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3-02
纽约市华裔警官梁彼得（Peter Liang）（上）。（AFP）
纽约市华裔警官梁彼得案件引发美国华人的强烈反应。全美40座城市举行集会声援梁彼得。其中，纽约市的集会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这中间当然不排除中共方面的某种介入，但总体上说，这次活动毫无疑问是自发的。我周围不少朋友和熟人都去了。
在美国，警察在执行公务时开枪打死人的事件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警察因此而定罪。以纽约市为例。过去10年来，纽约市发生过几十起上百起警察致死枪击案，没有一个警察被判罪，梁彼得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被判罪的警察。先前那些开枪的警察都是白人，梁彼得是华裔。
如果你只是孤立地考察梁彼得案件，你或许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联系到先前几十起上百起类似的案件，两相比较，你就不能不感到这中间一定有什么问题。先前那么多白人警察是对准人开枪把人打死了都不判罪，梁彼得是子弹射到墙壁反弹而造成他人死亡反而被判罪。这个对比太尖锐了。公平正义的象征物是天平，天平有两个盘子。可见，公平正义是比出来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比较就谈不上公平正义。
把梁彼得的案件与此前的类似案件相比较，人们自然会想：要么，对梁彼得的判决是对的，那么，先前对那些白人警察的判决就很可能有错的；要么，先前对那些白人警察的判决都是对的，那么，对梁彼得的判决就错了。梁彼得案件受害者亲属、黑人格利的婶婶说，对梁彼得的有罪判决是对的，但先前对那些开枪打死人的警察的无罪判决是错的。格利婶婶说，这只是开始。格利得到了正义，先前的受害者也应该得到正义。不论你是否赞成格利婶婶的观点，格利婶婶至少是主张公平的，是坚持一个标准、拒绝双重标准的。由此出发，她有理由认为，先前的那些无罪判决很可能有错的。
讨论梁彼得案，必须结合先前类似案件对比着讨论，否则就无意义。如果你说先前对那些白人警察的无罪判决都是对的，这次对梁彼得的有罪判决也是对的；也就是说，对准人开枪把人打死，反而倒要比子弹反弹造成他人死亡更情有可原，那显然太没有说服力。
其实，梁彼得案件不但在华人中引起很大争议，在美国社会也很有争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纽约时报都说这次裁决是“极不寻常的”、“罕见的”。纽约市警察工会负责人帕垂克。林奇在当天发表声明，说“陪审团作出了一个绝对错误的裁决”，“把一场意外的悲剧定罪，会使得纽约的警察寒心”。由于先前枪击案的警察都是白人，而梁彼得是华人，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是种族歧视，认为梁彼得是替罪羊，甚至认为是美国的司法体系有问题。
我认为对梁彼得的判决确实有问题，但不是种族歧视的问题，不是美国司法体系的问题。
先说后者。很多人指责梁案的判决是歧视华裔，是把华裔当作黑白冲突的替罪羊。但是这些指责缺少主语：是谁歧视华裔？是谁把华裔当替罪羊？如果美国是实行法官制，你批评作判决的法官歧视华裔，把华裔当替罪羊；这或许有可能。但是美国实行的不是法官制而是陪审团制。12名陪审员是由公民中随机遴选，由法官、辩护律师和检控官共同协商决定的，而且陪审团只有达成一致才能做出判决，哪怕只有一个人持异议都不行。要说这12名随机选出的并得到梁彼得辩护律师认可的陪审员，个个都歧视华裔，个个都把华裔当替罪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梁案的12名陪审员，11名白人，一名黑人。没有华裔和亚裔。本来在最后遴选时还有两名华裔一名亚裔，至少有一名华裔是说自己英文不好而获准退出的，这很可能是借口。假如真的是英文不好，一开始就该推辞，何苦要等到几轮遴选后，直到最后一轮才提出来呢？如果辩护律师试图让12名陪审员都由华裔出任，恐怕法官和检控方不会同意；但是如果辩护律师坚持至少要有一名华裔，法官和检控方想必不会反对的（当年的辛普森案，陪审团有4名黑人）。因此，如果说陪审团做出错误判决是因为12名非华裔陪审员都对华裔有种族偏见，那也不是美国司法体系的问题，而是辩护律师的问题：谁叫你接受一个没有华裔的陪审团呢？
依我之见，在多族裔而且一般人很难百分之百地避免种族偏见的美国，现有的这套陪审团制度已经是非常公正、非常合理的了。如果有谁能提出改进方案，必定会受到欢迎。至少是我自己到今天为止还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美国的司法体系当然有改进的空间，不过起码在梁彼得案件中，如果其判决有问题，那并不是美国司法体系的问题，而是当事人的问题，例如，是辩护律师不够高明的问题，或者是梁彼得自己的在法庭上的表现不得当。也可能是12名陪审员的判断力不高明，但这后一条还是要归结到辩护律师不高明，因为这个案件虽然复杂些，但仍然是一般人凭常识就能做出正确判断的，如果辩护律师做得很好的话。要不，怎么说律师有好有差呢？要不，怎么好律师差律师在社会地位上有那么大的差别呢？
那么，为什么我认为对梁彼得的判决有问题呢？这一点我下次再谈。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