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译言网 译者amps 作者：Paul Fischer
摘要
本文是引人侧目的《金正日出品》（A Kim Jong-Il Production）一书的独家摘录。
在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之前，金正日曾担任过这个国家宣传和电影部的一把手。1978年，他在担此角色期间，绑架和拘禁了韩国最知名的女演员崔银姬(Choi Eun-Hee)及其前夫兼导演申相玉(Shin Sang-Ok)，逼迫这两人为朝鲜制作电影。保罗·费舍尔(Paul Fischer)的《金正日出品》讲述了关于崔与申其苦难经历的，荒诞悲惨而又真实的故事，揭示了作为朝鲜政权宣传手段的电影产品的重要性，附带说明了去年的电影《刺杀金正恩》其公映遭遇流产的背景。以下的摘录详述了崔与申对金正日与他们的一段两小时的谈话进行秘密录音的时机。
能够记录下金正日说话的机会证实是非同一般地难以把握。在一连几场的招待会之后，申与崔现在发现自己能够见到金的次数变少了。三个月来，只能断断续续地联系得上他。他会打电话来询问他们对于一出正在排演中的戏剧的意见，或者会突然出现一辆奔驰车，来接他们去一场电影活动。偶尔还会有来自这位敬爱领袖的礼物被送达：给崔的雅诗兰黛化妆品，给申的一块劳力士手表。不为他们所知的是，对美国间谍卫星感到恐惧多疑的金正日，从最近开始起，只在平壤呆上年中的65到70天，将其剩余的时间分配在了往来于他新的乡村别墅和度假地之间。
在申与崔等待金正日觉得足够安全以回到首都的期间，他们观看了朝鲜电影——据申估计，三个月来大概看了120部左右——已让他们熟知了这个国家另类的电影制作手法。他发现《我的家乡》(My Home Village)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电影，尽管此后的作品质量稳定地每况愈下，可能除了《血海》(Sea of Blood)和《买花姑娘》(The Flower Girl)两部之外。申后来写道，朝鲜电影“被拍出来不是为了娱乐或艺术目的，而是被用来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政治权力与电影制作密不可分。”而在苏联采用几乎与此相同的手段的同时，与朝鲜不同，他们在此过程中创作出了不朽的杰作，并且有所革新。申现在明白了这是他被“雇佣”来要解决的问题，而他决定这么去做，部分原因是他喜欢电影制作上的挑战，但主要是因为，满足金正日的要求是他与崔可能逃离朝鲜的唯一希望。申需要更多的活动自由，而不是从头到尾的约束，而崔对他说，实现这个愿望的唯一办法是虚与委蛇，给他们的绑架者留下印象，假装是在追求相同的目标。
申与崔的活动范围被限制于房屋之内，日复一日地，他们的日常趋于一成不变，平均每天看四部电影。这些电影在没有征求意见的情况下被挑选出来给他们，包括了来自苏联和东欧的影片，还有两部美国影片，《日戈瓦医生》(Dr. Zhivago)和带有奇怪意味的《巴比龙》(Papillon)，内容关于一个法国人被不法地送到了法国圭亚那一个蛮荒的流放之地，在那里，他经受了单独监禁，在第一次失败的尝试之后最终得以逃脱。申从未洞悉为何这两部特别的电影会被挑选出来给他们看。也许答案在于两者都是改编自书本，这在当时的南北朝鲜都是一种风行的潮流，尤其是在原创剧本稀有罕见的北朝鲜。但两部电影在内容上都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北朝鲜电影不喜好《日戈瓦医生》里的这种“爱能排除万难”的主题，或者是《巴比龙》中寓含的“个人对抗体制”的启示，它们想必不可能是被当作例子了吧?
1983年3月，崔银姬、金正日和申相玉在由金意在重新撮合这对韩国夫妇而举办的招待会上。申仅于两周之前被释放自不堪忍受的第六监狱，那晚是五年多来申与崔的第一次相见。
日子一天天过去。申数次请求与金见面，但徒然，因此担心遭到玩弄和不顾。实际上，金正与他的父亲出行中国。这是这位正在成长中的领导人首次陪同其父亲进行国事访问。1983年5月，当其回国时，一部报道这次访问的宣传纪录片被拿到了申与崔的别墅里，并非是要作出评论，申相信，而是要让他们认识到，金正日现在不只是一位名义上的领导者：他已公开参与政策决定。两个多月来，申对于一次见面的请求从未得到过回复。然后，在8月19日，电话铃声终于响起。一如往常，金以询问申与崔的健康状况作为了开场，接着他告诉申，他已为他们设立好了办公室，工作准备开始。他随即派了辆车来接他们。
这辆车把他们带到了平壤的中心区，到了一座带有两栋楼房的复合建筑物跟前，一栋楼五层高，另一栋三层。七年之前的1976年，金正日搬进了一直是其父亲办公室所在的地方，也是在那时，金日成将他自己的住处搬到了金正日为其建造的，崭新奢华的锦绣山太阳宫。金正日个人使用的是较矮的一栋楼，有意地这么安置，为的是较高的一栋楼可以遮挡不必要的，可以知悉内部动态的视线。尽管装修奢华，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看起来像是大理石的地板，还有花岗岩的浮雕，实际上两栋楼全部都是浇筑以钢铁和混凝土。其外墙厚度几乎达到了一米，旨在防爆防炸。这座复合型建筑有七个入口，每一个都有自动门，由里面的哨卫岗亭进行遥控。据说还有宽如马路的地下通道，从这栋建筑物通往金正日的别墅之一，以防他有短时间逃离的需要。
申与崔从奔驰车上下来，受到了数个工作人员的欢迎。这栋五层大楼之前一直是白头山创作组(此前金正日的顶级电影制作人员)的本部，但他们已搬离以让位于新的人才。底楼大厅的整个一面墙是一幅白头山的壁画。离开大厅则是一套带三个房间的，宽敞舒适的办公室，可为申与崔个人使用，自带卫生间。整个第二层楼是一间最新式的会议室，仅供金正日及其同事使用(在当时申被告知，金正日还未曾使用过它)。这间会议室的墙上是一幅带夸炫意味的壁画，内容是金正在指导他最有名的“不朽经典”，电影《血海》的拍摄工作。第三层楼最大的一面墙上的壁画是电影《血海》、《卖花姑娘》和《一个自卫团员的遭遇》(Destiny of a Self-Defense Force Member)中的镜头集锦。楼层的剩余空间是一个巨大的放映室。
申与崔在接下来是数个月里，一直呆在了他们的办公室，一如既往地等待着金的讯息。依然没有见面的安排。接着终于在10月18日，申56岁生日这天，爱好庆祝生日和周年纪念日的金正日，致电申祝他生日快乐，并邀请他与崔共进晚餐。这将是他们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申确认他随身携带了磁带录音机。
申准备与金谈谈电影，但他同时打算第一次直截了当地问一问，为什么他与崔要遭到绑架。他想知道理由，但他同时需要证据，证明他与崔没有变节，倘若他们能够成功逃离朝鲜。否则他与崔的陈述或许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清白。他需要直接来自金正日口中的证言证词。
对金氏父子中的任何一个进行秘密录音，都属于极其严重的罪行。申已经在劳改营里耗费了时间，在数月来的假意合作与投身之后，如果现在被抓，则会葬送他日所有的希望。毫无疑问，他将会被处决。
这个计划需要将磁带录音机藏在崔的手提包里，在需要之时由崔进行开始和停止操作。在见面之前，这两人对她如何能够小心谨慎地这么做进行了试验，如何放置录音机才能获得最高质量的录音，以及崔是否能够为了最小的声音干扰，成功地保持她手提包的半敞开状态。
10月19日下午5点钟左右，金正日的高级私人轿车将申与崔带到了金在中央委员会总部的办公室。坐在汽车后座上，申默默地把他的问题复述了一遍又一遍。奔驰车开到了一个侧入口，经过了两扇厚重的，饰有锤子、镰刀和毛笔标志的铁门，然后在一个站点上停了下来。金的办公室占据了整个一小栋楼，独立于主大楼，并有重重防卫。里面，一个武装保卫人员坐在接待处边上，他一跃而起，向尊贵的客人敬了礼，不带搜查地直接指引他们通过。申与崔被引领到了电梯里，被送达了第三层楼。
当电梯门缓缓打开时，金正日正在等待着他们。他满面笑容地迎接了他们。“过去很长时间了!”他大声说道，“我这么忙都没有空和你们聚一聚。我确实必须要道歉。”摄影师在他边上进行着会见留念工作。一些照片拍过之后，这位敬爱的领袖摆手示意摄影师离开，告诉申与崔的看守人员等在外面，单独与他们走进了一间会客室。
崔把手伸进了手提包，摁下了录音机的录音键。
崔银姬在她与申于朝鲜期间拍摄的第四部电影《盐》(Salt)中担任主演。崔因为出演日据期间的一位挣扎前行的母亲，而于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
会客室极其宽敞。边上有一侧是一张大桌子，另一侧是一些轻便椅子和一张玻璃圆桌。大桌子右边放置了六台电视监视器，以供坐在桌子后面的人观看。金正日一进去就打开了其中的一台，播放的是韩国广播服务机构KBS(韩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他立即又关掉了它，解释说MBC(韩国文化广播公司)，韩国的另一家广播电视网，“这个时候正在播放一部电视剧，”并打开了另一台监视器。“史美子(Sa Mi-Ja)是个不错的女演员。”他附带地说了句，马上认出了镜头里相对不知名的女演员。展示过了他对国外电视节目的学识之后，金关掉了监视器，转回身来面对他的客人，并在一个年轻的侍者端上了软饮料并将其放在桌子上的时候请他们坐了下来。“我们来谈一个小时左右的话，”他说，“然后我们一起吃晚饭。”
金几乎没有停顿地说了两个小时的话，崔只能录下来这中间的45分钟——盒式磁带的一整面，她无法将它翻过来。(事隔许久之后，当这段录音最终被媒体披露之时，它成为了一时轰动，公众首度听闻了直白的私人交谈中的金正日。)
金正日的意见提供者黄长烨(Hwang Jang-Yop)曾回忆，金正日的语速极快，快到了许多年长于他的人都发现对他的话难以理解的程度，“除非你全神贯注，”黄说。申与崔对他的体会也是一样。“(金的)话连珠炮似的喷涌而出，”申回忆说，“像一挺机关枪一样……他的声音响亮，语速飞快。他说到哪里算哪里，说的经常是不成句不合文法的句子，后语不搭前言。”他不似申在更多的公众场合碰到的那位精炼无误的尊敬的领导人。“他和我们在招待会见到时判若两人。也许是因为他正处于兴奋状态，他的声调像是在和别人争执辩论……(他)发起了长篇大论，整个话题范围涉及了从他绑架我们的理由和绑架之前的准备工作，到朝鲜电影工业的状态，和它落后形势的成因。他几乎没有停歇，言语连绵不绝地奔流而出。一旦金开始说话，我们要想插入只言片语几乎没有可能。”
这段磁带录音完全非同一般——不寻常到了如此程度，以致于尽管它已同时被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和KCIA(韩国中央情报局)证实为真实可靠，但阴谋论者之后还是会质疑其有效性。几乎是自夸地辩解他们之所以被绑架，对金而言无需鼓励。他告诉申，他接到通知要称呼他为老师，并且始终要用正式的代词来称呼他，而不是普通常见的词[很像法语中的“vous”(您)和“tu”(你)]。“您是韩国最好的导演。我们在谈论电影导演，蔡益奎(Choe Ik-Gyu)说您是最好的。而且了解到您在朝鲜出生”——宣传中的另一个加分内容——“这有助于我们作出决定。”录音里能够听到这位敬爱领袖的笑声，伴随着申与崔的加入。“我们了解到您在韩国的境况不是很好。您和朴正熙(Park Chung-Hee)的关系存在问题，我们推测朴将想方设法再保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权力，对您来说在韩国开展工作会存在困难，您将试图到国外去工作……我们听说您想到国外去拍电影。”
“就是那时我被吊销了运业执照。”申辅助性地主动供述道。
“是的，没错，”金回答说，“所以我想，我有机会把他弄过来。可把他弄过来又会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人。不可能，所以我们试图找到个办法来引诱你，引诱你来这里。我们需要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把崔老师弄到了这里来引诱你。”金正日又笑了起来，这一对人也附和了进来。“坦白地说……我肯定需要你。所以我开始迫切地希望得到你，但又没有什么办法。我对我的同志们说，如果我们想把申导演弄到这里，我们必须计划一次秘密行动来把你弄过来。”1983年10月9日，就在进行这次交谈的十天之前，当韩国总统全斗焕(Chun Doo-Hwan)在缅甸进行国事访问之时，金正日下令在仰光实施了一次以其为目标的炸弹爆炸刺杀行动。全因为交通延误得以幸免，但有另外21人身亡。“(但)即使在把他弄过来之后，”金没有停顿地继续说道，“我们怎么来让他觉得自在和愉快?接着还有无法避免的情况——我准备和你实话实说，所以请不要觉得我不怀好意——就是我们把你们两个互相分开的事实。这不是我最初的意图。我的同志们认为，如果崔女士到了这里，申老师自然会来。但如你所知，我们工作层面上的官员们太主观和官僚主义，所以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他们没有妥善地去操作……”这是金作出的道歉试图，把责任归咎到他的部下身上。金正日让他们两个放心，负有责任的人已经受到了处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知晓内情的同志，特别是实施操作的同志，陷入了主观主义。所以他们实行了大量的自我批评工作。我也对自己进行了自我批评。因为我从来没有详细告诉我的部属们，我的计划是什么，我从来没有直接告诉他们，我们将怎么样来利用你……我只是说，我需要那两个人，把他们弄过来，所以我的同志们就直接执行了行动。因此在对待你时，他们把你关在了另外的招待所里，把你当成了俘虏，罪犯。结果，出现了很多的误会。”
金想把他们当作客人，他解释说，他平等地看待他们，他们受到的失礼对待不是他的错。他面对了来自同志们的不情愿，他继续说，他们不相信，申与崔真诚地想“在提升北朝鲜的电影工业水平上起到帮助作用，”在这里而只是为了取悦他。“我的看法是，南朝鲜人——电影制作人——来到这一边，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嗯——在拍电影方面，没有麻烦……我的想法——呃——对我来说——”在录音里，金似乎乱在了他自己的演说思路中，还有些结巴。出现了一次停顿。“拿我们国家来说，”他终于继续说道，“南北朝鲜正处于对峙状态……因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只能去到和我们有着共同意识形态的地方游历。不可能去到别的任何地方。我们和日本有人员交换上的往来，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想把我们的技术人员送到那里学习和吸收新的技能，日本不会接收他们，因为他们需要向我们表现出一种敌对态度。所以我在想——是的，只是在我头脑里——我的打算是，嗯，我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情……我想，什么样的人精通西方技术而我们这里没有……谁能来这儿在我的支持下创作出些东西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扭转这种状况，如此我们就能够在文化上洞察西方世界……就像您在这个国家看到的一样，这里的人们目光仅限于这个国家内部。他们对他们所能够看到的事情感到幸福。他们没有办法将它和别人所了解的外部世界作出比较。”
“我们正处于一个低级水平，”他补充说，“坦白来说，韩国人力图把事情做好——这里的人们不一样。东西都是给到他们手里。朝鲜演员没有进步。他们完全没有演技。在韩国，当你起用一个新的演员时，你相信他们会演得一部比一部电影更好。当新面孔在这里出现时，我们没办法指望他们会在下一部电影中有任何的进步。我分析，这里有两件事情。我们有必要在导演还有在我们的男女演员身上有所投入。还有，那些人应该努力工作，否则，他们无法在这个行业中存活下来。努力工作是成功的关键。”
“我也有那样的感觉，”申回答说，“我可以利用这里的资源。我可以教授技术技能——不能只是仿效韩国电影，还要有创造力。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一直渴望和您见面，尊敬的领导。”他说完了他的话。
金似乎表示满意。“我告诉人员们：申和崔来到这里因为我们拥有一个优越的体制。你们自愿地来到了这里。我没有说出我的真实意图。有些人他们不太相信……我的目的是什么，嗯——说来复杂。事实是，我是一个有愿望和欲望的政客。你们为这些愿望和欲望所需要，所以你们到了这里。”
“这个问题探讨起来有难度……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正处于落后水平。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落后。我在这个位子上可以这么说。如果有其他人也这么说，他们会因为批评这个体制而陷入麻烦。我是唯一可以这么说的人。而且我只能说给你们两个听。当一部电影在这里拍摄时，不存在任何有挑战性的事情。他们(工作人员)不会对个别的新事物作出尝试，所以他们没办法进步。他们重复着我们之前早已创作过的情节。我们应该拍得出和你们不相上下的电影，并且有一些可供在之后思考的东西，一种思想意识……为什么我们只能拍出垃圾?”
金保证他会保护申，并且给他任何他需要的东西。“我会是您的保护人，”他承诺说，“我的意图是让您来示范您是怎么来拍电影的，这里的人员就会自然而然地跟随着您的方式。您是先锋人员。”他这时候变得兴奋起来，“何乐而不为呢?当你碰到局外人时，你可以说，在韩国没有自由没有民主。而且在创造性行业中有太多的干预存在。只有反共产主义。那是尹伊桑(Yun I-Sang)(当时正流亡在外的，受人尊敬的一位韩国作曲家)之前经常说的话，你知道的。”
“嗯，当我在美国的时候，我遭到了驱逐。”申说。
“没错，你来这里以寻找真正的自由——这应该就是所言的，表达自由。我们想促使我们的电影工业甚至变得比发达国家更加先进。我认为这样听上去不会做作。嗯，”他轻声笑着说，“比起说你是被强拉硬拽到这里要好。”他打断自己，给申与崔讲了一个故事，关于数年之前，他如何让人将一部朝鲜电影拿到了柬埔寨电影节上去展示，不料却令该国的统治者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感觉受到了冒犯，因为他认为这部电影是支持柬埔寨左翼游击队的一种象征。“我们不得不多次道歉，因为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金说，“你看看我们的眼光是多么地短浅，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国际观众展示的电影。”
磁带没有声音了片刻，接着在恢复时听到了金在道歉。“我抱歉我们到现在都没有让你们满意，”他对申与崔说，“这里的人员……他们顽固执拗。我担心我们的电影工业会成为世界上最差的电影工业。如果我们现在再不做些什么，那这将会成为现实。”
“尊敬的领导，这些人员能在您这样的影迷手底下工作是多么荣幸。”申说。
“他们肯定是高兴的。”崔附和道。
“他们应该更加努力，”金回答说，“如果他们努力了但没有能够让我们的电影工业状况得到改善，他们甚至可以把责任推脱到我身上。”
申说：“我深受感动。”他们开始谈论到了具体的电影，关于《朝鲜之星》(The Star of Korea)的话题被提及。金在这个带有史诗性质的八集电影系列上投入了他所有的财力物力，甚至选派了一个无名人员来出演主角，并给他进行了全面的整形手术，以让他能与这位年轻的最高领导人极为相像(随后一经这部电影完成，即将其发落到了生产工作中，再未让他在其它电影中露面)。然而这个电影系列了无生气，沉闷乏味。“公开讨论让人难堪，”金正日坦承，“《朝鲜之星》属于历史。它适合那些了解起历史来有困难的人，但它不是艺术作品。它原本可以制作得更好，以一种更具艺术效果，更加入微的方式。”申表示赞同，金继续说，“国家为它的人民付出了一切。他们不必为食物而奋斗。所以在这种制度下，对电影编剧们来说，电影剧本创作仅仅成为了一个业余爱好，因为他们不需要担心赚钱饱肚。我曾告诉我们的宣传工作者们，在社会主义下存在着一个实际的问题：没有去取得成功的动力。”
“或许应该设立一个电影制作者可以为之兴奋的奖项。”申建议说。
“我们可以和创作部门一起试一试。但工作人员是个什么样子?他们甚至没有要节约电影胶卷的意识。他们可以想浪费多少就浪费多少，因为他们不用付钱……朝鲜的电影制作人员在做着的只是敷衍了事的工作。他们没有任何新的思路。他们的作品有的是不变的表达方式，冗长重复，还有不变的老套情节。我们所有的电影充斥着哭哭啼啼的场景。我没有指示他们去描绘这种东西，”金强调着，再次地推卸着责任，“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地来拍电影……”
短暂的缄默之后，他自信地继续说道：“这只是一个过渡现象，我们会走出我们的电影困境。我决定克服所有的障碍，让人员们在创造性头脑面前睁开他们的眼睛好好看一看。我只(能)对你们两个人实话实说。如果你们能够保守这个秘密仅限于我们之间，我会表示感激。”对于这个自信的，专断的，傲慢的年轻领导人来说，与年长于其的人进行正式的谈话，并称呼他们为老师，这非同寻常，更不用说请求某人的意见，并听从他们的指导。此外，这是申与崔突然发现他们自己正置身于的一种超现实情形。用去了这次见面的大部分时间来平定他的两位客人，金正日此刻正直奔其讲演的重点。
“为了发展(这项)工业的目的，”他对申说，“你必须起到典范作用，这样我们的电影导演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跟上来。你将担当先锋角色。这是我在把你们弄过来时的目的，但是你们的任务不止于此。不用多说地，”金正日补充道，“你们必须说，你们叛逃到朝鲜是你们的自由选择，而且韩国的民主是虚伪的。它是掩饰以反共产主义的一种假象。没有真实的民主。只有反共产主义和对创作性工作的干涉。你们必须说，因为艺术上的限制，你们叛逃到了朝鲜，因为在这里，你们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有保证的创作自由。”
因此金不只是想令申与崔为他制作电影。他想让他们成为朝鲜的一个宣传工具，成为朝鲜具有优越性的具体化表现。他们会成为其作品中的导演和女演员，还有朝鲜带有欺骗性质的自述性故事中首当其冲的一对夫妇。
金清楚这个故事或许会遭到怀疑，尤其是外部世界自此以后已有五年杳无申或崔的音信。然而他有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人们不会匆匆得出结论，他们是被监禁于朝鲜，因为不可能这个简单的理由。
他正将他们送往国外。
申执导的最著名的朝鲜电影《平壤怪兽》(Pulgasari)，是启发自《哥斯拉》一部怪物电影。它在制作完成数年之后，成为了美国家庭录像与连锁影院午夜场中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