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北京独立学者，著有《我是“反革命”》、《渐进民主论集》等
如何谈论中国企业家，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一方面，他们推动中国社会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互联网上仇富浪潮的对象。一方面，他们甚至被寄予用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改革、法治实现的期望；另一方面，他们被普遍认为具有商业的“原罪”，和体制关系暧昧不明，甚至助纣为虐。
而最近两年来，由于中国政治收紧，前路更加扑朔迷离，中国企业家的地位则更显尴尬：
去年末，复星集团掌门人郭广昌的“失联”引发中国企业家一片哀鸣，几篇网文极具冲击力——
《中国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途中》，内容一望便知；
《徐明的羞处》，作者是著名企业家冯仑，说的是与薄熙来的企业家“密友”徐明秘而不宣、绝对不透明的被捕、关押和死亡，让企业家们一面哀叹着自身的“软骨病”，一面止不住地心惊胆寒、人人自危；
《郭广昌学了半辈子的巴菲特，最后还是成了胡雪岩》，说郭广昌信誓旦旦学巴菲特绝不行贿，并对中国改革给予高度评价，最终还是只能走官商勾结的胡雪岩之路；
《徐明、郭广昌、冯仑患了同一种病》，直指中国企业家们怨妇式的软骨病应由他们自己负责。
对最后这篇文章，我曾发了几句评论：
三年前一次餐后，我对企业家王瑛说，“走遍全世界，也看不见像中国企业家这样没有骨气的群体”。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王瑛愤而退出“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俱乐部“正和岛”，并且差点和既谈政治又干政治，结果进了监狱（2013年）的企业家王功权同样下场。
此后，中国企业家更加不谈政治，也更加怨妇遍地。“忍”或“反”无疑都不是路，那么路究竟在哪里？
正路当然是推动法治，但不要“中国特色”的法治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法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大致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各界精英的共识；要解决当前积重难返的种种乱象——包括前述企业家们的“软骨病”、泛滥全社会的普遍腐败，以及人人没有安全感的社会恐惧症在内——非大力推行法治不可，这已经无需争辩。
“人人没有安全感”并非夸大之词，不行贿就办不成事的社会生态不但腐蚀了官场，更败坏了整个社会，让几乎每个人都有罪案在身，“反腐”随时可以反到每个人头上——包括退休官员及其子女在内。可以说，“安全需求”已经成为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国人最殷切的需求。法治为什么会应运而生？不是什么人忽然大发慈悲了，是人的需求层次提升了，新需求在呼唤新公共产品的供给。
问题是，什么是法治？如何达到法治（有需求不等于必定有供给，得有人去生产、会生产才行）？这两个核心问题，一个都没解决。
什么是法治，原本并不复杂，各个法治先行国家早有成熟的先例可循，那无非就是rule of law，正义良法高于每个人，高于无论是一个人、少数人、多数人，高于一切组织机构包括政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正义良法高于多数人”也就意味着法治高于民主、先于民主）。
法治就是自由宪政、议会政治、权力制衡、人权保障。这些成功先例逐渐普及到全世界，就成为认同其价值的那些民族的共识，有人有点夸大地把这些局部共识称之为“普世价值”，意思不过是说，只要有了足够的知识和自由选择权，凡正常人早晚都会选择这些价值。
教条主义知识分子喜欢执着于字眼，专门在概念上兜圈子，他们抓住“普世价值不普世”的事实大做文章，质疑明明有几乎半个世界不认同这些价值，谈何“普世”？其实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反对的是这些价值本身。他们钟情于和这些价值正相反、和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价值正相反的，“极左”旧意识形态所宣扬的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制、国有经济、等级特权，等等。
时至今日，除了极少数极端守旧分子之外，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其实知道，这些旧价值已经千疮百孔，甚至臭名昭著，于是不得不步步后退，祭出一面新旗帜叫作“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源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共十三大前后，党内改革派为了抵御极左守旧势力的进攻，而发明出来的权宜之计。它在理论迷雾底下，传达出的真实信息有两条：
第一，党内改革派绝不会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只要保证了这一条就是社会主义；第二，和公认的社会主义理论明显不符的所有东西，都是“中国特色”，是中共的独特创新，无损于社会主义的实质。
这套说辞当然不能服人，于是邓小平发话了：不争论，把经济搞上去再说，“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
时过境迁，六四之后，改革派溃散，保守派夺位，现在集合在“中国特色”旗帜下的队伍早已发生质变，“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变成了三股势力的合流：
反对改革开放的极左派；“紧跟”官方陈腐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和既得利益权贵分子；以及——千万别忘记了——在“标准答案”教育体系下养育成的，“党说啥就信啥”的平庸多数。
这支队伍充分利用了“中国特色”的主要特色——自相矛盾、含糊不清，加上“辩证法”历来鼓吹矛盾是大好事，于是，原本按照“普世”标准一清二楚的不管什么问题，一遇到“中国特色”，就变得复杂无比、混沌一团，是非难分真伪莫辨。
比如法治，全地球人都知道它和宪政是一码事，在“中国模式”里却变成荒诞之极的“不讲宪政”；这还不算，更有等而下之的“坚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不输理”——也确实不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明文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么？
于是有人说，见过精神分裂的，没见过把精神分裂写在党纲和宪法里的。这话也许说得过分一点，但也不是毫无理由。
这个精神分裂症不治疗，难免令人质问：官方所谓的“法治”，会不会根本是“依法治国”（rule by law） ,有权有势者专门拿法律管制老百姓，而自己不受约束任意横行。看看浦志强案，以及不时冒出来的其它政治案件，这种担心显然不是多余。
改革的内在逻辑就是非驴非马，“精神分裂”
什么是中国的“精神分裂”，这需要合理解释。
首先——对不起了，中国改革的“精神分裂”确有其存在的理由。本人历来不惮于为改革开放辩护，今天依然辩护一次：
“精神分裂”或者说自相矛盾、非驴非马、新旧夹杂，原本就是改革的内在逻辑。要想坚持演绎逻辑式的纯粹理性就不会有什么改革，只能去迅速革命。睁大双眼，看看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哪一条改革开放措施不是精神分裂式的？
概而言之，所谓“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无非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这是让全世界每一个理性人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一具怪胎，没有任何科学理性可言。然而，它居然不但生下来、活下来并且看样子还会继续活下去。
没错，所谓“中国模式”是当今全世界的头号大谜，誰都看不懂。
于是，整个世界随之精神分裂，有人说中国模式将超越西方模式；有人说中国模式是剧毒病毒，早晚会害死全世界；有人说中国模式长久不了，终究要崩溃。这也就罢了，还有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欧盟和希腊问题，尤其是中东和恐怖主义问题，……等等等等，全世界现在处处着火，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眼见得维持不住了。
确实，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如果不是过于健忘的话，不会认为如今的中国是最坏的时代。任何人耳闻目睹中国当前的无数乱象，如果还有起码认知力的话，也绝不会认为今天的中国是最好的时代——
去北京逛逛，往肺里灌几天pm2.5浓度超过1000甚至2000的雾霾，谁要是还能为“中国模式”大唱赞歌，那简直就是丧尽天良。
“精神分裂”应往何处去？
但精神分裂终究是种病，和健康人的“纠结”、“两难选择”不能等量齐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法治水火不容，有如“方的圆、圆的方”，和现实最优的多元混合制度不能等量齐观；价值冲突和逻辑矛盾也不能等量齐观（详细说明恕本文不能提供了）。
是病就该想办法治，不应该把杨梅疮自我美化成艳若桃李；当年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现在已经恶变成继续深化改革的绊脚石，很难再这么继续敷衍下去。
以下两项基本认知是治病之始：
第一，如果“中国模式”如其鼓吹者所说，是一种成熟的样板，已经定型、无需大改，甚至达到了制度优越顶峰的话，那么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自我夸大狂的旧病复发，一种降格缩水了的“共产主义宏伟理想”的廉价替代品。
幸好，中共最高决策层仍然认定，必须继续改革开放才有生路，并且是“全面深化”的改革，“敢啃硬骨头”式的、“伤筋动骨”的、不怕触犯既得利益的改革。这已经足够说明，“中国模式”的鼓吹者，确实是站在要改革的中共党中央对立面的极左保守势力。
第二，改革往哪里改？当然是往现代社会改，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前途命运系于全方位、多层次的现代化之上，其中当然包括政治现代化。而政治现代化通称为“民主化”，这民主是自由民主，是法治在先、以法治为基础和前提的民主，不是什么“推翻专制制度，然后一人一票投票普选”式的激进民粹民主——
道理非常简单，自由宪政、议会政治、权力制衡、人权保障等等政治制度和法律至上的文化习惯，都不可能从这种民粹民主当中产生——只需要想想司法独立需要具备多少苛刻的前提条件就够了。
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头的主题：法治是当务之急，第一是法治、第二是法治、第三还是法治！问题是，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法治，1949年之后（1978年以前）干脆就是和法治对着干，我们如何才能有法治？
这个问题太大，本文无法完全讨论，那么我们首先应该问问自己：靠谁来推进法治？
英国历史的启示：财产、组织和权利意识
历史启示我们，法治、自由宪政是英国出品，是不存在毫无监督约束的最高权力的封建分封制度之下，王权、贵族、基督教会、自由自治城市市民（所谓“资产阶级”）等有财产、有组织、有权利意识的社会政治力量，多元博弈的结果。它既不是革命缔造的，也和民主（多数决定民主）无关，和无财产的底层民众（无产阶级）无关。
因此，有财产、有组织、有权利意识这三大要件必不可少 。
“有财产”很重要，“有恒产者有恒心”，“恒心”是指会期待稳定可预期的秩序、制度，会需要安全和社会诚信。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才能做出个人和社会的长远规划，才能防止无序的革命动荡。“有组织”，才能产生有序、可协调的利益诉求和交换，才能避免暴力无序的利益冲突。“有权利意识”，才能催生有效保障人权自由权的制度，避免落入专制秩序的陷阱。
至于具体是哪些政治社会力量，在推动这一进程并不重要——可能是政治家，是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是企业家，是法律界人士，也可能是普通市民或工人农民。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最大的成绩，是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成为了有产者，第一项条件具备了；现在仍然缺乏的是第二、第三项。
第二项是社会条件，也就是所谓“公民社会培育”，各种民间自组织自愿团体的发育；第三项是主观条件，亦即“公民教育”的普及、“公民文化”的养成。在这两项当中，第二项也有明显的进步，企业家俱乐部“正和岛”，不就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吗？最落后的是第三项，应该承认，“不谈政治”在其中起了很坏的作用。
企业家应该如何“谈政治”？
我们首先要体谅中国企业家的苦处、难处。媒体上，企业家们被作为“当代英雄”、成功人士大肆吹捧，无数少男少女像追星一样追捧他们，然而私下里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一位企业家朋友告诉我，一次他们几个企业家请几位官员吃饭，一言不合，一位科长级官员恶狠狠地对他说，“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你死，你信不信？”——请注意，不过是“苍蝇大”的区区科长而已，就敢如此猖狂放肆，而企业家们除了低头服软、打掉牙和血吞之外别无选择。
这就是中国企业家们身处的典型社会生态：“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们不过是权力砧板上，任人宰割的厨料罢了。久而久之，企业家们见怪不怪，其中还有点血性的企业家也不过是敢怒而不敢言，大多数恐怕连怒都没有了，只剩下怨，私下里抱怨抱怨，过过嘴瘾而已，王功权、王瑛之辈诚属凤毛麟角。可悲吗？可怜吗？可耻吗？可怕吗？随你怎么想，总而言之，这就是目前中国“铁一般”的现实。
中国企业家够倒霉了，可还有数不清的“极左”知识分子，鼓动蠢蠢欲动的毛粉民粹势力大肆丑化他们，揪住他们的所谓“原罪”大做文章。其中的潜台词无非是：再来一次共产革命，重新“打土豪分田地”。如果官方意识形态至今还在大吹大擂的“共产主义信仰”，并非其真实意思（想必不是），那就应该及早彻底澄清，否则就不要责怪中国企业家以及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用脚投票”，移民国外了。
论及“原罪”，什么是原罪？是强奸犯有罪，还是被强奸的女性有罪？
以此可见，我们这个了不起的“中国模式”已经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到什么地步，而企业家还准备沉默到何时、“不谈政治”到何时？“不谈政治”似乎很有正当理由：政治是政治家的事，企业家把企业办好就是尽到了社会责任，不应该越俎代庖，去犁他人之田。
这种说法混淆了职业政治和公民责任。每个人都有多重社会角色：在家是父母子女，在职场是教师、企业家、工人农民，在剧场里是演员或观众……但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公民，都享有公民权利同时要履行公民义务——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也是白纸黑字写明了的；这也是政治，非常重要的政治。
我们那些被万众追捧的伟大企业家，难道不懂这些最起码的现代文明常识，思想意识还停留在只有臣民，没有公民的皇权专制时代不成？
自由不是什么“天赋人权”，天并不如此偏爱我们人类；自由是一代又一代的自由先驱先烈艰苦卓绝、牺牲奋斗才得来的宝贵文明财富。如果你不去争取自由，那你要么是专制的帮凶，要么是搭便车的庸众。
做庸众也许没什么可谴责的——毕竟任何时代庸众都是大多数，但也确实不值得上光荣榜。我们许多“精英”们的道德标准实在是太低了一点。
毋庸讳言，在官员权力肆意横行的体制下谈政治是有风险的，然而这风险有那么恐怖吗？十八大之后秉政的新领导人真有那么危险吗？企业家当真除了继续当软体动物，就别无选择吗？不可以推选一位会议主席，给他权力叫停过线的、可能惹大麻烦的激进政治言论吗？中国企业家这么欠缺政治智慧吗？也许只不过是自我约束过了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比如，中国企业家为什么就不能发公开宣言，如“中国企业家坚决不行贿誓言”，首先从自己做起，然后互相监督，大家齐心合力阻断贪腐的源头，对索贿的官员坚决说“不”；进而，告发每一个索贿的官员，让他们都知道索贿的悲惨下场？无疑，指望所有的企业家都这么做是不现实的，但是，做就比不做好，只要有足够多的企业家带头，中国的官场和商场一定会变得干净得多！我一直在担心，没有社会力量的配合，中共的强力反腐迟早难以为继，企业家就这样隔岸观火，等着腐败卷土重来吗？
“原罪”是这样获得救赎的，道歉和忏悔都没有用。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以宽恕见长的民族。
务必不要误会，我并非提倡对抗、斗争、仇视、敌我二分的激进“政治”，绝希望企业家们去谈这样的政治；我一贯倡导的渐进民主“公民文化”，恰恰是这种激进革命党文化的对立面。
我冒昧地说一句吧，包括企业家在内，中国各界精英亟需补两门至今几乎还是空白的大课：“政治文化”这门课，以及，清晰区分好民主与坏民主这门课。进而言之，也许这么说并不过分：以目前情况而论，中国各界精英、当然也包括企业家在内，对于现代政治文明不但没多少知识，相反，还灌满了一脑子的胡说八道——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精神分裂的官方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受害者，难道不是吗？
因此，中国企业家们不但不能再“不谈政治”，正相反，我们亟需大谈特谈这些政治，这些极为关键的政治常识！
结论是：不需要抛头颅洒热血，不需要当先烈，不需要去坐牢，不需要当圣人，甚至不需要再纠结于什么“原罪”，尤其是，决不要再去鼓吹革命、造反、“推翻”。只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各种方法（方法简直无穷无尽，不需要任何人费心指点）尽力做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主力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企业家的自我救赎”。
来源：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