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是讨人喜欢，还是让人尊敬？

——陈定南纪念园区参观记

陈定南是谁？

陈定南之前，台湾没有这样的政治人物；陈定南之后，台湾也没有这样的政治人物——虽然柯文哲曾到陈定南纪念馆参访、取经，但柯文哲能否成为像陈定南那样“树立典范”的人物，犹在未知之数。

陈定南于一九八一年当选宜兰县县长，打破国民党在宜兰三十年一党专政的局面，他在两届县长、一届立委和一届法务部长任上，革除贪污腐败的政治文化，树立廉能政府的榜样，虽然不为很多人喜欢，却受到更多人的尊敬。

怀着对陈定南的好奇心，我在宜兰在地友人的陪同下，赴三星乡大义村陈定南纪念园区参观。

园区比我想像中的更加优美和宽敞。纪念馆的主体建筑筑由黄建兴建筑师设计，将祖厝重新整修，作为园区的精神中心。新增主体建筑建筑呈L型配置，格局方正，象征陈定南一生清廉、顶真的风骨。旧宅与新馆浑然一体、交相辉映，既能看出时代的更迭，更能体验到精神的传承，这是建筑师最具匠心之处。

当一个新世纪地球村的世界公民

陈定南是个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他的自我期许是：“当一个新世纪地球村的世界公民。”他有台湾本土意识，却又不受本土意识的侷限，而具有国际眼光和全球视野。

还是戒严时代，陈定南就敢于挑战权威，突破禁忌，宣布宜兰的机关学校不挂两蒋画像，电影院不唱国歌，学校免除升降国旗仪式；他挺身捍卫人权，废除遍布每个单位的特务机关“”人二室“”，撤销维安秘书，销毁忠诚资料，让公教人员从此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陈定南更是环境保护理念的先行者，治山防洪，取缔汙染工厂，让宜兰保有好山好水好空气——在那个只顾经济发展不顾环境议题的时代，人们认为他小题大做；到了环境问题危及台湾的生死存亡之时，人们才发现他那先知般的远见。

陈定南的公子陈仁杰在脸书上有一段感叹：“当年我阿爸担任宜兰县县长时严禁开发山坡地，但有人为了开发而刻意在开发案旁建庙，以台湾人的习俗，应该是没有人敢动神明一根毛，但他们万万没想到，陈定南却把这间庙给拆了。当然这事情的后续也没啥好说的，庙被拆了，建案没成，好山好水留下来。人在做，天真的在看。我真的非常的疑惑，这年头做官的有那么困难吗？”

纪念馆的新建筑共三层楼。一楼为主题展示区，依宜兰经验、宜兰认同、司法改革、廉能政府、环境生态等陈定南施政相关及延伸之主题，经研究、资料蒐集，不定期举办主题展览。

二楼为常设展示区，以陈定南在台大法学院学生代表会主席、宜兰县长、立法委员、法务部长、省长选举、回乡参选等从政时期之重要政绩及手稿为主轴，透过窗柜式一一陈列，参观者可以将墙墙上的展板像书籍一样翻开，一一观看珍贵的历史图片及文字说明。

三楼为廉能教育中心，常常举办青年学习营，出门到阳台上可以眺望周围的山脉及海洋，为之神清气爽。

我来参观时，一楼正好有名为“纪事”的装置艺术展。这是一件艺术家只完成一半，让参观者加入其中、共同完成的艺术品，也是一封写给陈定南的信：堆石纪事是一种最原始的纪事方式，在这里，小石头代表着小我，大石头代表着大我，小我凝聚成大我，大我再凝聚成更大的我。艺术家期待千万人将思念写在小石头上，将小石头投入用铁丝网制作的圆形器皿中，每个圆形器皿就是一块大石头。当思念填满一个器皿之后，艺术家就将其移送到院子里。最后，二十颗大石头围城一个二十公分的大圆圈，成为供友人休憩的户外座椅。

在旁边的玻璃展柜中，有一双陈定南穿过的鞋子，被视为“镇馆之宝”。其中一只鞋子特意翻过来，让人看到鞋跟破了之后用胶布贴上的痕迹。陈定南生活简朴，当上法务部长之后，时常穿着这双已破旧得不成样子的皮鞋。有朋友劝他说，这双鞋子太旧了，有失部长的体面；他却回答，还是旧鞋穿着舒服。

另一件“”宝物“”是陈定南多年随身携带的公事包，外面已磨得掉颜色，宛如出土文物。里面除了公文之外，还特别装一把铁鎯头。县长的公事包里为什么装铁鎯头呢？原来，陈定南推动宜兰各项建设时，无论楼宇、水坝，还是公园、公路，对品质要求都很高。他杜绝回扣、红包等陋习，惟独提出一个要求：每项工程都要保证百年稳固。他亲自检查工程建设，其中的一个程序就是用鎯头敲打，看水泥质量如何。由此我想起故土四川在二00零零八年的大地震中，那么多“豆腐渣”校舍轰然倒塌，那么多无辜的孩子不幸遇难。若那些校舍由陈定南监督修建，一定会屹立不倒；那么，数以千计的孩子的生命就得救了。

接下来观看旧宅中的展览，一件件展品更让我感动不已。这栋祖厝为陈定南的祖父和祖母于一九三0年代所建，建材以太平山红桧木、扁柏、乌心石搭配而成，古色古香。展览的物品，贯穿陈定南的一生，从其出生、求学、经商、结婚、家庭至离世的生命历程及哲学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参观者面前。夫妻通信、育儿心得，点点滴滴，铁汉亦有柔情。

友人眼中追求完美的精神典范

陈定南基金会的林光义董事长亲自为我导览，并向我讲述了他与陈定南数十年来亲如兄弟的友谊。

陈定南从台大法律系毕业后，看到独裁政府操弄司法的情形，非常痛心和失望，害怕“近墨者黑”，乃弃法律而经商。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爆发，让陈定南极为震惊，知道不能独善其身，又弃商从政，投入地方选举。

林光义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宜兰县长选举前夕，作为宜兰高中校友的陈定南前来找他帮忙，滔滔不绝地谈三个小时的治县理念，连从宜兰回台北公车的末班车都错过了。那一天，林光义突然发现，一个可以改变宜兰命运的人就近在眼前，从此他全力支持陈定南。那个年代，大家心中仍怀有恐惧，很多人不敢去陈定南的竞选总部，林光义拉着一群朋友去当义工。

林光义是中学老师，与陈定南一样，没有其他嗜好，唯独热爱读书。陈定南生活简朴，家中倒不是“家徒四壁”，因为四壁都有书，也算是“坐拥书城”。陈定南有一句名言：“负债也要买书”……

陈定南对自己节省到苛刻的地步，出门常搭公车，舍不得搭计程车。他却对有需要者慷慨大方。林光义还记得，当同学们发起给一位退休后生活困难的老师筹款，陈定南一下子就捐出二十万元。

林光义说，陈定南生前常找他帮一些小忙，他差不多成了陈定南的“编外秘书”。比如，陈定南戴的那只机械表，是考上大学时父亲送的礼物，这錶一戴就是四十年，从来没有换过。偶尔出故障，忙得不可开交的陈定南便请林光义拿去找师傅修。后来，由于天长日久，会修这款旧錶的师傅都找不到了。

林光义告诉我，陈定南在民进党内是一只孤鸟鹤，不属于任何派系，也不拉帮结派。他的刚正耿直，连陈水扁都敬畏三分。陈水扁的儿子和女儿先后结婚，婚礼排场盛大，官场上有头脸的人物，络绎不绝地去送礼。部长当中惟有陈定南不去凑热闹，他对身边的朋友说，我不喜欢这样的场面，这种过于张扬的婚礼并不合宜。吴淑珍在公开场合每次都换一种名牌包包，惹得外界有所非议。陈定南亦有所耳闻，他私下里说：“总统夫人本身就是第一品牌，为什么还要靠名牌包包来衬托自己呢？”

陈定南去世之后，其葬礼几乎是国家元首的规格，即便跟他政治立场不一样的人，也都不吝于给他崇高的赞美。人们公认，陈定南身上凝聚了台湾人最珍贵的核心价值：廉能、远见、魄力、奉献、牺牲和追求完美。历史无法假设，但我在参观纪念馆时浮想联翩：倘若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时，担任总统的是陈定南而不是陈水扁，陈定南将宜兰经验推广到整个台湾，是否能引导台湾走出一条民主廉政的新路，而不致于走上扁政府丑闻缠身而失去民众信赖、进而国民党威权卷土重来的歧路？

天妒英才，二00六年，陈定南突然病逝，留下五百多箱宝贵文物，包括：笔记、自传、书信、生活写真、施政规划规划等。林光义等陈定南的友人开始筹划划成立一间专门的纪念馆。这个倡议得到海内外同胞的认同，先后有一万笔捐款，总额一亿多，使得纪念馆于二0一一年落成启用。林光义特别强调，纪念馆不是造神，而是通过介绍陈定南的生平事迹和为官品格，推动法治教育、培养公民领袖及提高社会正义力量。

儿子眼中的“亚斯伯格症”患者

参观完纪念馆，经朋友牵线介绍，我又跟陈定南的公子陈仁杰相约在一家咖啡馆会面，想从陈仁杰口中听到陈定南的“另类故事”。林光义看陈定南，总有崇拜者仰视的角度；而陈仁杰眼中的父亲，必定有不一样的情貌。

陈仁杰于一九八三年出生，后来在加拿大留学十四年，二零一零年回到台湾，最近在宜兰开了一家墨西哥餐厅，同时他也是陈定南基金会的执行长。他告诉我，他并不愿意生活在“陈定南公子”的阴影之下，父母的荣光，往往会成为子女的包袱。他特别提到，妈妈当初不太赞同成立基金会和纪念馆，主要基于三个原因：第一，张昭仪女士认为，丈夫陈定南只是一个普通人，其功劳不足以到成立基金会和纪念馆的地步；第二，在过去的选举中，陈定南得到过大家出钱出力的支持，去世后不应该再麻烦大家、再向公众募款；第三，二00七年，张昭仪去美国访问，特意到亚特兰大参观陈定南生前敬仰的民权斗士马丁·路德·金恩的纪念馆，发现这家公有的机构维持都有困难，担心如果成立陈定南纪念馆，未来也会面临相似的状况。

陈仁杰说，很多人将陈定南当作神，当作抽象的、不真实的黄金标凖，这对家属并不公平。在儿子眼里，父亲不是公众印象中口若悬河的演讲者以及日理万机的政治家，而是性格内向、不愿抛头露面的居家男人。陈仁杰说，父亲和他一样，具备许多“亚斯伯格症”的特征，许多人都怀疑父亲有“亚斯伯格症”。所谓“亚斯伯格症”，是一种泛自闭症，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交困难，经常出现语言笨拙语言与沟通有问题等状况。

陈仁杰告诉我，父亲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喜欢政治、喜欢当官的人，进入仕途或许是阴差阳错。父亲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在家闭门读书，不爱出门见人。在当法务部长时，父亲疏离于媒体，被媒体批评说是“soho部长”。节假日，陈定南一般都去逛书店或看电影，媒体跟踪其行踪，却拍不到可以爆料的新闻。

陈定南最后一次参选，是再度回宜兰参选县长。由于地方势力对这位不当部长又来当县长的前辈很不谅解，“宜兰之父”居然败选，就如同二战胜利之后英国选民抛弃邱吉尔一样。邱吉尔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陈定南失败之后，沉默是金、强作笑颜。然而，此次失选给他带来的巨大的内心创痛，只有陈仁杰等家人知道。

在儿子眼中，父母的婚姻如同太极图案，是“一正一反”。陈定南在当县长的两任八年期间，夫妻两人完全不跑红白帖。在其县长任期结束后，当了立委，张昭仪觉得民意代表性质和县长不一样，应该要适度的参加婚丧喜庆。于是，张昭仪开始骑脚踏车去参加婚丧喜庆，像是去壮围乡，晚上道路漆黑，但她一个立委夫人还是骑着脚踏车来回。后来才买车代步，她对宜兰各乡镇的道路瞭如指掌。

陈仁杰说，二00六年，陈定南检查出患肺腺癌第三期之后，妈妈和弟弟受到很大打击，很长时间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相比之下，陈定南本人对死亡的态度相当坦然，在接受化疗的病房里，特意摆放一尊美国总统甘迺迪的雕像。陈定南对前来探病的亲友说，羨慕林肯、甘迺迪，死得其时，“趁我现在名声尚好，能在此时和大家说再见，也是幸福”。

我想，如果将纪念馆中介绍的陈青天和陈仁杰讲述的父亲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和真实的陈定南。对于未来的台湾来说，与其期盼出现第二个陈定南式的政治人物，不如巩固和完善民主宪政体制。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即便不以陈定南这样高难度的“标本”要求官员和公务员群体，民众也能享受到他们投票那一刻所期待的、政府也理应给予的优质服务。

《纵览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