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走狗遍地的世界，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2012年)
这十五年来，每年的4月11日，王小波的名字都会像幽灵一样飘荡于我们春暖花开的视野。对他的纪念，俨然是一种时髦；评估他在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水位，俨然是吾国文化界的核心议题。譬如今年，他的遗孀李银河女士亲自出场，谈“王小波的意义”。可惜这篇八百来字的文章，怨气太重，言不及义之处太多，以至“王小波的意义”，沦为一个苍白的符号，像一弯冷月，高悬于荒寒的苍穹，距离人间世的读者越来越远。这让我想起我的大学同学，自诩为“王小波门下走狗”的W兄的一个论断：其实李银河并不懂王小波，哪怕她曾与王小波朝夕相依数十载，哪怕王小波“爱你就像爱生命”。也许李银河是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却不是一个优秀的王小波作品的读者。
我十分欣喜于国人对王小波的爱戴，正如我十分反感于国人对王小波的神化：从“王小波门下走狗”到“把王小波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依此势头，假以时日，这世间也许会生出一门王(小波)学，与鲁(迅)学、钱(锺书)学、张(爱玲)学等显学一样，沦为学术界趋名逐利的工具、勾心斗角的噱头。这非但不是王小波的成功，反倒是他的悲哀。因为神化王小波，正构成了对他本身以及他所发扬的价值观的严重背叛。
相比王小波的小说，我更爱他的随笔，或曰杂文。其杂文写作，倘论谱系，可上溯到胡适，而非鲁迅(鲁迅的杂文，主旨是战斗，胡适的杂文，主旨是说理，战斗者，往往不讲道理)。这一脉的书写，第一是卑之无甚高论，常识而已，这么说，绝非贬词，千年中国，最缺常识，如胡、王之文，都有一定年份，今天读来，犹不过时，这愈发衬出了常识言说的可贵;第二是坚持经验主义的理路;第三是传承自由主义的香火(王小波生前最后一封电子邮件写道：“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当然，王小波的文字感，要优于胡适;说理的趣味，胡适更远为不及。这里且多说两句。胡适的才情，在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不逮陈独秀、周氏兄弟远矣，他的文字，读来如饮白开水，然而，因其说理的通达，反而映出文字的通达，如秋月华星，江河浩荡，周策纵说胡适的行文“平情顺理，清浅流丽”，正是不刊之论。这不是第一流的文字，而是第一流的写作——此言同样适用于王小波，我以为，以他的才华，其文字表达，完全可以鸿笔丽藻，美轮美奂(观其小说便知)，只是，为了说理的便宜，他弃夏花而取秋叶，摒弃浮华，归于平实。
我读大学那些年，王小波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一度是我的枕边书。它与胡适文集一起，让我充分领会了文字的自由属性。文字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相辅而相成。自由的言说，往往都是大白话，让引车贩浆之流，贩夫走卒之辈，读来毫无滞障。相反，宣扬邪说谬论，有时不得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若非如此，怎能掩饰漏洞，蛊惑公众呢。自我读过胡适与王小波之后，便生出一大偏见：假如一本书读来艰深晦涩，满纸都是玄关，那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作者并未将事理完全消化，只能蒸出夹生饭;或者，作者企图发扬的事理，本身即半生不熟。这两点，都指向说理的重要性。胡适与王小波的文章，最令人受益的一端，在于教会我怎么说理。
王小波的杂文，虽不同于鲁迅，然而鲁迅对杂文价值的论断，却可施与他：“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所以说，当《沉默的大多数》一版再版(我至少见过五个版本)，一面是好事，一面却非好事：这说明王小波所批判的时弊尚未消亡，至今依然在刺痛中国的神经;而且，我们说理的功夫，并不能挥洒自如，否则何必继续师法王小波这个死鬼呢。
单就王小波的杂文与随笔写作而论，他的名字，在今天出现的频率愈高，愈印证了其作品的失败。假如我们能将他忘却，能越过他的精神尸骸，那时，我们才能与他批判的时弊挥手作别，从而走出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愚人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忘却乃是最好的纪念，当然忘却的前提，是我们已经学会了像王小波那样独立思考，自由说理;将他塑成雕像，推上神坛，不免形成一种苦涩的反讽。因为依王小波的性情与思想，他何尝想过当什么大师、宗主、圣徒，开创一个王门，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所谓“意义”的泉源呢，他避之惟恐不及。因此，纪念王小波，不是要做他门下的走狗——我想王小波必定不喜“走狗”之说，他的杂文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唤醒走狗身上的人性，启蒙其直立行走——而是敢于在走狗遍地的世界，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2012年4月11日
十八岁与十八年：致王小波(2015年)
小波，今天我翻朋友圈，只有一条提到你。李静说：“第18年了。当这世界愈发昏聩，我便感到愈发需要回望你。”你被遗忘，如此彻底，如此荒凉，也许正是这个世界陷入昏聩的原因和标志之一。
伟大的人物被后世遗忘，有一种令人欣喜。譬如在今日台湾，胡适何其落寞，有人为此抱不平，我却以为这恰是胡适的幸运，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台湾民主已经从幼稚园毕业;台湾人已经晓得了自由的要义，以及与容忍的关系;台湾政治已经度过了宪政的初级阶段。胡适之灵有知，必能含笑九泉。反之，假如台湾依然需要胡适的启蒙，他则难以瞑目。
台湾之不需要胡适，正如大陆之需要胡适。你的名字，正紧随胡适。然而，你却被遗忘了。这样的遗忘便令人伤悲。因为当年你面临的问题，而今还是问题，当年你书写的杂文，而今几乎都不过时。鲁迅说过，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杂文最好的归宿，即与所批判的事物一同速朽。倘若不朽，如你的杂文这般，反而是一种无奈的悲哀。更可悲的是，你所批判的时弊犹在，甚至更甚往昔，你的批判却乏人问津。这样的遗忘，是你与时代的双重悲剧。
我记得今天是你的忌日，你痛苦的死亡就像春夜的雷霆;我却不曾意识到，你已经去世了十八年。我还记得，第一次读你的书，一本盗版书，我十八岁，正读大一。此后我不止一次陷入悔恨，为什么不能早些年与你相逢呢。假如我十六岁那年，读的不是鲁迅杂文集，而是你的书，假如我十七岁那年，读的不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是你的书，我的未来会不会有所不同?也许，一切如旧，并无不同。以一个十来岁的小城少年的心智，你与王朔并无不同。
那时我读你的书，只觉得有趣，我的专业、我的生活、我眼前的世界却是那么无趣，你成为了我对抗它们的武器。我只是喜欢你，却并不钦佩你、尊敬你。直至三年前，我才深切意识到你文字背后的悲悯，这是比智慧更伟大，可与自由媲美的事物。以前我无法理解，像你这样的头脑，那个年代第一流的头脑，为什么要去写这些普及性的文字，教人如何思想，如何说理;现在我终于明白，正因你是那个年代第一流的头脑，才会写这些普及性的文字，教人如何思想，如何说理。
向先贤致敬的最佳方式，就是追随他的脚步，甚至越过他的身躯所化作的路标，披荆斩棘，奋然前行。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重复你的工作，谈如何思想，如何说理，谈思想的尊严，逻辑的重要，辩证法的荼毒……我写过一篇《胡适怎么说理?》，也许可以再写一篇《王小波怎么思想?》。说起来，我谈这些，并非自发，而有些被迫的意思。我曾念兹在兹的主题，不幸都沦为禁忌，坠入了黑暗深渊。我不愿沉默，只得转向，在转折的途中，与你久别重逢。十八岁那年一别，那本盗版书，不知去向何处，你却停在原地，等那个思想的游子归来。
1997年4月11日，你的生命就此静止，你的文字继续布施四方，你的灵魂从不曾远离这个时代与国度的苦难。有时我想，你的早逝并不完全是坏事。这不仅因为，有些人向死而生，有些人因死而生，更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假如你活下去，活到现在，会是什么模样，你眼中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只怕更加不堪，譬如你死后一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你死后十八年，自由则沉入水底。你自然还会写作，却不会委曲求全;你自然还会思想，思想却更加寂寞。
这个春夜，你的名字不再为大多数人提及。这个春夜，窗外车声隆隆，远方灯火通明，也许与十八年前的春夜并无不同。也许，因一个人的死亡，十八年前的今天注定与众不同，因一个人的诞生，这个昏聩的世界注定与众不同。
愿你的杂文速朽，愿你的灵魂永恒。
2015年4月11日
来源：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