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网络图片）
在我们阅读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时，常常会有个疑问，在文化高度发达的欧美，为什么会有许多优秀的知识者会信奉共产主义，加入其革命，乃至献出生命？如果，我们将眼界顺着历史追溯下去，就会清楚，共产主义思想及共产主义革命本身即是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是之发展的“果实”，其既与基督教源头血脉相连，又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的逆子。要对之理解，需要着眼西方文明史。
共产主义思想并非是马克思的凭空创造，在基督教文明史中，它是有来源和传统的。犹太教中即有“弥赛亚”和救世说，马克思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犹太人的文化基因，只不过他的“弥赛亚”是共产主义，他个人是拯救世界的“教主”。
早期基督教在小范围内实行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包括十二使徒的教会。《圣经。新约传》记述：“（他们）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都是大家公用。”恩格斯认为“早期基督教就是进行共运的组织”，“近代共运就是早期基督教的复活”（王皓《基督教与共运》）。乌托邦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更直接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来源，如：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了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傅立叶批判雇佣劳动制度是“恢复奴隶制度”，工厂是“温和的监狱”；欧文抨击私有制，认为其是阶级纷争的根源，谴责资本主义的剥削；等等。1755年摩莱里便在他的《自然法典》中设计了取消私有制、人人劳动、各取所需的社会。
法国大革命后，巴贝夫创立秘密团体“平等会”，密谋夺取政权，建立劳动者专政，其主张消灭私有制，建立“普遍幸福”“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公社”。马克思称许他是第一个“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他的著作是“在近代一切大革命里代表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可见，《共产党宣言》也是有来源和传统的。至于马克思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性设计，其后面是柏拉图和黑格尔的传统；他的剩余价值论来于欧文的剩余产品说和配第的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说来自法国大革命。马克思的每一思想在欧洲的思想文化史中都是有来源和传统的。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中国国共内两党间的矛盾和斗争，美国甚多官员和学者倒更同情中共，因为其清廉、有理想、有牺牲精神、守纪律；而厌恶蒋介石和国民党，因为其专制、腐败、涣散等等。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系统，是其现代发展的一支，而蒋代表的则是中国文明的旧传统，这些美国人体现的是潜意识中对文明的认同与排斥。沈志华在《斯大林在中共和蒋介石之间徘徊》中记述：“美国这批人，主要是当时在华的外交官，很多年轻的像谢伟思、戴维斯这些人，他们都是传教士的儿子，从小在中国长大，对中国的国情也比较了解，他们比较倾向共产党，包括当时美国的驻华大使高斯也是对共产党印象不错。这些军官团的军官来了以后，看到延安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官兵一致，艰苦朴素，等等，他们写的报告都非常好。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可能是中国一支比较有生气的新生的政治力量，将来是可以跟国民党竞选的，这样子就能实现美国人的价值观，即在中国实现两党制，把共产党扶起来，共产党、国民党两党轮换制。这是当时，至少在华的这一批美国人大慨有的一种倾向。”
马克思主义没有在欧洲搅起下层民众的暴力革命，但却席卷了欧洲知识分子。二十世纪，欧洲思想文化界，左翼思潮占领了大半部天下，其影响至今延续。而左翼文化的内核即是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修正、发展、演变为左翼文化各种派别和形态，在这种巨大的思想文化潮流中，其中一些更激进的知识分子成为共产主义的信徒——将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宗教，乃是自然的。据人类学家统计，人群中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属于宗教型。也就是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群中，大约会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可能会将之宗教化。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欧美为什么会有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甚至顶尖知识分子，成为共产主义者，乃至为之献身。面对人类的终极命运和真理，一旦出离传统和常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一个农民的迷茫是同样的，他们的命运选择都会同样的盲目和偶然。
我们接下来要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欧洲诞生？并形成潮流？影响整个西方文明世界？
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激进的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的传统的一个传承，也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果实。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给欧洲思想带来了空前自由和活力，各种思想蓬勃生长。自由意味着色彩斑斓，良莠丛生；思想无罪，但是有的思想危险，并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会导致剧烈的暴力。思想言论的自由，一定导致激进思想的产生，并且其将加速生长，直至极端。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激进的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的极端化：暴力革命，推翻现存全部政权和秩序。
但是，欧洲作为人类文明的中心，为什么会产生激进思想？为什么其会极端化？又为什么会形成普及化的思潮及运动？其精神根源及社会土壤是什么？
欧洲的激进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主要植根于基督教中。基督教作为一神性宗教，其精神方式具有绝对性、排他性、极端性的特点（不可思议的是，佛教恰恰与之相反）；其对天堂的祈望及现世的否定是欧洲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的源头。当然，由基督教，我们还可以追溯到犹太教。但是宗教的好处之一，是其将绝对的理想放置彼岸，因此不对现世过多要求，而是接受和忍耐此世的苦难；其对现世的否定，也不是要颠覆现世——政权、秩序、生活，而是促使人走向彼界。
文艺复兴运动的伟大贡献，是由“神”控制下中解放了人性，带来了人文精神与文化的复兴，其抚育了现代欧洲文明。由“神”到“人”，这是文明的伟大飞跃，人摆脱了神的束缚，开始了“人”自身的精神、文化、科学乃至社会的创造。但是，这也带了许多问题，当今人类现代文明的诸多危机都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人在否定“神”的同时即神化自身——人将自身作为神，无限夸大人的价值、自由、权利、欲望、创造性、知识、思想、科技等等，其导致人的虚妄与妄为——人将自身作为神、万物的中心，狂妄地欲支配世界。人类社会，当价值一旦确立，便不断飙升、夸大，直到极致，这是普遍规律。
世界各主要传统宗教均建立于对现世的否定及对彼世的祈望，其蕴含了人类无数岁月所积蓄的经验和智慧：人是有限的、现世是残缺的，人的终极期待和理想只能建立于彼岸，于现世的有限和欠缺需要接受和忍耐。也就是说，人性是有限的——基督教有原罪说，人所建立的社会更是有限的——恶与善的混合，人不能用终极性理想来要求现实社会。基督告诫他的门徒们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现世虽然是不合理的，但这是人的“罪”性所在，逃不脱的，只能顺从。为此，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当人解脱宗教束缚，在神话人的同时，也神话了人改造和创造人类社会的可能性，妄想在现世建立尽善尽美的社会——天堂于此世实现。其一方面对人类现实进行无情地批判；一方面设置人类美好的社会。
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后者尚限于人性于神权的解放及人文精神的宣扬；但是至启蒙运动，则明确提出，推翻现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社会。要求平等、自由，改变社会的不合理，没有错，关键是“度”——限制到什么程度。自文艺复兴运动，思想的“市场”是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进程，开始只是要摆脱神权控制，恢复人性，解放人的思想和精神，到最后乃是要推翻整个世界，在现世建立人类理想“天堂”。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精神思想上完成了“人”的自我神话和创造人类新社会的神话，带来了欧洲翻天覆地的“人”和社会的革命。人的宗教热情由上帝、彼岸转到人自身和此岸。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评述法国大革命“它超越一切国籍，组成了一个理念上的共同祖国，各国的人都能成为它的公民”：“它不仅像宗教革命一样传播甚远，而且像宗教革命一样也是通过预言和布道深入人心。这是一场激发布道热忱的政治革命。”“法国革命仿佛致力于人类的新生，而不仅仅是法国的改革，所以它燃起一股热情，在这以前，即使最激烈的政治革命也不能产生这样的热情。大革命激发了传播信仰的热望，掀起一场宣传运动。由此，它终于带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使时人为之震恐；或者不如说，大革命本身已成为一种新宗教，虽然是不完善的宗教，因为既无上帝，又无礼拜，更无来世生活，但它却像伊斯兰教一样，将它的士兵、使徒、受难者充斥整个世界。”托克维尔所体会的正是法国革命的宗教性。法国大革命开创了“人民革命”的神话；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来于此，其是法国革命之子；只不过它是弒父逆子，其更极端更彻底，连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命，连伏尔泰、卢梭、荻德罗的命一起革。
还有，科学促进了理性，理性又推进了科学，科技日益成为主导人类的重要力量，比如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武器的先进与否，而不再是士兵的勇气。由此，唯物主义成为思想时尚，以致泛滥，“进步”成为最响亮的口号。特别是进化论的创立，及人们时间观的改变，人类历史被演绎为不断“发展”、“进步”的直线。而“进步”则意味着，对人类过去、传统的不断否定。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物化“进步”史观的极端体现，所谓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取代人类传统文明的新神话。由此“革命”也就成了最有召唤性的词语，因为其代表真理、正义、进步，意谓创造人类的未来，实现人类终极之美好。但是，科技的进步愚弄了理性，人们以为人性、社会、文明也可以像科技一样飞跃进步。事实是，人类生命是以数百万年计逐步形成的，其人性及人存在的基本命题是不变的，人类社会及文明的终极原则也是不变的，基督的爱、孔子的仁、佛祖的慈悲，并无进步和超越可言。人类对于文明传统继承之需要远远大于“变革”和“进步”，否则就是文明的摧毁。可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运动、革命还有一个来源，即犹太文化和犹太知识分子。犹太民族是一个奇异的民族，其两千多年没有祖国，深受歧视，到处被驱来赶去，饱经患难沧桑。犹太人是没有家园的流浪者，他们永远地期待弥赛亚的到来；犹太知识分子是永世漂泊的大脑，永远处于不安、孤立、忧患状态，也由而永远警觉、敏锐、犀利、激烈，有源源不断的发现、启示、创造，乃至妄想。马克思作为一个犹太人，天生地继承了这些禀赋，他和他的共产主义即是救世的弥赛亚。苏俄革命高层领导多有犹太人，列宁有部分犹太血统，他曾说：“真正的党员流的是犹太人的血！”托洛斯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捷尔仁斯基、卡冈诺维奇等等，这些卓越的布尔什维克领袖都是犹太人。有不少论著将苏俄革命视为是犹太人的阴谋，此种阴谋论无疑是错误的。但是犹太人的在世界上流落，被歧视、排斥的处境，以及他们的先知、启示、宗教传统，这使他们——犹太人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天然地是世界主义者（由于犹太人所遭受的压迫和歧视，另一部分犹太人则成为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犹太文化的两向极端），革命家，献身于“真理”、人类“伟大事业”的圣徒，对于他们，共产主义就是此世的伊甸园、弥赛亚。但是，当他们将之视为弥赛亚的时候，也就背叛了他们的上帝，而投身于伟大的邪恶。近两个世纪以来，在左翼、激进的思想、文化、艺术中，犹太人比比皆是，且卓越非凡，甚至可以说犹太知识分子是这股潮流的先锋、支柱，引领者；这股左翼思潮，是世界上无家者、反叛者的思想、文化。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4/27/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