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1911年9月，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事，湖北新军被清政府急调入川镇压。川路风潮僵持数月，无论是意欲将铁路收归国有的清朝中央政府，还是坚决维护铁路所有权的四川地方士绅，对峙双方都未料到形势会发展到如此剑拔弩张的地步。而更让清廷始料不及的是，湖北的革命党人又趁该省防务空虚发动了起义，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此崩解。事后连孙中山都承认，若无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武昌革命或要迟一年半载。如今这场作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运动，被大陆官方史牵强附会地吹捧为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而对于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立宪派人士，无论大陆还是海外的主流研究，均予以漠视和忽略。
我们所忽视的不仅仅是一群人，更是一个百年未竟的宪政之梦。台湾学者张朋园所著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对此做了一定的补救，该书详述了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但著述此书时尚持革命立场的张朋园，所关注的主要是立宪派直接或间接地为辛亥革命做了什么，而不是为中国宪政的萌芽和发展做了什么。简言之，以革命而非宪政为依归来评述立宪派，这无疑使其对立宪派的正名努力大打折扣，但作者对清末立宪运动史实的还原还是值得肯定的。于当下而言，值此中国大陆前景风雨晦暝之际，书中对清末立宪派、革命派和清政府之间错综关系的展现，未尝不对今人起到铜鉴的作用。
清末力主改良者多受英国和日本影响，倡导君主立宪也即虚君共和，以行议会政治来逐步架空君权。在清廷君权衰微但仍苟延残喘的情况下，这算是一种比较切实可行的渐进改良方略。在此有必要略提曾国藩，今人多只看到曾氏恪守儒家训诫、忠君爱国的士大夫一面，却看不到他励精图治、造福地方的自治意识，更看不到自太平天国起义后地方势力崛起、中央君权衰颓的社会政治大趋势。曾氏搞定太平军后仍坚守地方而拒绝顺势北上夺权，其历史意义不止在于其时其事，更在于他身后至戊戌变法、立宪请愿的改良努力、至辛亥革命后立宪派与革命派的相携合作，至民国乱世地方联省自治的呼声。直至后来革命梦碎，有反思意识的人始能理解曾国藩路径选择的深远意义，也许这一点在当时连曾氏自己都未必有清晰的意识。
这里略论曾国藩的路径选择也是想说明，当时君权衰弱、民权兴起已是社会政治大趋势。当然这里的民权之“民”初始时仅限于地方权贵、士绅和商贾，越往后“民”之范围才越往下层延伸，此乃世界各国以改良来争民权的发展通例。清末立宪运动肇始于戊戌变法，康有为积极主张议会理想，但其变法计划中未提设立议会，且规定繁杂、观念模糊。康有为失败后，立宪之论由其弟子梁启超进一步鼓吹倡导，梁氏虽流亡在外但其影响遍及国内各阶层，他明确提出建立国会、设置责任内阁的具体举措。言论宣传之外，国内诸多松散的民间立宪组织也相继产生。清政府自遭遇八国联军之劫后对立宪举措逐步转向认同，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宣布预备立宪，谕令各省设咨议局、中央设资政院。咨议局相当于省议会，资政院相当于临时国会，但清政府的初衷是将此作为辅助性政务咨询机构，也就是一个面子工程。并不太将此当真的清朝中央政府想不到地方士绅们偏要顺势较真，更想不到立宪派被统一组织和凝聚后就足以与朝廷叫板。咨议局和资政院甫一成立，各地立宪派人士有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他们积极造势，终于掀起了三次立宪请愿运动。
各省咨议局议员通过选举产生，在中国这种全国范围的选举活动可谓开天辟地第一遭。这第一遭注定缺憾连连，除少数知识分子外，其他人全然不知选举为何，全国平均享有选举权者仅为百分之零点四二。朝廷下达诏令时各省督抚甚至不懂从何入手，直至中央再三催促才都慌了手脚，急寻懂此规程的进步士绅来运作。总结而言，这次咨议局议员的选举自上而下推行，地方官吏毫无应对意识，民众更缺乏选举的权利意识，但却使地方立宪派人士有了用武之地，最终产生的咨议局议员也多由他们充任。这些议员大多是具有传统功名的士绅，很多人同时接受了新式教育，大多为有产阶级，多曾担任过各级官吏。这些背景兼具传统性和现代性，决定了他们整体上温和改良的宪政观念。咨议局和资政院成立后，立宪派成为一个准政党组织，他们尊重传统同时又接受新知，于公希望国家强盛于私希望能有一番作为（其中也不乏如梁启超者深知暴力革命所可能引发的祸患），以咨议局和资政院为大本营共倡君主立宪。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从1908年开始，计划九年后召开国会。是时中国危机四伏，立宪派意识到不能被动地坐等，必须主动争取立宪。于是1910年各省咨议局联名请愿中央，敦促立开国会，请愿一而再，再而三，声势一次比一次浩大。至第三次请愿清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将预备立宪缩短为六年，但同时勒令解散请愿团体，把请愿者驱逐出京。得此结果，大部分立宪派人士深感失望乃至绝望，他们中的激进者已对立宪改良不抱任何希望，开始转投革命，纵使很多温和者及关心中国命运的一般民众，也趋于同情革命。正如邵建先生所言：1910年是清政府把挽救自己危机的改革力量推到了敌人阵营，致使几年来逐步走向双赢的局面急转直下为双输。激进的立宪主义并非没有瑕疵，但从清政府这一面看，是它自己断送了自己。
1911年，历史失去了等待的耐心。民众已对腐败昏庸、恋栈权力的政府绝望，清廷浑然不觉矛盾已积聚到社会承受力的极限，只待一次谁都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如细小的钢针刺破气球，瞬间引燃人们的愤怒和勇气，1911年的这枚钢针便是四川保路运动。我们记住了保路同志军的英勇起事，却忘记了运动中运筹帷幄的领导者们，他们就是四川立宪派人士（同时也是享有声望的地方名士）蒲殿俊、罗纶、潇湘和邓孝可。川路风潮起于清政府欲将由地方自建自营的铁路收归国有，继而以此为抵押向国外借款。此举在四川遭到蒲殿俊等人的抵制，全省约有两千万人投资于铁路，地方名士们富有策略的和平争路呼声得到全省民众的响应，最后发展到罢市罢课的地步。蒲殿俊等人被捕，民众聚于督抚要求放人，官兵开枪镇压，由此激起保路同志军的武装起事，和平争路转为流血斗争。9月鄂军入川，10月武昌起义。变革就这样发生了，惊喜来得如此突然，但在这之前是长久的力量积聚，浸染了多少血泪。
最初武昌起义并未让清政府感到自己要玩完了，在王公大臣们眼里这只是又一场成不了气候的地方兵变而已。真正让清政府意识到大势已去的是，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革命党竟逐渐掌控了局势。革命志士多为行伍出身，且常年飘零流落，在各地方难有号召力，他们举起义旗、扣动扳机后，站出来收拢民心、稳定局势的是立宪派人士。一方面革命党中如黄兴这样的清醒者，明白立宪派在地方的号召力和理政经验，另一方面自去年三次请愿后，立宪派中多数人已转而支持或同情革命党（纵使在此之前两派也并非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多有互助与合作），于是革命枪响后诸如蒲殿俊这样的立宪派地方士绅，便被推到前台助革命一臂之力。他们呼请地方权贵和民众拥护革命，说服顽抗者归降，调和满汉矛盾，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了更多的冲突和动荡，使行政运作和社会经济秩序在革命后迅速步入正轨。
但是，革命党和立宪派之间的蜜月期是短暂的，待革命党掌控大局，立宪派人士相继被排挤出权力层，握有枪杆子的革命党从来就不懂或不屑于去懂“共和”二字的真谛。试想这两股变革势力若真能以宪政民主为共同目标，以营建现代议会政治为共同举措，以“休戚与共、和而不同”的共和精神相互包容，革命党收起枪杆子、立宪派收敛傲慢气，以或温和或激进的声音奋争于公共议事厅内，初现曙光的共和立宪岂会在炮火中化为灰烬？但张朋园在书中论述及此时，却以理念之不相容来为革命党的行径做辩解，意思是当理念不同时就不择手段地排除异己，这很正常，可以理解。读此我不禁感到惋惜，枉张先生对这段史实有如此详实的了解与研究，却缺失了一些人文情怀和更高的价值支撑，未能以宏观视角和终极追求对具体史事做出深层的反思。
改良与革命之争可谓是个永恒的老大难问题，古今中外逢社会变革期，两者总是并生共存，免不了纷争吵扰，却也有相反相成的一面。对此张朋园在该书结论中，从言论宣传方面所做的总结是客观中允的：立宪派人士要求开国会，抨击清廷腐败无能，他们有意要求立宪却无意之间刺激了革命。一般民众恐惧遽然的变动，因此他们对于激烈革命家的鼓吹和煽动并不信任，视革命家为危险人物，立宪派的言论则广为流传，措辞虽温和但影响却深远。以史论今，在我看来无论改良还是革命都只是实现宪政民主的手段，双方不应争执到为改良而改良、为革命而革命的地步，乌烟瘴气中手段之目的反而被模糊了。改良为更切实、更平稳、代价更小之举，革命乃最后之手段，待改良至统治者容忍底线或一切改良之路已穷尽，革命不可避免也不必再刻意规避，纵使无可奈何也必须坦然接受与理性应对。
读史早知今日事，只能对花忆旧人？我不敢妄断当下改良之路是否已穷尽，但种种客观现实表明它的确在穷尽的过程中。清末保路运动的兴起，是因为清政府抢夺铁路控制权的恶政触动了四川民众的切身利益。而今农村耕地问题和城市房产问题正越来越尖锐，民众的生存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退无可退中也许某根钢针正在压抑的怨火中悄悄锻砺着。对统治阶层而言，利害关系早已摆明，不想再多言。惟愿史鉴在前，各方人士在变革中能少些迂腐气、暴吠气，高谈理想的同时多些直面现实的灵活方略，真正以现代公民意识来践行宪政理想。
我相信，这百年未竟的宪政之梦，正愈来愈切近。积郁百年，梦终究要实现，但能不能圆满，我不知道。
2010年6月4日
文章来源：《吾诗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