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资深媒体人士，《脸谱》与《新维月刊》的创办者王健民案，已经开 庭了四个月，我原以为他屈从官方的压力，和高瑜，铁流等人一样，讲讲言不由衷的话，也就可以放行了，管他什么理由的，反正认不认罪都是一回事，谁都知道这 是一个冤案，但这次却极不寻常，王健民案至今未判，成了烫手的“山芋”，大概是公检法司的领导意见不统一吧，苦了他及其亲友，他被羁押已经快两年了，此间 还史无前例地变更了起诉书，增加和罗列新的罪名，又逼他在区级法院认罪，现在，既不放也不判，到底在等什么呢？谁是此案的最高决策者啊，真的令人一头雾 水。
举世皆知的中国文革已过去了50年，回忆1966年，我才10岁，见证了许多因言获罪的人，他 们有的判死，有的入狱，有的劳教，令我印象深刻，那时动辄有些人被戴上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帽子，被红卫兵游街示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记得有一个叫李清川 的长者，他是扳道岔的铁路工人，只因给小孩讲《青春之歌》的爱情故事，就被打成反革命，结果判了死刑，还是公开枪毙的，他死后脑浆子撒了一地，我站在不远 处，第一次看到刚死的人，其情景至今不能忘怀。实际上，文革有些东西延续到了今天，中国的确有了一点进步，一个人只因讲几句当官不喜欢的话或发表了文字， 还会被抓起来，送进监狱，只是不至于杀头，可见社会的半个世纪的变迁，还没有实质性的改革，象王健民和莴中校这样的一些文人，就是因为发表言论的问题，而 被包装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案的，成员包括王的太太和岳父，同事与撰稿人，过去罪名叫“反革命份子”，如今改变新的罪名叫“非法经营”。
我想，最可悲的，不仅仅是王健民案本身的荒谬和倒退，而是制造这些类似案子的人，大都与我年龄相仿，皆有类似的经历和体验，他们可能自己或亲友，文革中也曾 吃过“文字狱”的苦头，不同的是，过去是人家整他，如今是他整别人，细节都差不太多少，被整时可怜巴巴的，反过来整别人时，疯狂而得意得很，过去我曾讲 过，薄家两代人都受难于10年文革浩劫，但一旦大权在握，立即继承文革的传统，更残忍地折磨他人，同样在大连与重庆，大搞冤假错案，他把过去的遭遇忘得一 干二净，这是什么原因呢？恐怕还是缺乏监督的制度使然，个人品行只是一个方面吧。因此，寄希望于某一个官员可能是天真幼稚的幻想。
我 不知道别人如何理解，对我来说，牢狱之灾，使我终于明白了，奉承的话未必对自己有利，而批评者却往往是善意的，我在香港《文汇报》东北办工作时，是一个比 较独立的小部门的领导，由于总社“天高皇帝远”，我也是骄横的了不得，至今忆想而羞惭，我最信任的人，也是经常吹捧我的同事，他们整天奉承我，等我被捕 后，第一个检举揭发我的问题的人，就是他们；而以前与我有矛盾，被我辞退的同事却对我关心有加，还通过我的弟弟转钱资助我，令我获益不少，因此，一个领导 人一定要保护和怀柔不同的声音，特别是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文人，是国家和人民最好的朋友，凡是打压，抓捕类似《脸谱》和《新维月刊》杂志等媒体记者的官员， 都是目光如豆的傻子，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社会各阶层非常复杂，没有敢于找毛病的媒体，全部是虚假的捧场，只能害了当官的，没有不同的杂音，则表明社会已 濒临崩溃。
记得前几年，青年作家余杰在一篇文章里指名道姓地批评我，立即多伦多某媒体人士来找我， 表示了义愤填膺的情绪，要我猛烈反击，我当时就乐了，我对他们讲，余杰敢于言辞激烈地批评我，是因为他真心地希望我好，我一定要包容他，把他当成益师良 友，去年底我去纽约，要请他出来喝酒，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个编辑找他，但不巧他去了台湾，我错过亲耳聆听批评声音的良机，深感遗憾。我讲这些故事，都是 实实在在的，我没有编造一丝一毫，我看过网上许多批评我的言论，从未反驳过，原因就在此处：批评者是最好的朋友，以言治罪的统治者，不论得志时多么风光，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薄熙来如果能早一点接受我的批评，能有今天的下场吗？因此，类似王健民这样的文人，利用香港“一国两制”的条件，出版两本小杂志，刊 登一些披露内幕的文章，奉劝一些头脑发热的人，批评一些当官的，有利于政府和人民，有则改之，无则加免嘛，何必大动干戈呢？
然 而，一些身居高位的权势者，吃一百个豆子不知味儿，头脑昏昏然，广东的贪官污吏，抓一个王健民还不过瘾，还要生拉硬扯地组成一个“反革命集团”，本来，他 岳父和太太就是象征性的合伙人，香港注册的有限公司不都是这样吗？办杂志就类似开面包店一样。他们找不到同案就拼凑，不在乎株连九族。“非法经营”的罪名 感觉太轻，又拼凑出两个，还叫人家在法庭上自证其罪，如今，又迟迟不宣判，我猜测是领导人意见不统一，一些人的血液里流着文革的余毒，对王健民的修理欲罢 不能；一些人有点现代理念，感觉再整他也不好意思，两派争吵不休，而又旗鼓相当，于是，就把嫌犯丢在看守所里倍受折磨。这个案件对官方声称的“依法治国” 是绝妙的讽刺。
我想，为什么官员如此害怕媒体呢？你抓了一个王健民，泯灭了《脸谱》，《新维月刊》 的声音，但别的各种名目的杂志不是照出不误吗？可能有的比他们还要观点强烈而偏激，从治理国家手段来讲，还真不如包容它们更佳。另外，象莴中校这样的记 者，就是给王健民编稿打工的，而刘海滨就是供稿的读者，如同笔者一样，他们不会别的技能，就会写写稿，赚点稿费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何罪之有呢？现在，把 他们都一起关押了近两年，怎样分别判刑呢？难道押多久判多久吗？不仅他们自身饱尝失去自由之苦，而且家人也跟着倒霉，在港深两地搞得沸沸扬扬的，对香港的 稳定有何好处呢，对中国的进步有何好处呢？
我不了解王健民另外一些同案的情况，也不好过多地评论， 但可以肯定是，这些羁押过看守所的文人，出来之后对国家，对政府，对自己及他人的观点都会与过去不同，现在类似的人越来越多，而王歧山打老虎，又不断得罪 更多利益集团的官员，没有争取腐败分子的敌人，却伤了进步知识份子的心，使自身陷入极度危险之中，这一点笔者在《王歧山打老虎，注意点策略》一文，有比较 早的善意提示，但似乎被忽略了，以后形势的发展可能会证明我是对的，总之，我认为王健民案是官员自我埋葬的愚蠢之举，以前我讲过，深圳公安在2014年的 “六一”儿童节前夕拘捕王健民，就是故意伤害他的三个小孩，这是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与恶行，它表明，文革正在死灰覆燃，阶级斗争的思维渗透了一些权势者的 血液，当官的人，为何要一代代地折磨自己的人民，践踏属于未来的孩子，一点记性也没有呢？再过十年，二十年，他们长大了，就像今天笔者这样，回忆新的一场 文革运动，再审判一些类似“四人帮”的人，可能制造王健民案的人，又要成为“周永康”了，然后，再来几次循环吗？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