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阳光如此灿烂。那一天,人潮如此汹涌。那一天,青春如此妩媚。那一天,枪声如此清脆。

七十二年了,岁月无声无息地过去。五千年的文明,在这一天之前,有比这一天更沉重的记忆;在这一天之后,也有比这一天更沉重的记忆。于是,我们忘却了这一天: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我们已然不堪重负,过去的就让它们过去吧。英特尔给我们奔驰的心,宝洁给我们洗发水,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听着刘德华长大的一代人,需要全副精力面对一个变化太快的世界。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的报纸,热热闹闹的。一个电影明星赴外国电影节,她佩戴的钻石的价值相当于一名工人一千年的收入总和;又一座巨型商场开张了,世界名牌的春装全面打折酬宾……关于七十二年前的那一天,只字不提。仅仅是疏忽么?有的火山被海水淹没,睡着了。谁也没有权利谴责今天,但关于昨天,关于记忆,关于爱和恨,我还有许多话想说。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北大、清华、师大、师大附中等八十多所大中学校及社会各界人士共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会议,大会通电全国民众,反对段祺瑞政府签证卖国密约。会后,与会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前往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在执政府门前,卫队突然向群众开枪,打死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多人,失踪者四十人。三月二十一日,《京报》记载当时的情景:“民众在此枪林弹雨之下,血花飞溅,尸骸遍地,血流成渠,陈尸累累,景象惨酷,悲痛之极。”“悲痛”前面没有主语,谁悲痛呢?段政府的高官和士兵们是不会悲痛的。他们书写公文,盖章签字,优雅如诗人;他们端起枪支,挥动大刀,潇洒如侠士。他们面带微笑,看着你们像稻谷一样一茬一茬地倒下;他们说现在胜利了,“暴徒”统统被消灭,可以安安稳稳地举起装满香槟的酒杯;他们说鲜血不是鲜血,尸体不是尸体,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往事如烟。

他们以为杀戮能够保护他们罪恶的生活,他们以为死亡能够威胁所有的心灵。他们错了。一位身材矮小、神色凛然的文人站了出来。“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他的心原本是一团死火,冻在冰层里,这一刻,喷涌而出。我想,鲁讯先生的这段文字是和着泪写成的,尽管他绝少流泪。“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死者无法开口说话,但是死者还有爱人,还有师长和朋友。死者的声音通过爱人、师长和朋友留存、传播。要么,杀死所有的人?杀死“历史”?像爱因斯坦那样,穿越时空隧道,打碎那面惨白的镜子?

一九二六年三月底,京师地方检察厅在调查结果中承认:“群众并无犯罪行为,且未达到不正当侵害之程度,府院卫队实无开枪之必要,不能认为正当防卫。”墨写的谎言怎么能掩盖血写的事实呢?“大学者”陈源教授嘲笑学生“自蹈死地”。鲁讯先生说,这样的议论“比刀枪更可惊心动魄”。这是不见血的屠杀。七十二年以后,陈源式的“学者散文”似乎重新复活。制造“流言”的技巧,或许可以换取红顶戴。我在书店里看到“陈源”的著作,便想猛吐唾沫。周作人很少这样愤怒地骂人:“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段祺瑞们为什么不怕“史官”呢?因为陈源之流就是他们的“史官”。我用刀枪写经典,你用笔墨来注释。狼与狈的亲密合作,完成了一部中国“大历史”。

然而,我却想写一部中国“小历史”。三月十八日,是一扇透出微光的窗户。

刘和珍,一九零四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自幼丧父,家境清贫。我可以想见你的勤劳,你高超的针线与厨艺,你与母亲相依为命,你在一盏如豆的灯下读书到天明。一九一八年,刘和珍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女子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校刊《江西女子师范周刊》的编辑。我在图书馆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你的文章,但我猜想,你的文字必不同于卓文君,不同于薛涛,不同于袁枚的女弟子们。蕴藉中有锋芒,温婉中有热情。一九二三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预科,不久,转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鲁讯先生的印象是“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然而,子弹却不会还报你以微笑。一颗子弹从你背部入,斜穿心肺。你才二十二岁。

杨德群,一九零二年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九一三年考入湖南女子师范学校,深受杨昌济、徐特立的赏识。一九二四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一九二五年到北京求学,先考入艺术专科学校,后考入女子师范大学。我想,你的案头一定放着《娜拉》,放着《狂人日记》,放着《新青年》,放着《新潮》。然而,潮已落,新已变旧,你愤慨地说:“处在这个内敌外侮交相逼迫的次殖民地之中国,倒不如死了干净。可是,我要死,也要先炸死几个卖国贼才甘心。”你仿佛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鉴湖女侠的转世。当刘和珍中弹后,你想去扶起她,弹从右肩入,穿胸偏右出。你倒下了,但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你的头部和胸部猛击两棍。二十四岁的你殒身不恤。

魏士毅,一九零四年出生于天津商人家庭。你的父亲一定想要个男孩,否则怎么会给你取一个男孩的名字呢?你是锦衣玉食的小姐,偏偏又极有才华,读书过目不忘。十岁时入天津普育小学读书。一九一九年秋考入有名的严氏女中。一九二三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预科。你没有丝毫大家闺秀的娇气,在湖光塔影间认认真真地做功课。你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女学者。那一天,你自告奋勇举起校旗,走在女校队伍前头。你的手臂纤细,风吹乱了平时“一丝不苟”的头发。两颗子弹击中了你的胸膛,你还来不及理一理额前的刘海儿便倒下了。卫兵又用刀砍,棒打,鲜血染红了人雪白的棉布衫。你快满二十三岁了。

如花似玉的年龄,诗与歌的年龄。你们如许平凡,以致我想找一点更为鲜活的资料也未能如愿。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恋爱过或者正在恋爱。我想,你们收到男孩子的情书时一定脸红心跳,你们去约会前一定不忘在鬓角插一朵栀子花。你们读《伤逝》,为子君的不幸而流泪。你们除了校服以外,以喜欢鲜艳的旗袍。你们在宿舍里,制造着女孩子的秘密,同学亲如姐妹。你们到北京才一两年,还没有吃够冰糖葫芦,还没有看够香山的红叶,还没有听够飒飒的风声。你们原本以为,古老的北京城一团和气,就像北京腔一样平缓悠长。那一天,你们放下那本没有看完的书,小心地折个角,想:回来再接着看。三三两两地,你们上路了。

母亲还在遥远的家乡等你们归来,等你们静静在伏在膝下。最后一封家书还没有寄出,最后一句是俏皮的笑话。你们抬着头,蹦蹦跳跳的。你们与我同龄,还是孩子呵。三月早春,北京的天空中飞满各式各样的风筝。冰刚化,草刚绿。风沙很大,扑打在你们娇嫩的皮肤上。

谁会想到呢,枪声在风声中响起来,你们吃惊地看着士兵们举起枪,你们举着小旗的手捂住突然喷血的伤口。你们还来不及奔跑,白色的围巾飘落。你们呼叫着同伴的名字,却没有回答。

鲁讯先生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你们喜欢读先生的文章。先生写道:“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逝,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七十二年之后,我读先生的文章,看你们的照片,流我自己的眼泪。这眼泪与你们的鲜血相比,该是怎样地微不足道呵。活着或者死去,已然不是一个问题,正如知堂在挽联中的叹息:“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著,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

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合作完成了音乐史上最悲愤的歌曲《呜呼!三月一十八》: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民贼大试毒辣手,
半天黄尘翻血花!
地流赤血成血洼!
死者血中躺,
伤者血中爬!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养官本是为卫国!
谁知化作豺与蛇!

“豺与蛇”都是你们的同胞,你们的“兄弟”。他们整齐地瞄准,然后射击。他们家里也有跟你们一样年轻的兄弟姊妹,然而他们还是开枪。他们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他们屠杀手无寸铁的同胞时是勇敢的,他们面对比他们更凶残的侵略者时是胆怯的。先生说得好,中国军人只会屠戮妇婴!

他们服从谁的命令?段祺瑞、徐树铮、贾德耀、章士钊……惨剧既成,段祺瑞及其阁员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电,称请愿者“组织敢死队冲锋前进,击死宪兵一人,伤警厅稽察及警察各一人,卫队多名。当场夺暴徒手枪数支。”在领袖们的谈笑风生中,年轻的生命们灰飞烟灭;在刀笔吏们绞尽脑汁之后,天真的孩子全都成了“暴徒”。他们心安理得,咀嚼着金黄的北京烤鸭。他们学习王阳明、曾国藩的“修养”,一手拿笔,一手拿刀;一手写诗,一手剃头。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国家,就像面前的蛋糕一样,想怎么切就怎么切。他们的勋章挂满胸膛,一枚勋章抵多少条人命?

目击者称,“当时共开排枪三四次,众人四散,当学生逃时,犹枪击不已。”开枪的,是卑微的士兵,是农民的儿子,是工人的儿子,而不是段祺瑞的儿子。士兵的老父老母在家里忍饥挨饿,士兵的姊妹已沦为街头的妓女,士兵自己也被官长像狗一样地责打。但士兵还是开枪,还是挥刀,还是无情地剥夺跟他们同样年轻的生命。他们把你们逼向墙角,他们的枪口滚烫,他们砍钝了锋利的刀刃,他们发出野兽一样的喘息。你到死都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在帝国时代,就连专制的皇帝也没有这样赤裸裸地杀害一群请愿的太学生啊!何况是在“中华民国”!宪法白纸黑字神圣地写着,这是“共和国”。领袖们挥舞戴着白手套的手时,和蔼得像家庭里的父亲。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商报》电报:“此次惨剧,政府早有决心。”原来如此!

尸体真的那么沉重吗?你们错了。他们照样唱他们的戏,程式一点也没有改变。“民国”并不因你们的死亡而成为真正的“民国”,他们有的是子弹,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忏悔”这个词。他们还会屠杀,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还会有更残暴的屠杀降临。他们教唆那些病痛者:来,快来,快来蘸人血馒头吃!

而你们的眼睛永远睁着,眸子里定格的是最后一眼看到的蔚蓝的天空。那时候,北京的天还很蓝很蓝,不像今天一样灰蒙蒙乌沉沉的。你们的眸子像钻石,晶莹透明。母亲握着你们冰凉的手,同伴梳理你们凌乱的发丝,暗恋你们的男孩伤心欲绝。你们太爱这个国家,太爱这个世界,这便是你们的报应。你们的裙裾再不能飞扬,你们的乌发再不能编起来。一盏盏的灯熄灭了,一颗颗的星坠落了。

他们又开始开会,围着巨大的圆桌。他们说,没事了,吃蛋糕吧。死者如同尘土,被他们轻轻抹去。他们讨论通辑令的名单,追捕那些还能开口的生者。他们自认为是强者,而你们是弱者。先生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先生不知道,在以后的时代里,我们还将遭遇到更深广、更厚实的黑暗。

七十二年过去了。保存下来的只有文字和图片,我的案头,一片狼藉。我听见了枪声,看见了鲜血,红色的大地与蓝色的天空,黑色的军警制服与白色的学生装,悠宛的鸽哨与短暂的枪声。那一刹那,我已经死过,紧紧地挽着你们的手。那一刹那,我重新复活,在你们的血泊中前行。我知道,你们的眸子注视着我,你们将为我祝福。

(后记)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我在北大中文系会议室听钱理群先生讲鲁迅、讲北大精神、讲王瑶先生。王瑶先生本来身体很好,但是一九八九年夏天之后,他的健康状况便迅速恶化了。心爱的女儿浪迹天涯,有家不能归。有一次,有人要上门来查抄他女儿的物品。系里的老师担心王先生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和刺激,便跟吴组缃先生商量,由吴先生给王先生打电话,请他去做客。这样,王先生就可以避免跟有关人员碰面了。如是,王先生来到吴先生的家中,一进门,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立即抱头痛哭起来。旁边的学生这才明白:原来王先生什么都知道啊!不久,王先生就在上海的学术会议上病倒并迅速去世了,学者死在讲坛上,也算死得其所。然而,王先生直到逝世之前也没有见到女儿一面。

听完钱先生的讲座,我独自一人来到西校门附近的“三·一八”纪念碑。那里,寂静无人,人们都去舞厅跳舞去了。在微弱的月光下,我阅读着墓碑上的文字,想象着她们燃烧的青春。她们跟我一样年轻。她们为这个“老大帝国”而香消玉殒。

我想,有的东西是不能忘却的。忘却了,我们就生活在虚空之中。于是,回到宿舍之后,我连夜写下了这篇文字,献给在“三·一八”惨案中死难的几位女孩——当然,又不仅仅是献给她们。

文章来源:《火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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