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曾明确表示,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是他的发现和发明,他只是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并在此基础上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最终将导向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仅仅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同时承认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反复引用阐释。

确实,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和发明,阶级的划分也不自马克思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曾作过有关阶级划分的探索,他们正确地看到,社会阶级划分的根源存在于经济关系之中,他们认为,工资、土地和利润三种收入方式将人们划分成工人、地主和资本家三个阶级。即便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也不能说亚当?斯密等人这种划分阶级的理论错误,因为分配过程确是划分阶级的根源之一。但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更为关键的划分阶级的标准,用收入分配形式说明阶级的形成,与其说是在探讨阶级产生的原因,倒不如说是指出了阶级形成的结果。按照我们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解说,在生产关系的三个因素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最为重要的。

(二)

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著作中对阶级及其产生根源作过分析,对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阶级结构作过阐述,但对阶级作直接的定义性论述的,却是列宁。

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部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29卷382——383页)。

从这一定义性论述中,可归纳这样几点:

一,阶级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或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由于人们在这一社会经济结构或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也就分别为不同的阶级。

二,所谓人们在社会经济结构或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地位不同,具体而言,是三方面的不同:

第一,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也就是人们对土地、机器、厂房及资金的占有关系不同,有无或多少,主要还是有无的关系。而这种有无多少的关系,大部分都是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的,是由实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规定且加以保护的。

第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有的人担当管理、监督和决策的角色,有的人只担负具体的生产劳动。显然,这一角色分工,在资本主义发展前期,前者基本由占有生产资料者即资本家担任,后者则由广大体力劳动工人担任。

第三,领得自己所支配的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这一点,列宁这段定义性论述上明确点明是承上两点“不同”而来的。因为生产资料的有无多少和劳动组织中的角色区别,就决定了领取报酬的方式不同,有的是工资,有的是利润,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多少也就有差别,甚至是很大的差别。

三,由于在社会经济结构或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地位不同,因而一个阶级就能够占有另一个阶级的劳动,这也就是通过生产过程领取的报酬有差别甚至很大差别的原因。这种占有,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显然是不公正的。

(三)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论述,也是中国共产党用以指导革命实践的具体理论。毛泽东著作四卷开首第一篇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即点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以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为纲,划分出各个发展阶段的革命对象和革命盟友,在此基础上制定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指出总的发展方向和具体的阶段性任务。

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其创造性表现的一方面,就在于不拘泥于马克思列宁的个别论述,也不一味仿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在先的苏联的具体经验和做法,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方面就是如此。

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主体的农业国,它既不同于已经过工业革命的西欧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也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前的俄国。西欧各国早已是工商业占主要经济成分的社会,农业生产尽管仍然存在,但已纳入整个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俄国社会虽然存在着广大农村和农民,但其工业化程度、工厂工人的比例要远大于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要走出一条与苏联革命成功有别的道路。

根据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具体状况,中国共产党经过多方探索,制定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阶级路线,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而且,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各个不同的革命阶段,在国共合作时期、特别是外敌入侵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不断灵活地调整阶级阵线,划清各个不同时期不同的革命依靠、团结和斗争的对象。在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都采取了不同于苏联革命的政策和策略,以能最大程度地集聚力量打倒主要的反动势力,更快和更有效地获取革命的成功。

(四)

如同苏联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肃反”错误,中国共产党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问题上也曾有过重大的失误。

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毛泽东对其时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曾作过分析,在其著名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中,毛泽东指出: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作为阶级存在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已消灭,不复存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上也已明确提出,今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的矛盾,今后的中国社会的奋斗目标将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但是,这一奋斗目标并没有得以顺利实施。自五十年代后半期“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始,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重新评价了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及其阶级间的矛盾和斗争,虽然在现实社会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已不存在,但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的影响仍然广泛深远地存在,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在社会各方面寻求自己的代理人,以求得以复辟,其最典型也最危险的就是在共产党内寻求代理人,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向无产阶级夺取权力。基于这样的虚假判断,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其后又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文化大革命”前,在毛泽东看来,资产阶级几乎已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各地区、各部门、各级政府和权力机构相当部分为资产阶级所占据,必须发动一场由上而下再自下而上的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夺回被资产阶级攫取的权力。所有这些,可说都与对中国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作了错误的分析和判断有关。

(五)

阶层分析,在马克思理论中并不注重,这与马克思当时的西欧社会阶级状况的背景相关。在马克思看来,阶层在整个社会分析中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只是处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属于过渡状态的成分。按照马克思的判断,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日益两极化,社会结构将变得越来越简单和纯粹,那些小资产者、小土地所有者等中间阶层将会分化,如果不能跻入资产阶级,那就只能走向衰败和破产,加入到无产者队伍中来。而无产阶级的命运的绝对贫困化,最终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的革命。但马克思这一论断,并不曾为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证实,马克思也未曾预见到,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西方社会将会崛起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

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中,也曾对各中间阶层作过论述,但这同样是在阶级斗争两极化观点基础上作出的,中间阶层比如知识分子阶层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非此即彼,不是依附于这一阶级,就是依附于对立的阶级。这种分析是符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社会实际的。归根到底,毛泽东的理论重点在“指导革命”,强调阶级关系之间的对抗和斗争是其应有之义。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引,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最终夺取了政权,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今天的中国社会已不同于马克思时代,也不同于半个世纪前毛泽东所分析论述的中国社会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虽然仍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重要方法,但仅仅用阶级分析方法已不足以认识当今中国社会。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引,努力寻找新的方法、新的理论来扩大和丰富我们对社会的认识。

(六)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和去年的七一讲话,事实上已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标准。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年,经济结构确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新旧产业的调整和变化,出现了许多新兴产业和职业,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社会身份日益复杂化,处于不断地变动之中。由于人们的能力技艺的高低、职业机会的差别,造成了人们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由此而出现生活水平、政治态度和文化消费上不同的社会群体。

显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上,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已不足以准确分析和认识目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国社会阶级和阶层发生的这种结构性改变,马克思理论、毛泽东中国社会阶级分析理论固然已不适用,即便二十年之前、改革开放之初所提出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也不能加以准确概括了。我们需要打破两极化阶级论分析的原有思路,所谓“阶层分析是阶级分析的具体化”,其实仍是阶级分析的思路。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而且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既体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也体现在领导管理和协调各部分阶层群体之间利益的各项政策措施上,而要制订出正确的政策措施,首先就需对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地位、要求和利益有正确的认识,如此才能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协调的发展,领导中国成功地走向现代化。

(七)

阶层分析,是社会学分析社会结构的方法,当然,阶级分析同样也可看作是社会学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按照前述列宁的论述,主要由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来决定,而阶层划分的依据,除了经济关系之外,还涉及到社会地位、政治权力的行使以及其他如社会地位、社会交往关系等因素。

西方对社会结构作分层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韦伯划分社会结构层次依据的是三重标准,即经济上的财富、社会上的声望、政治上的权力。韦伯认为三重标准之间互有关联,也有交叉重叠部分,但这三重标准可独立存在,每一种都可用来作为划分社会层次的标准。韦伯之后,特别是自二次大战结束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出现了许多社会分层理论,其中有以传统阶级再细分的,有以单纯纵向等级划分为上中下多层次的,划分层次的标准或依据也有简有繁,最多的有达十几项具体指标的。西方社会学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划分社会不同阶层的量化指标,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具体实践之中。

西方社会结构层次理论的产生,与西方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结构的发展变迁有关。自二次大战以后,在科学技术的引导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加速发展,由此带来社会的进一步开放,阶级同质性减弱,阶级结构由原来的单纯单一的两分,趋向于变动不居和复杂多重,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加大,不但呈现为水平方向的职业、行业、部门和地区间的流动,而且还表现为上下方向的改变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垂直流动,如:更多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社会中产阶层人数急速增长并逐渐成为主导性的社会中坚成份。

我国近二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虽然与西方并不同步,背景也不相同,但在社会结构方面所呈现的变化却与西方社会有类似特点,社会由原来的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经济体制市场化过程中逐步与世界接轨,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大量人群在加速“位移”,相当一部分农业人口进入城市谋生,传统产业萎缩,第三产业急剧膨胀,改变人们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社会垂直流动现象比比皆是,已出现各种层次的社会群体。

当然,我国社会毕竟不同于西方,西方社会结构层次或阶层理论也不能照搬沿用,它们可作为我们分析认识中国社会的重要参考,完全袭用却是不合适也难于适用的,我们必须结合自己的具体国情,探索出一套实际有效的分析认识中国社会的指标体系。

2000

文章来源:张桂华文集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