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国家运用行政力量去管控所谓理想道德的高线时,其结果很可能导致社会底线的失守。

政治学习的重要,无论怎么评估都不会过。这不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政治学习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是主角;在平时,政治学习同样构成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如学习日制度(以改革开放为界,此前,全社会普遍实行学习日制度,此后,党政事业单位仍然坚持此项制度)。工作没做好,究其原因,学习不到位肯定是第一位的,今后努力方向,也肯定是为深入学习;甚至犯了党纪国法者忏悔时,大多有这样的话语:我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是由于长期忽视政治学习、放松了世界观改造的结果。今后一定要加强学习,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云云。

政治学习是什么?为什么要学习?它实际上起着什么作用呢?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 什么样的学习,学习什么?

政治学习是什么?其意看似很明白,但要给它下个定义或对它的特征进行准确的描述却不容易。在我看来,所谓政治学习,其最大特征、或者说与其他一般意义上的学习相比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政治学习涉及到世界观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学习就不会关涉世界观,其实,学习的结果,都可能造成学习者的变化。具体地说,无论是读书、接受别人的讲授还是其他方式的学习,或多或少都有着改变学习者认知的作用,不排除其中起着改变其对世界看法的作用。比如杨小凯先生说过:“我相信,大多数人读了哈耶克的书,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1]。这也说明学习能够起到改变一个人世界观的作用。

但政治学习所指的改造世界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而是把自己原有的世界观视为一种原罪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无产阶级的或者说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无产阶级是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即现代化的机器大生产相关联,代表最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要求。经济地位决定无产阶级最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最具有革命彻底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无产阶级世界观才是共产主义新人应该具备的世界观,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都应该在改造之列。如此,作业改造世界观工具的政治学习在奔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再说党员,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队伍中最先进者所组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员的世界观应该就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那么共产党员为什么还要改造世界观呢?这是因为:首先,有些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所谓思想上没有入党就是指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改造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所以要通过学习继续改造世界观,争取在思想上入党;其次,一个党员即使组织上思想上都入了党,成了一个合格的党员了,但人的思想是会产生变化的,所以争取思想上入党、即改造世界观是个长期的过程。因而,政治学习对党员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政治学习必要性的直接依据是列宁的“灌输”理论。根据列宁的观点,工人阶级并非天生就具备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在强调先进的革命理论之于无产阶级政党重要性的同时,特别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自发产生出先进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的意思是,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主体不是产业工人而是农民。如此,用先进的理论来改造党员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又有了另一层重要意义。政治学习的内容,简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章程》在“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中列为首条的便是要求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第三条一款)。根据这一规定,学习以上所列的内容属于 “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可见学习的重要。与文革时期把一切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范围的其他任何思想成果都归于“封资修”已经有所不同,现在宣告学习和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所以,除了党章所列这些学习内容外,也不排斥把古今中外其他思想家的一些理论知识纳入政治学习的内容。但必须明确的是,其他非马列主义的思想成果严格说不是用来“学习”,而只能当作“参考资料”来阅读,阅读这些理论的目的是为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马列主义(包括中国共产党自毛泽东以来的各代领导人的思想。下同),并且,学习者在阅读这些理论时需要加以鉴别和批判,以免为一些错误的观点所误导。

马列主义不同于历史与当今一切思想成果在于:首先,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只有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具有不可能错误性或者永无谬误(infallibility)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与自然现象一样有其发展规律,掌握了这种规律,就等于掌握了打开一切社会奥秘的总钥匙。而只有马克思主义发现了这种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如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被认定为“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唯一科学的观点和方法”[3] 。“哲学的发展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出世以前,没有任何一种哲学是真正科学的哲学。只有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把哲学变成了一门科学”[4]。其次,和以往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而且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哲学。“这就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自觉创造历史的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为科学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历史观的基础。这种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它的某些细节可能会陈旧,但它所揭示的历史的必然,它所阐明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却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5]。所以,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它指明了社会前进的方向,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以及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依据;而且,当我们遇到任何问题和困难,也总可以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第三,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改造自己主观世界。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武器,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武器。

如此,在政治学习中,学习者的所谓学习,就是接受所灌输的被视为完全正确的理论,然后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使自己在思想上始终与上级保持一致。

二、学习是顶礼膜拜还是试错质疑

学习是人类的一个永恒主题。古今中外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学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从各自学术立场出发,围绕着“学习是什么”?“学习对人类意味着什么”?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思想,为我们破解学习的奥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现代意义上的学习,远不仅限于对先贤思想或什么永无谬误理论的 “学而时习之”[6]。作为非习得适应行为的一种补充,学习是人类适应环境、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重要工具。不仅是人类,其他有机物同样依靠试错来适应环境。试错过程,无论是人还是其他有机物,同样都容易犯错。仅就这一点而言,人类不比其他动物高明。但人类又不同于其他动物,如约翰.密尔(Mill.J.S.)说过的:“作为有智慧的或有道德的存在的人类中一切可贵事物的根源,那就是,人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借着讨论和经验人能够纠正他的错误。……可见人类判断的全部力量和价值就靠着一个性质,即当它错了时能够被纠正过来”[7]。人类之所以能改正错误,说到底就是人类能够对既有的理论和思想进行质疑和批判。卡尔.波普尔(Karl . Popper)说过:“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只是一步”。单细胞原生动物阿米巴与人类最有智慧的爱因斯坦都在使用尝试和排除错误的方法。但“他们对待谬误的态度的很大不同。爱因斯坦不象阿米巴,每当脑子里出现一个新的解决办法时,他总是有意识地尽力找出其中的毛病、发现其中的谬误;他批判地探讨他自己的解决办法。对自己的想法采取有意识的批判态度,的确是爱因斯坦的方法和阿米巴的方法之间的重要区别”[8]。“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9]。人的认识,或者说人类的学习是个无限的过程,是个伴随不断批判的探索过程。“科学中从没有任何最终的结论。在科学中知识不断发展,而且这一发展依赖多样性”[10]。换言之,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归于一统的永远正确的理论,也没有什么思想可以垄断真理。“我们是真理的探索者,但不是真理的占有者”[11]。

可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最终真理而顶礼膜拜的态度与古今中外思想家对知识探索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H.Coase)和王宁指出:“在中国,从小学开始,马克思主义就作为科学理论和人类历史与社会进步的最终真理向学生传授。世界上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理论。但国人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式却根深蒂固:认为真理是完整的、永远的、权威的、颠扑不破的。但是,所有的知识都恰恰相反,知识是不完整的、临时的、推测性的、时时可以修正补充的。除非思想市场的参与者认识到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否则一个开放的思想不可能正常运行,也不可能长存。思想市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与无知偏执的无尽无限的斗争中,真理才会展现其面目;并且,没有真理可以一劳永逸地赢得胜利,也没有权威能够作为真理的决断者。由于人类自身易犯错误,而且求知过程中的人类的无知不可避免,开放思想市场才成为最能帮助人类接近真理的工具。否则,思想市场将会变得多余和浪费,甚至如同它的批评者所说的,危及社会稳定。具备批判思想、愿意挑战权威,而又宽容、虚怀若谷的公众,是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沃土”[12]。

但是,如果把“绝对真理”的标签简单贴在马克思主义身上,很可能会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是否客观公正的问题。因为无论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作者还是通行的马列主义教科书,均未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这一此曾作过论述:“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中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3]”有了这一经典论述,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真理的关系便有了标准答案,翻开任何一本大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如果有什么差异,就是文字表达上有差异,内容是一致的:客观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任何真理都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又是相对真理,所以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

显然,马克思主义并未宣告自己是绝对真理,相反,它也认为人类认识是个无限的过程,由此推论真理是不断发展,任何具体理论都不可能终结真理,其自身也不例外。问题是,任何一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都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只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科班出身、曾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李瑞环如下论述就很有代表性:

“我们讲发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不断结合发展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一定意义上讲,结合就是运用,结合就是发展,把结合的成果加以总结、概括、提炼,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本身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绝对不允许借‘发展’之名行背离之实”[14]。

很显然,所谓真理的发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就是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方向,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去解决具体问题,再从此过程中总结经验,补充马克思主义既有的理论。这种发展,充其量就是在已建成了的马克思主义大厦里清扫而已。它只是‘丰富’马克思主义,而不可能推翻马克思主义是永无谬误的真理和动摇马克思主义真理裁判者的地位。

卡尔.波普尔(Karl . Popper)曾说过,爱因斯坦在提出相对论时就声明在什么条件下他的理论就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并准备放弃它。所以,爱因斯坦的与马克思的教条态度绝然不同,“与他们追随者的教条态度就更不同了。爱因斯坦那时正在寻找判决性实验,判决性实验与他的预见一致根本不会证实他的理论;而不一致,正如他第一个强调的,会表明他的理论是站不行住脚的。我感到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15]。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也有类似“判决性实验”的判断: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马克思主义者宣称,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得接受实践的检验。但马列主义者又认为,实践检验是个无限的过程,有些理论虽然被今天的实践检验为真理,但随着实践的深入,有可能被推翻;相反,有些今天被实践否认是真理的理论,在将来的实践中又被证明是真理。这个观点与知识的不断发展的认知是一致的,我完全同意。问题是,人类认识过程没有终结并不能为一个具体理论免于被推翻留下后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战胜资本主义。这个预言显然至今未被实践所证实,但实践也至今无法否证这个预言。因为现在甚至在可望的将来,资本主义没有灭亡社会主义没有胜利都不会动摇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地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可能是几代人、也可能是几十代人的奋斗的事业,但资本主义总有一天会灭亡,共产主义也总有一天会实现。只是谁也不知道,这一天是一百年后还是一千年后。类似运用特设性假说使得马克思主义避免被否证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总之,马克思主义永远是真理这一点不容置辩。这正如我前面所引证的邢贲思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细节可能会陈旧,但它所揭示的历史的必然,它所阐明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却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只是,中国放弃计划经济走上市场经济之路的事实,已经令人信服地否定了马列主义永无谬误的特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沿着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从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但是,乌托邦实践不仅没有把中国带进大同世界和理想社会,结果导致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不独中国如此,凡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建构的计划经济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建成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也无一例外地把他们的人民引入灾难。如此,有人提出历史将终结于实行自由民主制的资本主义[16]

市场经济则属于哈耶克(F.A.Hayek)所说的「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扩展秩序“完全是自然的产物:就像类似的生物现象一样,它是在自然选择过程中,通过自然进化而形成自身的”[17]。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不是由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指引,也没有运用“乌托邦整体社会工程”[18]来建构,它是自发产生的。虽然信奉市场经济的思想家们的观点并不一致,甚至针锋相对。但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是在政府是否应当干预市场上。但在承认市场经济是自我生存形成的自组织系统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分歧。凡信奉市场经济的学者都认同:“市场经济建立在两个深厚的认知基础假设之上:承认无知和包容不确定性”[19];

科斯和王宁指出: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漫漫征程,是在没有任何蓝图在手,也不知何处是目的的情况下开始的[20]。“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依靠马列主义指引,才使得中国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应该说,科斯和王宁的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描述是准确和客观的。同时,中国的故事也很好地说明了“从本质上说,市场也是一个集体学习的机制。市场为参与经济的所有角色提供了一个通过试错方式不断学习”[21] 。

中国的未来之路也不可能依靠永远正确的理论指引,而只能在吸取和总结本国和世界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在探索中前进。

三、确立理想信念还是造成底线失守

关于政治学习与思想改造的关系,高华的不朽著作《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已经作了透切的分析,在此不赘述了。这里我要分析的是,延安整风离我们已经如此遥远了,文革离开我们也有30多年了。特别是中国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可政治学习却为什么还没有离开我们?政治学习是与奔向共产主义道路紧密相连,通过政治学习改造世界观,说到底就是为了塑造共产主义新人。而市场经济之路表明中国政府已经认可它的人民由共产主义天堂回归人间。如此,人民的主体应该是居家过日子者而不是革命年代那种理想追求者。没完没了地改造世界观可能性和必要性何在?

其原因可能是,现阶段,对于共产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不得不放弃,但在意识形态上又不得不坚持。之所以行动上不放弃,是由于乌托邦的社会实践已经否证了大同社会的梦想,继续经由计划经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已经行不通;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并为之而奋斗又是共产党存在的理由,所以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宣告中的指导思想,不得不坚持。从某意义上说,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的最大困境。这种困境造成了三十多年来目睹之怪现状:比如改革初期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所谓“不争论”,是指对姓“社”(社会主义)姓“资”(资本主义)问题的不争论。照理说,姓社还是姓资涉及到方向和道路问题,是必须分清的原则问题,怎么可以不争论?这是因为根据马列主义,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是明摆着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既要举旗(高举马列主义大旗)走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又要发展私有经济,就无法自圆其说了,所以不争论是明智之举;再如,“光生孩子不起名字”:因为出生的“孩子”,比如说证券交易所等,马列著作中明确写着,这是典型资本主义的东西,根据真实情况命名,极有可能造成孩子被扼杀在摇篮中,所以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不起名字;还有如“打左灯往右拐”,往右拐走的是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现实之路。但在意识形态上说来又不具“合法性”,所以为了保证政治正确,只能在准备往右拐之前先打左灯。而在意识形态上,这种怪现状就集中体现在政治学习上,无论是各级党组织还是党员个人,都心知肚明,通过政治学习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是不可能的事,却又不得不热衷于此类表面文章,甚至不惜在这方面化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在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最大的阻力来自意识形态。为规避这种阻力,只做不说,乃至“形左实右”是机智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那个时候,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阻力,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思想教育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在国人心中形成的思维定势;但改革的过程也是思想解放的过程,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入,禁锢人们思想的各种枷锁不断被打破,如此,意识形态的阻力也应该随之不断下降、随之逐步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才正常。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确实存在着有些人愿意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或留恋或向往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当今时代,无论贩夫走卒还是达官贵人,只要不超越现有法律,只要不干涉别人的自由,愿意为理想奋斗的去奋斗,愿意为金钱、权势或者名誉而奔波的去奔波,或者愿意过平凡日子的过平凡日子。这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现象。

对此,可能有人会说,党员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不存在良心自由问题。信仰共产主义是党对一个党员的基本要求。所以,要求共产党员学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是顺理成章的。

问题是:第一,中国的思想教育从来不限于党内。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既不同于西方社会通常意义上的政党,更不是世俗社会中的宗教。在现行体制下,党与国家没有明确的边界。党内的思想教育,其影响所至也远不限于党内。党要求党员应该确立的思想,往往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时代学习运动遍及全民就不去说了,便是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写在党章中,但它同时也写进了现行《宪法》里,同样在指引“全国各族人民”。国民教育中仍然把这种指导思想作为向学生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少年先锋队队歌一直为孩子们放声歌唱。

第二,中共现有8000多万党员。若追溯这8000多万党员的入党动机,事情就复杂了。从理论上说,入党完全是自愿的,不存在着谁强迫谁入党的问题。如此,党员和申请入党者就应该是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者。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科斯和王宁认为:“很少有新的党员是单纯被共产主义教义吸引而入党的,他们甚至不熟悉共产主义。当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理查德.迈迪森教授于2007年至2008年间到复旦大学访问时,发现他的班里有一位优秀学生加入了共产党,却几乎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22]。科斯等人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共高层经常表示,现在有相当多的党员的世界观出了问题,不少党员入党动机不纯。

如果说,党员们不是为了信仰共产主义而入党,那么,这应该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入党必须宣誓,誓言中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内容。一个人如果做不到或不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就不应该申请入党,否则,不就是人品有问题了?

党员的人品与其入党动机的关系确实是个问题。但如果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深入探究的话,这应该与文化传统与思想教育的现实联系起来才能把问题引向深入。

如果“为共产主义奋斗”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话,那么,其前提是必须对共产主义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共产主义是个系统的理论,根据列宁的观点,这套理论不是自发产生的而只能靠外部“灌输”。我们必须承认,共产党员中的绝大多数是普通人,他们基本上不具备自己对世界的独立见解。即便其中少数知识精英,很可能在世界观还未定型时就已经入了党。按理说,如果这些知识精英在自己思想成熟以后,在明知自己不是共产主义理想追求者时,就应该自己退党。问题是,虽然党章规定党员有退党的自由,但实际上,在当前的环境下,一个人若要退党,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定会被其周围的人视为异类,且不说会不会因退党给他(她)带来这样或那样的不便。这就是说,在当今社会,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入党都是正常的而主动退党则极不正常。党章规定只有社会各阶层“先进分子”才可以申请入党(第一章第一条)。相应的,各级党组织每年都给下属支部下达指标,要求各支部根据实际情况在本单位发展一定量的党员。如此,在各党政机关,一些工作骨干、表现相对好的员工大多纳入本单位党组织“培养”的对象。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入党往往表明自己干得比别人好。不甘人后争取上进是人之常情,可以说抱着这种动机入党者不在少数。另外,党员身份往往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利益,党员更有机会获得好工作,在单位里更容易升迁等都是不争的事实。而趋利是人的本性,为利益入党者可能更多。只是我们无法准确评估这8000多万党员其中有多少人是为信仰入党,多少人是为不甘人后或为了某种利益入党。但我们应该承认,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这一点表明了人多为逐利动物而少有大公无私者。根据这个道理和实际情况,认定党员中的大多数并非特殊材料制成而只不过是凡夫俗子应该是较客观的判断。如此,“动机不纯”的党员并非特殊存在而是普遍现象。简言之,无论是已经入党的人还是正在申请入党者,所谓入党动机,只不过是写在入党志愿书中的文字,而在他或她周围,几乎没有人(包括党组织中人)在乎他(她)的入党动机。这就是说,多数党员或申请入党者入党动机不纯是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人并不会被视为伪君子或不诚实的人。同时,对于申请入党者或党员本人,他们的内心几乎不会为此感到羞愧。“因为羞耻心是接受了伦理教育的结果,如果不是从小接受正常的伦理教育,一个人不会自然就有羞耻心……”[23]。长期以来,国人所受的主要伦理教育是阶级斗争和为革命事业贡献一切,根本不会涉及内疚和羞耻之类的内容。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现象的存在难道不是正好说明了在当前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其实不然,因为,所谓改造广大党员世界观既无必要,更无可能。

第三,大多数党员不信仰共产主义,这问题主要不在党员身上而是在共产党本身。科斯和王宁说得有道理:「当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已经放弃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敌对时,这已经不是西方通常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政党了」[24]。我前面已经提及,市场经济中国之路已经否证了马克思列宁经由计划经济走向共产主义的理论。这就是说,政党本身开始脚踏实地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如果还要它的党员仍然呆在传说中的革命年代,环抱乌托邦的理想信念,这如何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学习从来就是衡量中国社会生活是否正常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毛泽东时代,学习是头等大事,学马列、读毛著,全民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军队政治挂帅排斥军事训练,所有这些表明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了。相比较,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政治学习已经从普通人的生活中基本上消失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学习仍然在党政机关干部和党内存在着是改革没到位的表现。在文革期间,红宝书、语录歌以及忠字舞等等,虽然疯癫,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不乏真实的斗志和情感。而如今,在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市场经济中,无论党员们在党旗面前的誓言还是高官们在台上的高调,有多少是出于内心的真话?一边是宣传机器的理想信念,一边是党政领导干部的求神拜佛、结交超灵大师,这症状,表明的不仅是“一些”官员的表里不一,也不仅是“部分”党员的信仰缺失。当从政者唱高调、讲空话;口是心非地说一套做一套成了常态时,整个社会人格分裂了!

虽然当今中国不可能一下子放弃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沿用加强思想教育的方法来改造人的思想明显不合时宜了。当国家运用行政力量去管控所谓理想道德的高线时,其结果很可能导致社会底线的失守。如果没有忘记乌托邦运动所带来的沉痛教训,那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逐步使得中国共产党改变革命党的性质和摆脱革命时期的思维定势。与此相应的,承认党员和党政干部多是普通人的事实,认可他们食人间烟火。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在推进改革的同时,把思想逐步还给包括党员在内的全体公民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1] 杨小凯:《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转引自「共识网」。参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jwxd/article_2010081215513.html。

[2] 《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页241-247。

[3]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1。

[4]李达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页8。

[5]邢贲思:,《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87),页21。

[6] 《论语·学而》。

[7] [英]约翰.密尔著,许宝骙译:《论自由》(商务印书馆,北京,2014),页23。

[8][英] 卡尔.波普尔著,舒炜光等译:《客观知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页279。

[9]波普尔著作、邱仁宗 段娟译《无穷的探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页36。

[10] [美]B.R.赫根汉马修.H.奥尔森著 孰本禹等译《学习理论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页374。

[11] 卡尔.波普尔著 舒炜光等译:《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页053。

[12]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著,徐尧 李哲民译:《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北京,2013。页257。

[13]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第272页)

[14] (李瑞环:《学哲学 用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页数373。)

[15] (卡尔.波普尔著作、邱仁宗 段娟译《无穷的探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36页)

[16]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陈高华译:《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7] [英]哈耶克著,冯克利、胡晋华等译:《致命的自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页1、17。

[18]卡尔.波普尔著、陆衡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页291。

[19]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页28。

[20]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页5。

[21]。《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页223。

[22]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页233。

[23] 徐贲:〈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普里莫.莱维(Primo.levi)杨晨光译:《被淹没和被拯救导读》导读,(上海三联书店,2013)页13。

[24]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页233。

来源:共识网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