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4年4月,我因公出差,来到格鲁吉亚,专程瞻仰了哥里城的斯大林博物馆及其故居,也意外地发现了原苏联克格勃领导人贝利亚在第比里斯的办公楼。此时,望景生情,抚今追昔,不由得感慨万端,浮想联翩。于是,多年前一篇文稿被翻了出来……

斯大林和贝利亚都是苏联历史名人,都是出身于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都是1953年离开人世的。不同的是,斯大林是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病逝的,去世后得到隆重安葬。虽然1956年苏共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生前所犯的错误,供人瞻仰的斯大林遗体后来也被迁出列宁—斯大林陵墓,火化另葬,但斯大林毕竟在克里姆林宫墙边获得一块长眠之地,并且墓前还树起一座不失庄严的雕像。

贝利亚则不然。斯大林逝世之后四个月,他被秘密逮捕。当年12月,又被当作“人民之敌”被秘密处决,死得十分可悲又莫名其妙。此后,不管苏联国内还是国际社会,贝利亚留给人们的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形象。他那青面獠牙般的恶魔身世,似乎已永久地被历史盖棺定论了。

几十年来,有关斯大林和贝利亚的传记材料和文章浩如烟海,但没有哪部著述或文稿能够清晰而令人信服地说明贝利亚与斯大林的关系。1994年,苏联解体之后第三年,隐姓埋名大半生的贝利亚之子、前苏联宇航专家谢尔格·贝利亚打破沉寂,出版了《我的父亲—拉夫边季·贝利亚》一书。书中描述了贝利亚与斯大林的关系,同时也展示了苏共核心圈内当年的内幕故事,或多或少地再现了一些重要人物的性格特征。

1贝利亚试图反对个人崇拜引起苏联新领导的不安

无论是当年的苏联还是今日的俄罗斯,史学家们无一例外,都试图弄清斯大林与贝利亚的相互关系。有人竭力将歪曲了的贝利亚形象强加给读者,把他描绘成斯大林平庸无能的影子,也有人对这种恣意发挥的想像力不屑一顾,继续打“格鲁吉亚牌”,力图利用斯大林与贝利亚的同乡关系大做文章。

1953年3月,当苏联党和国家在莫斯科红场为斯大林举行葬礼时,贝利亚也站在列宁墓观礼台上致了悼辞。他使用无以复加的谥美之词,颂扬了斯大林的丰功伟绩。但此后仅仅四个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对贝利亚居然提出了这样的指控:“贝利亚企图动摇对斯大林同志的个人崇拜”。米高扬在那次语无伦次的发言中竟有雷人之语,说“斯大林同志逝世最初几天,他就想对个人崇拜开战”。

后来发表的七月全会速记稿,使苏联国家元首和他的这位亲密助手的关系变得昭然若揭。同一个米高扬,时而说“斯大林同志过份信任贝利亚,”,时而又自我否定,断言绝无此事。战争期间,斯大林将内务部和国家安全机关一分为二,贝利亚受命参加部长会议和国防委员会。如果考虑到国防委员会当时集中了整个国家权力,而贝利亚早在1941年6月30日就参加了该委员会,米高扬的发言就更加奇怪了。

贝利亚的确是第一个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人。通过苏共中央后来公布的材料可以看出,克里姆林宫当时的领导层对此深感不安。

苏联当年发生的镇压行动,并非始于1937年,也不是始于1934年,而是早得多。斯大林之后,又有多少人成了牺牲品呢?责任在于体制,然后才是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其他什么人!斯大林固然有责任,他身边的人们也都有责任。但毕竟斯大林是首脑,他的责任自然也要多一些。

2关于斯大林逝世时贝利亚的行为描述有悖事实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令人怜悯。斯大林逝世前,她是一个单身女子。斯大林死后,她生活很不顺利。当然,表面上看,赫鲁晓夫也好,伏罗希洛夫也好,都曾关照过她,但实际上,这些人很了解斯维特兰娜脆弱的心理,促使她最终做出了已经发生的那些事情。

贝利亚的儿子是从他妈妈那里听到斯大林出事的消息的。通常,贝利亚夫人哭泣着告诉儿子:“约瑟夫·斯大林摔倒了,大概活不来了。”儿子问她:“你哭什么啊?你不记得父亲说过的话吗?”他的意思是,斯大林已经对贝利亚一家有所“准备”。

贝利亚的儿子也去参加了斯大林的葬礼。那时他已经不是小学生了,他知道许多也明白了许多。他认为,如果斯大林再活几年,中央主席团中那些与斯大林共事的人,一个都不会剩下。贝利亚当然也不例外。斯大林在世时,就已经准备消灭贝利亚了。贝利亚曾经同妻子谈过此事。斯大林死后,贝利亚还同夫人说过,他曾经建议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其他人进行哪些改革。

斯大林的死亡无疑是拯救了他身边那些人的生命。不然的话,他会用一批新人来替换自己的战友。这些新人不知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以及包括贝利亚在内的其他人所知道的那些事情。如果斯大林除掉了国家安全部长,他就可以作为一个缔造伟大国家、赢得伟大战争的清白人物载入史册。客观地说,斯大林的确留下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令人自豪的许多成就,至于付出了什么代价,那是另一回事。

贝利亚清楚地懂得这一点。他与斯大林有过冲突,这是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都没有过的。尽管如此,国家元首之死仍使他悲痛欲绝,这与赫鲁晓夫那种故做娇情的表演截然不同。

3斯大林亲自将贝利亚从格鲁吉亚调到莫斯科

斯大林并不是那种不能掌控局势、不能把握自身行为的偏执狂。他善于利用并且也确实利用了布尔什维主义,亦即少数服从多数的理论,首先是集中权力。统一的权力可以有效地用来解决民主条件下往往数十年间都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哪里呢?他也会轻而易举地将权力用于其他目的,斯大林的责任就在于此。

有人曾经正确地指出过,苏联领导人的智力潜能近几十年持续下滑,的确如此。今天,把斯大林同赫鲁晓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相提并论,那是可笑的。即使在布尔什维主义条件下,即在可怕而扭曲的集权之下,只要他愿意,还是可以对无产阶级专政做出许多改变的。由于体制的原因,遗憾的是斯大林没能弱化这种体制,反而使其变本加厉,大规模的镇压和政治审判就是这样产生的。

当然,否定斯大林在贝利亚命运中的作用也是可笑的。斯大林作为党和国家的首脑,批准任命贝利亚担任格鲁吉亚领导人,后来又把他调到莫斯科。贝利亚是1938年11月继叶若夫之后,被任命为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的。斯大林为什么会做出如此选择呢?

斯大林选调贝利亚来莫斯科时,认为他是一个正派的年轻人,当时贝利亚还不到40岁,具有在侦察机关工作的丰富经验,不管这种经验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总而言之,是20年代在肃反机关工作积累的经验。贝利亚与斯大林及政治局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40年代,是在决定数千波兰军官命运时。这批军官后来被苏联红军枪杀在卡廷森林。斯大林没有忘记此事,但他也没有责怪贝利亚,这是罕见的!大概,当时他认为还不到改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时候。

斯大林非常客观地评估了当时围绕着党和他这位领导人所形成的局面。对斯大林路线,特别是大规模镇压的不满,即使在他身边都能感受得到。他没有改组内部人民委员部,更没有撤换贝利亚的职务。

还有一件事情并非无关紧要。当战争迫在眉睫,贝利亚与斯大林因卡廷事件发生冲突时,日丹诺夫立即向斯大林提议:“我准备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但斯大林没有这样做。日丹诺夫是个彻头彻尾的党务官僚,是大规模镇压活动的积极拥护者。镇压活动此时已经停止,斯大林需要一个不同气质的人出任内务人民委员职务。斯大林是个严酷而又非常聪明的人,他十分清楚,继续镇压可能导致其个人权力崩溃。一句话,当时斯大林对贝利亚还是非常满意的。

时光流逝,战争爆发,贝利亚依然处在自己的位置上。后来,以内务部特种实验室为基础,建立了原子能局,贝利亚受命主导此事,此外还有导弹、飞机、工业、氢弹等项目……。显而易见,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斯大林没有急于除掉贝利亚。斯大林考虑的始终是形势。到了晚年,当苏联已经造出地空导弹,并且已接近于造出洲际导弹,有关氢弹项目的工作也接近尾声时,斯大林准备撤换贝利亚和剩下的其他领导人了,但他没有来得及完成此事。

如果有人以为在那种条件下有人能够改变什么,那是幼稚的。可以确信的是,一旦斯大林收拾掉贝利亚,他会得到身边许多人的支持,首先感到满意的将是机关官僚。他们认为贝利亚威胁其福祉,因为贝利亚从不讳言,他反对党的机构对国家的垄断。

于洪君,吉林省农安县人。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公共外交季刊编委。先后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曾在俄罗斯顿河罗斯托夫大学做过高级访问学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广西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于洪君为国际问题专家,过去长期主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目前重点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世界政党政治,当代中国外交。于洪君同时又是职业外交官,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过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一等秘书,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现为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同时出任国际金融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战略研究中心顾问。

来源:察哈尔学会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