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创作的话剧《午夜的探戈》进京演出。演出结束后，中国剧协组织一些专家对剧本和演出进行了研讨。研讨会的间歇，时任《剧本》月刊主编的颜振奋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从抽屉里取出一样东西交给我看。这是一个人写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上面有剧协某位领导的批示。我看了之后，深为震惊，原来，1989年初冬时节，我发表的剧本《村子》被这位剧协领导在文章中点名批判，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作品，差点成为声讨和批判的靶子，围绕着这件事，后面还有一个“政治运作”的小阴谋。
先来说说《村子》这个剧本吧。当年，我主要从事话剧创作，1986年，我创作的历史剧《曹植》由哈尔滨话剧院排演，演出之后引起一些轰动和反响，毕竟在话剧舞台沉寂和荒芜多年之后，观众还可以在舞台上看到直指人心的作品。但是，由于多年“文革”的影响，人们的思维还有一些扭曲和反常，一些人惯于在文艺作品的字缝里发现所谓的“微言大义”。记得在一次会上，省报的一个记者就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发现了这个剧本的问题，公然说此剧是影射中央高层的人事变动。此言一出，吓得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省委副书记立刻言语支吾，不敢表态。多亏文化部有关领导旗帜鲜明地支持，此剧才没有被“枪毙”。这个剧本创作于1983年，那时作者怎么会预料到中央高层的人事变动并去影射它呢?但是，多年的政治运动拿文艺作品开刀，探微索隐，深文周纳，已影响了人们的思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除了直白的颂歌，一切写作都是可疑的，作品中深隐着作家反动恶毒的用心，心明眼亮的批判家就是要发现这些，并把它揭露出来。
八十年代中期的政治气氛还是开放和明朗的，人们从多年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创造活力。1987年，《曹植》被文化部选定为首届中国文化节的参演剧目，在京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人民日报》等报刊相继发文评介，这出戏算是给我挣下了一点儿声名。回忆当年在首都剧场演出的情景，千余人的剧场内，鸦雀无声，观众完全沉浸在剧情和主人公心灵的激荡中，观众对戏剧的痴迷和热烈的掌声是写小说的人难以体会到的。受《曹植》成功的鼓舞，我从自己多年农村生活经历中提炼素材，精心结构，创作了话剧剧本《村子》。这个剧本表现的是“文革”中北方农村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在专制蒙昧的社会环境里压抑、苦闷和绝望的处境，通过一对畸形的恋情，表达了主人公灵魂的挣扎，它是黑暗旷野中一声孤绝的呐喊。1989年春天，我带着剧本来到北京，《剧本》月刊的编辑们十分赞赏这个剧本，决定在刊物上发表。我请北京人艺的某位著名导演读了剧本，得到他的赞扬和首肯，他也有意将此剧搬上首都的舞台。尤其令我鼓舞的是，剧本辗转到了北京电影学院一位学报编辑的手里，她读了之后，被剧本所感动，她请我吃了饭，并将剧本转到了青年电影制片厂一位业务厂长手里。这位厂长读了剧本后，立刻拍板要将此剧拍成电影。他说，他从来没有和作者约过稿子，这是他破例首次和作者亲自约稿。他说，青影厂拍过《摇滚青年》这样在市场上走俏的电影，挣了一些钱，有实力将《村子》打造成《红高粱》、《老井》那样的影片，争取拿到国际上去获奖。就在我们正要签订创作合同时，北京风云突变，政治形势骤然紧张起来，1989年的春夏之交的几天里，北京的公共交通竟然中断了，我们只能在电话里交谈此事。在紧张和诡谲难测的气氛中，我离京北返。很快，北京发生了那场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潮，尽管在电话中那位敬业的青影厂的厂长还坚持说原订的计划不变，但此事落花流水的命运已经无可逆转了。后来，拍电影的事自然不了了之，这个剧本再也无缘在舞台上呈现了。但是，《剧本》月刊还是按照原计划在当年第九期发表了《村子》。
现在就要说到开头所提的“政治运作”的小阴谋。本来做为一个普通的剧作者，又不在京城，对于中国剧协内部的事情不甚了然，也没有关心的必要。只不过偶尔听说某人“老左”，某人人缘很差，又有大打出手，大扇耳光的闹剧。本来现行体制下文学艺术协会之类的机关就是争权夺利的名利场，一切勾心斗角的名堂和艺术及艺术创作者也没什么关系，所以有些传闻逸事只拿来当笑话听。不过当运动来了或者有运动苗头的时候，某件艺术品或某个作家艺术家就会被拿来“说事儿”。1989年夏秋之后的形势使某些人嗅到了一种味道，他们以为“文革”那样的运动又要来了，有些“老左”本就失了势，现在急于出一出胸中的恶气，于是摆开架势要整人了，剧本《村子》适逢其时地成了某公手中一块打人的石头。这个小阴谋表述起来比较绕嘴，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某公的老婆曾在京城一家剧院当领导，她有个同事姓程。后迁住青岛。程女士来京到某公家串门，这两口子因为失势，正憋着一腔鸟气，发誓要对戏剧界进行“整顿”，觉得程女士可以利用，便撺掇程女士给中央领导写信，“以人民的名义”揭露文艺界自由化倾向。他们交换了“有关正规刊物”中的问题，阅读了《村子》，“意见一样”。程女士便受托写了一封“读者来信”，控诉《村子》对人民的毒害。奇怪的是这封“读者来信”既没寄给作者也没寄给编辑部，而是接受这两口子的“建议”，通过中宣部转呈给了中央的某位领导人。根据常规程序，这封信理所当然地又回到了中国剧协，于是，中国剧协这位负责人便煞有介事在信上做了“批示”，云：“××、××同志：转来一封读者来信，请你们阅处。从这信中我感到，编辑部的指导思想有必要来一次整风，先对于9期中的问题认真检查一次，并把检查结果报中央。这封来信能否稍加整理，加按语后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欢迎读者对我们批评。”这个“批示”甚为有趣，如果不看署名，你会以为批示者就是“中央”或者在“中央”以上。我不懂高层政治的运行规则，不知道一个戏剧刊物的“检查结果”是否该报中央，明明两口子关在屋子里炮制了一封信，然后以“中央”的口气做个“批示”，整个过程颇为滑稽有趣，可是它的后面却透着凛然的杀气。(使人想到伟大领袖发动文革时两口子的默契配合，江青在上海秘密找棍子姚文元写文章，发表后由毛作批示，兴风作浪来整人，把中国推向了十年浩劫。如此小角色照葫芦画瓢，学这种鬼魅伎俩竟无师自通!)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中国并没有如某些人所期待的那样回到“文革”状态，最后，这个人自己写文章对《村子》挞伐一番，没有引起任何回应，便敛声息鼓，黯然收场了。
在自己的剧作选《午夜的探戈》的后记中，谈及此事，我写过下面一段话：“事情发生在‘文革’结束十三年之后，说，中国已经有了理性的反思，不会再有‘文革’那样的浩劫，我看并不尽然。因为这种社会基础是存在的，总有失意落魄者希望天下大乱。动乱中，可以自己制定规则，可以整你嫉妒的人仇恨的人得罪过你的人，整一切你看不顺眼的人。人有时候总要整人的，这是人性的弱点。人有一种潜藏的亵渎的欲望，把狗屎抹到罗马元老院的玉石圆柱上，抹到埃及法老的王冠上去，一个动荡的社会更能满足这种欲望。”回顾我们多年的历史，文学艺术大多充当政治的仆从，所以很难说它们有独立的品格。有时候，文艺作品(包括先贤的文字)常常被政治拿来当作打人的石头。批《海瑞罢官》为的是清算彭德怀，为“文革”张目;批孔老二，批《水浒》为的是批“周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不但不会出文学大师，怕是真正称得上文学的作品也出不了。
2008年3月12日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