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苏多夫自杀了,在一个基辅的春天里。
  
一个生前卑微的作家,在临终前宣告了自己的文学观,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遗言。在浮华喧闹的莫斯科文坛,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年轻生命的殒灭。他将自己死因归为无际幻想引发的忧郁症,“与此有缘者无妨一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书归正传”,回望了自己的一生……
  
与此同时,布尔加科夫开始了自己最后的“创作冲刺”,在《大师与玛格丽特》初稿交付后,这本《剧院情史》也草草结尾了。与前者的厚重宏大相比,这本小册子实在是太单薄了,却是作家一生的真实写照。身患重病的布尔加科夫深感自己来日无多,在明知不可能出版此书后却用辛辣的笔法写下了满纸荒唐,其中辛酸落泪之处,想必只有书里的主人公马克苏多夫与他惺惺相惜了。
  
书里书外,如同剧院舞台前后,本来就是一个世界。布尔加科夫笔下的马克苏多夫的文坛“奇遇”, 正是作家自身的人生阅历的艺术再现。马克苏多夫是《河运报》社的底层小职员,出身卑微而穷困潦倒,在耗尽心血写出一部小说后却遭到了文坛同行的冷嘲热讽,因在文坛毫无地位,人微言轻的他在重重后饮弹自杀,命悬一线之时却被魔鬼靡菲斯特打断。在魔鬼神奇力量的帮助下,马克苏多夫的作品在文坛名声大噪,春风得意的他进入了莫斯科的上流社会。然而,外面光彩夺人的贵客们却是败絮其中,心灰意冷的马克苏多夫转而进入戏剧界,便遇见了莫斯科独立剧院的院长瓦西里耶维奇。
  
这位剧院院长映射了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位创建过独立的戏剧理论体系的文坛名宿,在《剧院情史》的故事里,被描绘成一个刚愎自用的唯我论者。瓦西里耶维奇在剧院的专制与乖戾令马克苏多夫作呕,他毫不留情地讽刺这位文坛“大师”:“他执导五十五载,发明了一套演员如何准备所演角色的理论,我一分钟也不怀疑,这确是套天才理论,但 应用于实践时却只好叹息 。我敢用脑袋打赌,如果领一个外人来看排演,他非大惊失色不可!”然而,瓦西里耶维奇并不理会他人的评价,尤其是年轻人的新鲜思想 ,他对自我的迷信达到了令人捧腹的地步。马克苏多夫目睹了剧院舞台上的一幕幕荒诞夸张的景象:浮夸的女演员处处以戏剧性的方式哗众取宠,演员为了体验失火场景的惊恐而乱喊大叫,甚至院长浪费四个钟头时间十三次上舞台表演献花……布尔加科夫借小说人物之口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盖棺论定:“如果瓦西里耶维奇的理论绝对正确,如果按他的方法演员确能获得体验角色的才能,那么不言而喻,每一个演员在每一出戏里应能唤起观众充分的想象,演得使观众忘记他们面前的舞台。”
  
显然,布尔加科夫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在两位文坛名宿对文学创作的争鸣中,我们并没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位作出学理上彻底的褒扬或贬斥,对此文学史与理论界自有公论,对于《剧院情史》的读者而言,我们更关心的是布尔加科夫的叙述方式与创作心态,正如他将自己的悲惨命运归咎于知识分子独有的“忧郁症”,这令人不禁要追问下去:是什么导致了布尔加科夫这种生活与创作中的症候呢?
  
德国思想家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说过:“知识分子总在忧郁症与乌托邦之间徘徊。他们在幻想、忧郁、怀旧中对抗着日益复杂的社会。”布尔加科夫的晚年已处在苏联集权时代的巅峰阶段,无孔不入的阶级论令这个曾沐浴过“白银年代”的文学风潮的作家倍感忧郁,飘零寂寥的生活与日益加剧的病痛折磨着他羸弱的身体。在他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冷嘲热讽里,似乎不仅有文学观念上的冲突与悖逆,还有他对历史虚无的无助,有对岁月沧桑的感慨,更有对当下社会官僚气息的不满。
  
“与此有缘者无妨一读……”,面对现实世界的不满,知识分子时有矫情,文人相轻引发的酸楚楚的创作心态并不罕见,但在布尔加科夫隐晦的叙述下,更多的不是泛滥的情感,而是血淋淋的现实。知识分子的“忧郁症”多来自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不清,乌托邦的美好幻象在现实惨淡的图景面前显得更加冷酷绝情。但当作家彷徨于苍茫的大地上,布尔加科夫用魔幻的笔法写下了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忧思,就在他还没来得及梳理更多思考的时候,他死了,就像那个卑微的马克苏多夫,在死寂的寒夜里含恨而逝,“起于泥土,归于泥土”。《剧院情史》内外的布尔加科夫,“双脚深陷在泥土里,头脑却漂浮在云端”。他能提供给我们的并不是明晰可辨的思想,只是一片烟雨霏霏的迷雾。然而,正是在这篇迷雾中,人类的灵魂才得以舒展。这种迷茫不是沮丧或绝望,相反,这是一种觉醒与解脱,布尔加科夫的“忧郁症”唤醒了自我解脱的可能,在觉醒之后的岁月里,他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美丽的梦境,然而,那只不过是不曾抵达的乌托邦的另一端。
  
来源:《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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