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纳粹的最大邪恶,是用政党使国家窒息,用一个政党来控制国家机器,并在政府的权力岗位上塞满自己的党员,于是希特勒的意志就成了党的意志,成了国家的法律。这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基本模型。
突然想起希特勒。二战过去已60多年,人们多已淡忘了希特勒在集中营和战场上制造的人间悲剧,甚至有学者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数字、是否有毒气室和焚尸炉都提出了质疑。今天,人们谈起希特勒,多把他看成一个古怪、病态的传奇人物,或描述他操纵民众的本领,或关注他的表演能力,或窥探他的癔病或隐睾。
总之,人们对希特勒的逸闻趣事,显然要超过对希特勒之恶的关注。
我想问的是:当年的希特勒究竟在想什么?对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都有很多研究,但极少有人来剖析希特勒的思想。他思考什么?他如何进行思考的?他为何会这么思考?不解答这些问题,希特勒思想的幽灵就随时可能死灰复燃。
只要我们不了解希特勒思想的来龙去脉,你就无法毁灭它,即便尸体早已化为泥土,这类思想只要遇到合适的环境,就会卷土重来。人们通常不愿意把希特勒的思想,看作是一种思想,而更愿意看作一种不可思议的邪恶,看作人类的病态。在我看来,显然不是如此,它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随时可能复活的思想。
纳粹的最大邪恶,是用政党使国家窒息,用一个政党来控制国家机器,并在政府的权力岗位上塞满自己的党员,于是希特勒的意志就成了党的意志,成了国家的法律。这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基本模型。
在这类极权国家,政府是名存实亡的,政府存在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掩蔽政党的大权在握。虽然在极权体制的内部,也会有争斗,也会有人事更迭,但因为所有纳粹党员都在为希特勒的意志服务,所以希特勒并不允许别人指控他的下级。只有当希特勒需要有人来顶替自己的错误时,他才会允许法律清除那些顶罪者。
这类极权操纵手法,与黑社会有相同特征,党员必须有誓死捍卫最高领袖。为了塑造这种忠诚,极权者必须不断制造对外部世界或其他群体的仇恨,因为只有这种仇恨,才足以维持政党的权威和凝聚力。一旦这类关于仇恨的谎言破灭,政党和领袖的欺骗游戏就难以为继,黑社会就可能土崩瓦解。这是希特勒大量屠杀犹太人的根本动力。
在极权内部的那些官员们,并不愿识破领袖散布的谎言。因为这些谎言不仅是他们的保护伞,更是他们参与分赃的前提。他们害怕面对各种真相,这样在分赃机制中,他们才能让掠夺得心安理得。他们相信暴力对人的控制,因为他们自身就是被政党用暴力控制着的。
这类极权国家,还会让国家和民众处于各种矛盾的权力体系中,比如第三帝国当年除了政府、政党外,还有党卫军、冲锋队、青年团,这些机构权力的设置不仅是混乱的,而且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希特勒的目的,就是要告知他的党员,真正的权力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最高领袖。在这些权力机构的内部,个人是完全孤立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顶层权力的稳定。
中国显然是有极权主义的。唐君毅有个观点,认为法家的根本精神,就是极权主义。他认为,在重个人自由方面,儒通于道;在讲仁心方面,儒和墨家的兼爱相通。在传统思想中,和儒家真正对立的是法家。法与墨家仍然不同,儒、墨家仍以社会为中心,而法家则以政府为中心。如法家的商鞅,曾强迫子女与父母分居,目的是为了强国富国。再如法家讲连坐和告奸,和极权的特务制度很想似,对民众使用耳目。法家讲的“刑九而赏一”,就是极权主义的恐怖政策。韩非子说过,圣人所以制天下者,一曰威,一曰名,一曰利。威是武力,名是模范英雄,利是生产果实的引诱。
唐君毅认为,法家的精神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有大量相通之处。只要为了巩固政权,治术可无所不用其极。儒家是彻底反对法家根本精神的,法家所言政治,在儒家看来只是权术。按照法家之道,肯定会焚书坑儒,和希特勒的作为完全相同。所以,后世的儒家最看不起秦始皇以及李斯、韩非等,对希特勒肯定也是同样的态度。
想起希特勒,我们每个人显然都值要揣摩一下,这个独裁者究竟在想什么?应当说,极权主义在希特勒消失之后,又有了更为复杂和精致的发展,如今,他已经不再需要谋杀犹太人,或制造一个仇恨的目标了。它隐藏得更为巧妙,只需要让社会和历史变得虚无化,只需要让民众变得麻木不仁,似乎就实现了它的目标。如阿伦特所说的,它在制造一种“平庸的恶”。虽然,这种平庸的恶不像希特勒这类“极端的恶”那么容易辨识,但极权体制中的官员完全没有思想,这种公文机器同样可能成为恶的化身。当这种“平庸之恶”成为普遍现象时,民众需要罕见的勇气和真正的思考,才能不被卷入这种不假思索的恶在社会上的漫延。
今天想起希特勒,或许也是想警示自己,要当心各种恶的化身,即便它已经衰老了,也并没有消亡。
是的,我们都在等待希特勒灰飞烟灭的那天。
来源:六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