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7日

作者:法广

鲁迅去世78个春秋以来,鲁迅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显学,鲁迅的传记、介绍和研究鲁迅的着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毫不夸张。但是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华人学者孙乃修,却又写出了一本《思想的毁灭:鲁迅传》,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本期“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参与编辑这本书的《新史记》总编辑高伐林先生给我们介绍。

法广:高伐林先生,听说旅居美国的中国着名作家郑义相信:《思想的毁灭:鲁迅传》的出版,“可能震动中国鲁迅研究界”?为什么郑义会这么说呢?

高伐林:我想,这是因为,这本鲁迅新传的作者孙乃修,并非想用自己这本书,来加入那些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着作,而是正相反,他要颠覆他所认为的那些跪着吹捧鲁迅的巨量文字垃圾。

法广:作者是什么人,敢于这样自信地宣称?

高伐林:孙乃修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毕业后,又获得比较文学硕士。他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美国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后在加拿大一所大学教授中国文学、鲁迅专题课程多年。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孙乃修曾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出版三十馀部着作、译着,策划、主编多种大型丛书。

法广:他这本书颠覆了什么呢?

高伐林:最主要的,是颠覆中共领袖毛泽东对鲁迅所做的高度评价。毛泽东1945年写下一大段话,赐封鲁迅为“文化新军的旗手”、“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此后数十年,研究者无人敢越此“三个伟大”“六个最”雷池一步,都是在这个框架内编选、研究。用孙乃修的话说:“那一亩地不知被多少人翻了多少遍!”

孙乃修却得出了与毛泽东的讚誉相差十万八千里、也与历来和时下的“鲁学”专家大相径庭的结论:他用这本新书,推倒一尊谎言垒砌的巨像,剖析一个阴暗偏狭的灵魂。

法广:作者难道不担心有人反驳,说这些说法是故弄玄虚、哗众取宠?

高伐林:作者坚信,他的论断是建筑在坚实的第一手材料——也就是鲁迅自己写下的白纸黑字上的,是运用鲁迅自己的着作、书信、日记,尤其是着力将大量手稿、手迹,与结集成书的文字反复比对,去伪存真,对鲁迅做了全方位的还原透视。

《思想的毁灭:鲁迅传》,从鲁迅家族和家庭——绍兴周家大院人物群像开始挖掘,勾勒其各位先辈,包括鲁迅的祖父、着名的清末科场案主谋者和涉案者的经历;然后对鲁迅一生行为、作品、性格、心灵,逐一探讨。

法广:您能给我们举例来说明吗?

高伐林:好。就拿毛泽东高度称颂“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的“民族英雄”来说吧。孙乃修在书中单闢了一章:“对日军罪行保持缄默与亲日立场”。他统计,1931年日本“九一八”侵佔中国东北前,鲁迅致日本人的书信仅有1920年、1926年的两封,但“九一八”事变后至1936年鲁迅去世,致日本人书信多达98封。孙乃修列举了多达30馀段信文实例,展示鲁迅对日本侵略中国及其暴行没有表露出一丝愤怒、抗议或谴责,日益深重的民族苦难,似乎并不是鲁迅的苦难。这些书信毫无民族尊严立场,不但不谴责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却把中国文坛的飞短流长散播给敌国人士,大谈自己对政府和同胞的满腔怨言。他在信中倾诉他对日本的思念:“我也常想看看日本”;还多处表露对敌方权力者和文化的好感,例如,1933年4月1日他给一位日本女性山本初枝写信,以尊敬的口吻,称讚侵华决策者之一、正当权的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评论“荒木君的文章上半篇很好”;1934年12月13日他给山本初枝另一封信中,阻拦她学中文,还说:“我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鲁迅在去世前半年的1936年3月4日的一封残存信件中还称讚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那正是日本已侵占东北近5年,而且在华北虎视眈眈、不断挑事之际!

法广:这些,作者都有鲁迅书信作为论据?

高伐林:是的。作者逐一披露鲁迅历次大闹文坛的原因、各种笔战的实质,尤其是在左联问题和30年代中期“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如何兴风作浪,与毛泽东派到上海的秘密代表冯雪峰如何互相利用。这本书还追究了鲁迅为何从不谴责日本侵华、为何临死前要搬家的心态,以及他病故的真实原因。

对民族主义应该如何评价,这是另一个问题,鲁迅的这些看法、说法对不对,也可以具体分析。但是在作者举出的这些白纸黑字面前,毛泽东所说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民族英雄”,显然离史实太远。作者在回答我的专访时介绍:他对鲁迅的研究受到一些人的抨击,称他意在推倒“民族的嵴梁”。作者反问:“民族的嵴梁”这一说法有何依据?这一说法来自你的真知,还是道听途说?这“嵴梁”是真还是假?如果名不副实,为何不应当剥掉这顶桂冠?

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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