪、轻机枪，做了战斗准备，弹药也很充足，有两个基数以上。”（陈长江：《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
同年在庐山会议期间，“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们讲庐山斗争比一九五九年还严重，要我们从各方面提高警惕性，加强警卫值班和哨兵工作，做好防范意外事件的准备。他要我们多读一点马列主义，领会精神实质，时刻防止有人搞破坏，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确保主席安全，我们设计了几种战斗方案，以防不测。”（同上）
什么“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伟大领袖”，简直是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是个怕死鬼。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手上沾了太多的鲜血，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太多的血债。综上所述，毛泽东和王伦一样：“无大量、妒贤嫉能，心术不正，语言不准，难以相聚。”但毛比王伦有才：懂得总结王伦的教训，善于吸收宋江等人的经验。紧紧抓住了枪桿子，在不断培植许多“心腹”的同时，又不断地防范和剷除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消除自己被拼火的危险。
毛泽东成功了。一部强盗的教科书成就了一个旷世的红色大盗——“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就是“红太阳”升起的秘密。
转载自《争鸣》2004年12月号（原署“武夷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