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冲击波”
1956年3月，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举行。会场气氛是融洽和谐的。
突然有一天，人们吃罢早点走进会场时，感到气氛似乎变得严肃起来。国内新闻编辑部秘书兼任大会秘书江涛，拿着一本小册子向与会者晃了晃说：“苏共二十大一结束，我们党的代表团团长朱总司令就飞回北京了。他带回了赫鲁晓夫同志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秘密报告’。（吴）冷西同志说，根据中央的指示，这‘秘密报告’先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全文照念，不得加入任何解释性的插话。同志们只能听，不能记，也不能擅自向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这作为一条纪律。”
他整整念了一上午。大家都肃然静听，几乎没有人咳嗽，没有人上厕所，没有人交头接耳；抽烟喝茶的人擦火柴、放茶杯，也都小心翼翼，轻而又轻，就怕影响自己和别人有哪句话没听清。
然而，这外表的镇静，掩饰不住内心的狂澜。从每个人的表情就不难看出，这份报告，不啻在大家固有的精神领域中，突然投下了一颗无声无息的原子弹。它那强大的冲击波，猛烈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使得人人震惊、愕然、迷惘，伴之以轻轻的长叹。
我为之苦苦思索，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斯大林并不像我们过去所宣传和想象的那么伟大。可是，我们为什么又要一直宣扬他是个十分仁慈、异常谦逊且集人类全部才智的最伟大、最富有天才的革命导师呢？他显然没有保持住他应有的高贵品德，而且利用了人民对他的信任与爱戴，为自己的沽名钓誉和树立个人崇拜作了不懈的努力。
不久，苏联舰队访问中国，停泊在上海。总社派我和李耐因，协助新华社上海分社进行报道。接待任务完成后，华东局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手下的人，把招待预算的大量结余不是缴回国家，而在当时的“中苏友好大厦”胡吃海喝，寻欢作乐。对此，我很愤懑。
回北京前，我回到苏北故乡，探望已经年迈的老母以及兄嫂侄辈。无意中，又发现许多地方干部利用特权为非作歹，横行乡里。这更增加了我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以为，许多在不同层次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对现实的了解也越来越肤浅了。胜利了，进城了，自己的小日子越来越美了，对人民群众的依赖和关切，越来越不像战争岁月中那么紧密了。他们越来越习惯于发号施令，越来越疏于尊重群众和有事与群众商量，越来越过分乐观地估计形势，爱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满不在乎了。缺点错误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就是对已经暴露出来的各种弊端，也不再大刀阔斧地去铲除了！对现实越来越隔膜，对群众越来越疏远，缺点错误和歪风邪气便滋长日甚，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
我不但自己这样冥思苦想，在1956年9月进入外交学院学习英文之后，还对一位忠厚诚恳、钻研马列著作甚笃的老朋友交谈过。想不到，这位老朋友竟说我“这是反党反领袖的反常情绪，是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我反唇相讥，说他只不过是个“眼睛向上、脱离实际的书呆子”。我们争得面红耳赤。
不过，等我们都冷静下来之后，这位同志表示，他不会向新华社党委汇报，而愿意以后继续与我作同志式的交谈。然而，他事后还是向社党委汇报了。
也许社党委认为我的“思想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从而特别让一位副社长和几位党委委员，以及个别军事记者和一道学英文的少数同志，与我开了几次“和风细雨”的谈心会。不作记录，不作批评，先让我纵论天下事，然后帮我分析是非。结果，什么分歧也没解决。
所谓“万言书”
不久，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消息接连传来。这更令人惶然和忧虑：这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怎么啦？
我认为，发生这样的流血悲剧是令人痛心的。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引起了这些兄弟国家的人民对苏联和自己国家的许多问题的不安和愤慨，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否则，区区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外部势力的挑唆，不可能掀起这滔天巨浪。
我感到，我们国家的阴暗面虽然还没有那么严重，但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听任其发展蔓延了。我决心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向党的最高领导层敞露胸怀，说说自己应该说的话。
然而，要说的话很多，自己又在紧张地学习外文。我考虑来考虑去，只能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忙于家务之外的点滴时间，背着自己的妻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悄悄地写。从1956年11月直到1957年4月的近半年时间，都还没有写完。
这时，听到了全党即将整风的传达报告。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实际生活中的主要弊端，还是一目了然并且决心通过整风给予认真解决的。因此，我觉得自己的这封信就没有继续写下去的必要，而把扭转党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上。
这封没有完成的信写得怎么样？我认为很不怎么样。由于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地往下写，每写一小段都没来得及上下顺一顺，所以，杂乱无章，甚至用词不当，语病比比皆是。它除了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实情和表明个人的若干观点，并无多少可取之处。
在这封致“毛主席并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的信中，我写道：
在这封信中，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
……
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情况。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常常讲，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们，每年霸占了农业收获量的百分之几十；而占农业人口90％以上的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得到“几粒”粮食。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来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口5％不到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80％以上的五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
……
如果说，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不断地修正中领导大家前进的，故而缺点和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做下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又怎能是可以避免的呢？
因此，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人，是任何时候都会对他们说知心话的人。
啊，“同志”！
1957年5月，经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反复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日益深入人心。每天翻开各种报纸，整版整版都是各界人士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报道。
我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党没有明确具体地宣布党内同志如何参加整风鸣放时，自己应该在公开场合下谨言慎行。
突然，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立刻变成声威赫赫的“反右斗争”，全国的形势急转直下。
正当这节骨眼儿，一天下午，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党支部委员以上的同志，奉命到广安门内白纸坊人民印刷厂礼堂去，听取一位中央领导的报告。我也去听了。
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报告的主题，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
他打着有力的手势，用愤慨的语调，说到了“章罗联盟”等人。继而他一改口吻，用十分亲切的调门对台下的听众说：
“这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做‘内外有别’。而且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同志们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同志做出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
这时，他提高了声调说：“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都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对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中央在这里向同志们做保证……”
他语重心长，侃侃而谈了两个多小时，尤其是后半部分的讲话，说得我们的心头都热乎乎的。一切茫然与疑虑，都随着大家长时间的掌声烟消云散。
当天晚上，中央许多部门派往外交学院学员的英、法、西班牙文三个党支部的支委支书们，举行了联席鸣放座谈会。
我第一个发言，把一年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托出。结论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而继续听任其发展，必将国闭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
不日，新华社又召集所有学外文的同志召开鸣放座谈会，我又照样讲了一遍。
但是，当我从外交学院被召回新华社接受“帮助”的时候，同志们用小稿纸写的批评我言论的每一份小字报上，都还口口声声称我为“同志”；而《人民日报》总编辑与新华社社长一身二任的吴冷西，就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
一夜之间，新华社大院里就糊满了五颜六色的检举、揭发和辱骂我的大字报。我的妻子也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要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
我不服，主动拿出了那封还没写完的长信，以昭心迹。谁料到这恰似釜底“添”薪，被一些求之不得的人称作“万言书”。他们指令新华社印刷厂连夜排印，人手一份，作为发动全社人员向我总攻击的“炮弹”。
随之我被大会斗、小会批，断断续续地搞了三个月。其间，新华社发了一条3000多字的长新闻。《人民日报》采用时用了这样的标题——“清算这个极狂妄极反动卑鄙的反党分子，新华社连日来围剿戴煌”；《解放军报》发表了另一条新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说我是“统帅”，李耐因是“军师”，韩庆祥是“大将”，路云是“急先锋”。实际上，我们仅是平时比较谈得来而已。还有些同事只是与我接触较多，就被扣上我的“直线领导”的“右派”帽子。
1958年3月18日下午，我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每月由工资155.75元改为生活费28元。接着，妻子提出离婚，刚会叫声“爸”的十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
20天之后，我去北大荒接受“监督劳动”。从此，开始了九死一生的“右派”生涯。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