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苏多夫自杀了，在一个基辅的春天里。
一个生前卑微的作家，在临终前宣告了自己的文学观，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遗言。在浮华喧闹的莫斯科文坛，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年轻生命的殒灭。他将自己死因归为无际幻想引发的忧郁症，“与此有缘者无妨一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书归正传”，回望了自己的一生……
与此同时，布尔加科夫开始了自己最后的“创作冲刺”，在《大师与玛格丽特》初稿交付后，这本《剧院情史》也草草结尾了。与前者的厚重宏大相比，这本小册子实在是太单薄了，却是作家一生的真实写照。身患重病的布尔加科夫深感自己来日无多，在明知不可能出版此书后却用辛辣的笔法写下了满纸荒唐，其中辛酸落泪之处，想必只有书里的主人公马克苏多夫与他惺惺相惜了。
书里书外，如同剧院舞台前后，本来就是一个世界。布尔加科夫笔下的马克苏多夫的文坛“奇遇”， 正是作家自身的人生阅历的艺术再现。马克苏多夫是《河运报》社的底层小职员，出身卑微而穷困潦倒，在耗尽心血写出一部小说后却遭到了文坛同行的冷嘲热讽，因在文坛毫无地位，人微言轻的他在重重后饮弹自杀，命悬一线之时却被魔鬼靡菲斯特打断。在魔鬼神奇力量的帮助下，马克苏多夫的作品在文坛名声大噪，春风得意的他进入了莫斯科的上流社会。然而，外面光彩夺人的贵客们却是败絮其中，心灰意冷的马克苏多夫转而进入戏剧界，便遇见了莫斯科独立剧院的院长瓦西里耶维奇。
这位剧院院长映射了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位创建过独立的戏剧理论体系的文坛名宿，在《剧院情史》的故事里，被描绘成一个刚愎自用的唯我论者。瓦西里耶维奇在剧院的专制与乖戾令马克苏多夫作呕，他毫不留情地讽刺这位文坛“大师”：“他执导五十五载，发明了一套演员如何准备所演角色的理论，我一分钟也不怀疑，这确是套天才理论，但 应用于实践时却只好叹息 。我敢用脑袋打赌，如果领一个外人来看排演，他非大惊失色不可！”然而，瓦西里耶维奇并不理会他人的评价，尤其是年轻人的新鲜思想 ，他对自我的迷信达到了令人捧腹的地步。马克苏多夫目睹了剧院舞台上的一幕幕荒诞夸张的景象：浮夸的女演员处处以戏剧性的方式哗众取宠，演员为了体验失火场景的惊恐而乱喊大叫，甚至院长浪费四个钟头时间十三次上舞台表演献花……布尔加科夫借小说人物之口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盖棺论定：“如果瓦西里耶维奇的理论绝对正确，如果按他的方法演员确能获得体验角色的才能，那么不言而喻，每一个演员在每一出戏里应能唤起观众充分的想象，演得使观众忘记他们面前的舞台。”
显然，布尔加科夫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在两位文坛名宿对文学创作的争鸣中，我们并没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位作出学理上彻底的褒扬或贬斥，对此文学史与理论界自有公论，对于《剧院情史》的读者而言，我们更关心的是布尔加科夫的叙述方式与创作心态，正如他将自己的悲惨命运归咎于知识分子独有的“忧郁症”，这令人不禁要追问下去：是什么导致了布尔加科夫这种生活与创作中的症候呢？
德国思想家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说过：“知识分子总在忧郁症与乌托邦之间徘徊。他们在幻想、忧郁、怀旧中对抗着日益复杂的社会。”布尔加科夫的晚年已处在苏联集权时代的巅峰阶段，无孔不入的阶级论令这个曾沐浴过“白银年代”的文学风潮的作家倍感忧郁，飘零寂寥的生活与日益加剧的病痛折磨着他羸弱的身体。在他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冷嘲热讽里，似乎不仅有文学观念上的冲突与悖逆，还有他对历史虚无的无助，有对岁月沧桑的感慨，更有对当下社会官僚气息的不满。
“与此有缘者无妨一读……”，面对现实世界的不满，知识分子时有矫情，文人相轻引发的酸楚楚的创作心态并不罕见，但在布尔加科夫隐晦的叙述下，更多的不是泛滥的情感，而是血淋淋的现实。知识分子的“忧郁症”多来自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不清，乌托邦的美好幻象在现实惨淡的图景面前显得更加冷酷绝情。但当作家彷徨于苍茫的大地上，布尔加科夫用魔幻的笔法写下了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忧思，就在他还没来得及梳理更多思考的时候，他死了，就像那个卑微的马克苏多夫，在死寂的寒夜里含恨而逝，“起于泥土，归于泥土”。《剧院情史》内外的布尔加科夫，“双脚深陷在泥土里，头脑却漂浮在云端”。他能提供给我们的并不是明晰可辨的思想，只是一片烟雨霏霏的迷雾。然而，正是在这篇迷雾中，人类的灵魂才得以舒展。这种迷茫不是沮丧或绝望，相反，这是一种觉醒与解脱，布尔加科夫的“忧郁症”唤醒了自我解脱的可能，在觉醒之后的岁月里，他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美丽的梦境，然而，那只不过是不曾抵达的乌托邦的另一端。
来源：《新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