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锯齿啮痕录

流沙河随笔 作者:流沙河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5-05-01

1931年11月11日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忠烈祠南街一个小院里。我的老家在距离成都市八十八华里的金堂县城厢镇(该镇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了)槐树街余家大院内,原是一个大地主家庭。我三岁那年随父母迁回老家的时候,家道早已式微,父辈们分了家,各自挥霍殆尽。我的父亲余营成这一房有田二十亩,算是小地主。

父亲余营成1920年求学北京,学业不佳,酷爱京戏。书未读完,回成都经商,折本歇业,入四川法政学堂。就学期间娶了我的母亲刘可芬。母亲刘可芬,四川省双流县乡下人,其家庭系地主,被其继母拐骗来成都,说与我的父亲做了二房。其继母欺骗我的外祖父,诡称我的母亲已在成都病死,并在郊外的青羊宫附近造假坟一座,说就埋葬在此。母亲向父亲哭诉了被拐卖的经过情形,父亲便向法院起诉。

真相大白,可怜的外祖父找到了“死去的”女儿,相对大哭。此案详情刊载在当时(二十年代)成都的一张报纸上。遗憾的是木已成舟,母亲已嫁给父亲了,外祖父只好承认这一门婚姻。父亲待母亲好,教她识字,后来母亲就能春节写信了。母亲至今健在。父亲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职军事科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民愤甚大,被处死刑。这是应该的。

我是母亲的长子,备受宠爱。槐树街余家按大排行计算,我是同辈中的第九,所以小名老九,又名九娃子,而我的本名是余勋坦。自幼体弱多病,怯生,赧颜,口吃。两岁以前在母亲的麻将脾上已识“中”字,这是我认得的第一个汉字。四岁已认完一盒字方(正面是字,背面是图,看图识字),都是母亲教的。

1938年入学。先读县城里的女子小学(因为怕挨男同学的打),后转读金渊小学。读小学毕业班的那年,自学李煜的词,尤爱《梦江南》《虞美人》两首,这是学旧体诗词之始。同时开始学做文言文,无非是“夫人生天地之间……”“何以言之?”“岂不痛哉!”那一套。1944年入金堂私立崇正中学。每周一篇作文,做文言文。春天做《春郊游记》,秋天做《观刈禾记》,端午节来了,做《观龙舟竞渡记》,天寒了,做《说冬日之可爱》。学了贾谊的《过秦论》,做《过秦论书后》,学了司马迁的《李斯传》,做《论李斯》。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了,做《悼罗斯福》——这篇作文我得一百分。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此文,萌醒了我最初的发表欲。出题做文,都有旧规陈套,全是八股翻新。国文老师只选讲《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不采用国民党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文言文结构谨严,条理分明,极少废话,对我日后从事文字工作大有好处。除了在校攻读文言文而外,每日课余及每年寒暑假,我还得就学于一位贫穷而善良的老秀才黄捷三先生,听他逐字逐句他讲解《诗经》《论语》《左传》《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还自学了一本《声律启蒙》,这真是一本奇书!“云对南,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钩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官。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帘春雨杏花红……”低吟缓诵之际,但觉音韵铿锵,词藻华丽,妙不可言,很自然地领会了平仄对仗。当时以为懂得平仄对仗,就能做旧体诗了,便偷偷写了一些可笑的五言六言。老家门前有五株古槐,晨昏鸦噪,夜半枭啼,炎夏浓荫,寒秋落叶,为我提供了最初的诗材,当然都是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了。那时候我梦想做一个诗人,认为抒发感情乃是一件高尚而又有趣的事情。至于“歌诗合为时而作”的起码道理,当时是根本不知道的,当然更想不到一吟一咏如果不合时宜竟会给自己带来穷愁坎坷了。清代的《楚辞》注释家蒋骥说:“骚忧乃不祥之书也!”直到五十年代末,我才懂得这一句沉痛的感慨之言。

也是1944年我刚入中学的时候,读到了第一首印象最深、至今尚能背涌的新诗,那就是我们四川诗人吴芳吉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写的《婉容词》。这首叙事诗说的是一位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束缚的弱女子,名叫婉容,贤淑美丽,被其留学美国的镀金博士丈夫所遗弃,几番感伤徘徊之后,投江自杀。写得哀婉凄切,一吟三叹,读之泪下。此诗在语言音韵方面兼有旧体诗词之长,如新蝉自旧蜕中羽化而出,似旧而又非旧,一鸣惊人,风靡全川,对我影响很深。

1947年春季离开老家,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那正是国统区进步学生运动如火燎原的年代,罢课抗议,游行示威,风起云涌,我卷入其中。一位姓雷的同学领着我们上街游行,到省政府门前呼口号:“打倒王陵基!”我们唱着两支红色的歌,一支是《团结就是力量》,一支是《山那边,好地方》,意气昂扬,心向延安。顺便说一句,这位姓雷的同学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逮捕,险遭杀害,得救出狱,在六十年代做了我的故乡金堂县县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虐不堪,自杀身死了。后话不提,书归正传。当时我无心读书于课堂,有意探求于文学,狂热地阅读巴金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特别是艾青、田间、绿原的诗,抄录了厚厚的一本,认为《向太阳》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首诗,而唐诗宋词被我弃之如敝履。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叛逆者了。

也是1947年早春我刚入高中的时候,重庆《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被迫撤回延安的前夕,该办事处的书店公开散发书籍。我闻讯急往,得一本萧三著《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如获至宝而归。如今物换星移人渐老,每次经过祠堂街的时候,还要注目留情于那家书店的旧址,想起我失去的青春。

当时成都有一家进步的《西方日报》,报社里有好些地下党的同志在工作。1948年秋季我向该报投稿,报道校园生活,多次刊用。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折扣》,侧写一位老师的困苦生活。说来惭愧,构思借自二十年代女作家黄庐隐的一个短篇小说,只能算是模拟之作。作品排成铅字,受到鼓舞,此后便有志做一个作家了。于是又读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小说,还读苏联小说《铁流》《夏伯阳》《静静的顿河》《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读美国小说《飘》,而对新诗的兴趣大减。这年还惹过一点小小的麻烦。在《西方日报》上写消息揭露学校生活的污糟,激怒了以姓涂的为首的几个三青团学生,联名贴大字报威吓我,叫我出来答辩。幸以笔名发表,不知是我写的,得免罹祸。我胆小,再不敢乱写了。

1949年春季,在成都的《青年文艺》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街头巷尾》,因而加入青年文艺社,该社成员多系成都的中学生文学爱好者。同时在成都的《新民报》《西方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诗、译诗、杂文共十多篇。这年秋季以高中五期学历跳考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以该系第一名的优良成绩被录取。入学后不想去听课,只写东西。年底,喜迎成都解放。

成都解放后,此时已入1950年了,我想做作家,不愿返校求学,也不愿参军到文工团(纪律太严)。于是回到故乡金堂县城,在县学生联合会协助宣传工作。后来又到金堂县淮口镇女子小学教书,近一个月。那时候自学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眼界顿开,立即照办,为了“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志愿上山去教村小。二十多天以后,因已在《川西日报》副刊上发表过演唱作品和短篇小说,引起了该副刊主编西戎同志(当时他是青年作家)的注意,在素昧生平的情况下,蒙他信任,来信约我去报社参加工作(当时都说参加革命)。我便结束了五十天教师生活,到西戎那里报到去了。看见我不是他所估计的一个老头儿而是一个小青年,他很满意,一直对我极好。1951年,我编《川西农民报》副刊版兼时事版,同时发表了许多演唱宣传品,工作很努力。还发表了与别人合写的中篇小说《牛角湾》。该小说有严重缺点,在党报上受到十多篇文章的严厉的有益的但是未必中肯的批判。由于有西戎关照,只批判到“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现实”,“将导致亡国亡党”为止,没有再加码,没有把我当敌人看待。写了一篇检讨文章公开发表,松松活活地我就过关了。

西戎不摆官架子与文架子,平易近人,带我下乡体验生活,与我合写东西,鼓励我,批评我,使我获益不浅,终身难忘。在随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勇于批判自己的旧观念,并在思想上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努力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觉得自己大有进步,于1952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以后,调至四川省文联工作,做创作员,发表演唱作品、短篇小说、评论文章。

1953年我到大邑县三岔乡第七村体验生活,住村长家中,目睹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太平富庶与农民的快乐勤劳,至今不忘。在那里写中篇小说与剧本,都不成功。这年秋天又转移到新繁县禾登乡新民社体验生活,住社长家中。第二年又在这里做普选工作,做粮食统购工作,同时写一些东西,也都不成功。原因是自己缺少求实精神,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的套子去套量生活,主观主义地从概念出发,缘着教条瞎编故事,这样还能写出象样的东西来吗!后来回省文联到《四川群众》做编辑工作,发表几个短篇小说,其中《窗》一篇稍好。当时我读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入迷,深受其影响。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中,我也写了两篇文章发表,无非是顺大流唱通调而已,毫无学术价值可言。1955年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中,我也写文章发表,并写宣讲提纲,多有强词夺理之处,歪曲了人家的本意,然后又把人家臭骂一顿。在此谨向胡风同志致歉!

这年写诗《寄黄河》发表后稍有好评,乃努力写诗。写组诗《在一个社里》发表后又稍有好评,便写诗愈勤。此后才走上了写诗的轨道,仍做创作员。几个月凑够了一本,交给重庆人民出版社。第二年即1956年出版了,书名《农村夜曲》,现在读了很惭愧。

1956年早春去北京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眼界大开,诗思大涌。会后被中国作家协会安排去采访先进生产者,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会后又求学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那是一个大出人才的学习斑。美丽的北京给我以丰富的感情燃料,觉得到处都有诗。八个月里写了许多小诗,又凑够了一本,交给作家出版社。第二年即1957年春天我的《草木篇》刚刚被批判以后出版了,书名《告别火星》,现在读了有些惭愧。1956年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窗》,其中只有《窗》一篇和《辣椒与蜜糖》一篇稍好。

1956年秋天在文学讲习所结业后,心情悒郁,回四川去,在南行的列车上写了题名《草木篇》的五首小诗。回去不久,我参加了《星星》诗歌月刊的筹备工作。“星星”这个名字是丘原同志取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死于监狱了,愿他灵魂快乐!《星星》编辑部只有四个编辑:白航(主编),石天河(执行编辑),白峡(编辑),流沙河(编辑),即“二白二河”,反右派运动中无一幸免。一个编辑部弄得全军覆没,象《星星》这样的下场,海内仅此一家,再无二例!

1957年元月,《星星》创刊号面世十四天以后,在《四川日报》上受到可怕的指责,罪名是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发表在创刊号上的《草木篇》,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也招来了省市两报大规模地猛烈地轰击,使我惊讶。批判愈演愈烈,升级到“反革命”与“阶级仇恨”的高度,海内为之侧目。我想不通,抗辩,发言见报,徒自取辱而已,有个什么用呢!后来许多人(几乎都是从未晤面的)为此受牵连,遭遇很惨。

被错划为右派后,诚惶诚恐,“认罪”尚好,幸获宽大,开除共青团,开除公职,留在省文联机关内监督劳动,扫地,烧水,拉车,到崇庆县山中去炼铁,混完了1958年。其间写了一个长诗《三人行》,三千行,稿本被收去了,不知下落。劳动之余,潜心研读《庄子》,记得烂熟。1958年被叫到省文联的《草地》编辑部打杂,登记来稿,修改刊用稿,尽心悉力,为时一年。工余研读《诗经》《易经》《屈赋》。1960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农场开荒种菜。病水肿,叫回机关休息,便研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61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已停工的建筑场地种菜,夜夜守菜园,专抓偷菜者。由于克尽厥职,过分积极,反被偷菜者打了一顿,还被扭送派出所,哭笑不得。1962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图书资料室协助工作,利用方便条件,阅读大量古籍。我一贯爱读书,相信开卷有益,三教九流,来者不拒。被孤立了,无人同我往来,免除干扰,正中下怀。不回寝室睡觉,在图书室里夜以继日地狼吞虎咽地读,在沙发椅上过夜。先是研究古代天文学,从此成为一个兴趣历久不衰的天文爱好者。后来搜集有关曹雪芹的资料,写出叙事诗《曹雪芹》,五百行,稿本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焚毁。

从1958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八九年间,利用劳动之余暇,我研读了四书五经、先秦诸子、中国古代史、民俗学、古人类学、唐宋明三代的野史笔记、古代天文学、现代天文学,做了大量的摘录与索引,写了许多心得,都是写在废纸背面的。我对古汉字学最有兴趣,钻透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做了上十万字的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部颇具趣味性的解说古汉字的普及读物,花了我三年的时间。此稿题名《字海漫游》,约八万字,被红卫兵抢走,终不可寻。怅怅!

1966年春天,黑茫茫的长夜来临了,我被押解回故乡金堂县城厢镇监督劳动改造,此后全靠体力劳动计件收入糊口了。这年的七夕我结婚了。接着来的是抄家、游斗、戴高帽。成都的红卫兵来抓我,意欲弄我回成都去批斗。幸好本县某领导人及时将我潜移乡下三日,躲过了一场可能被打伤致残的横祸。那些领导人,包括本镇派出所所长,都是严肃认真地按照当时的政策对待我的,没有给我以额外的难堪的折磨,我至今对他们毫无怨尤。他们都是好人,可惜后来很快地就被人家打倒了或靠边站了。

我在故乡劳动十二年,前六年拉大锯,后六年钉包装箱,失去任何庇荫,全靠出卖体力劳动换回口粮维系生命,两次大病,差点呜呼哀哉。后六年间,压迫稍松,劳动之余暇,温习英语,为小儿子编写英语课本十册,译美国中篇小说《混血儿》,通读《史记》三遍,写长诗《秦火》,一千行,此稿自毁了。在那十二年的长夜中,只留下《情诗六首》《故园九咏》两组小诗和《唤儿起床》《故乡吟》等几首小诗,实在惭愧!另外,香港某出版公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照相翻印出版我的诗集《告别火星》发卖,乃属盗印,我完全不知道。

二十二年的艰难日月给了我有益的锻炼。我一直朦胧地眺望着未来的光明,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努力求学,正派做人,相信将来还有为人民服务之日。惜乎头发渐渐花白,岁月不我待了。保尔?柯察金说得好:“我得到的仍然比我失去的多。”回顾自己的大半生,我是满意的,我值得。

江青反革命集团落网后,我很快活,背负着生病的小儿子上街看大标语,教他认标语上的大字。我的妻子从外地归来,她也很快活。我说:“从今以后,我可以拚命地钉包装箱了。”她说:“我用不着东躲西藏了,我可以去收破烂维持生活了。”我们所求甚微,只望国家安定,个人能够劳动谋生,便是万幸了。

1978年5月在故乡我被宣布摘帽,年底被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三中全会后,天大亮了,我才真正苏醒了,想起我曾经是一个诗人,也许还能写几句的,于是技痒了。1979年4月,在沉寂二十二年之后,首次在《诗刊》上发表《诗二首》。这该感谢《诗刊》的编辑同志,是他们叫醒了昏沉沉的我。7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的《梅花恋》,《成都日报》又发表了我的《带血的啼鹃》,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9月,由中共四川省委下达正式文件,为1957年的《星星》诗歌月刊平反,为包括我在内的四个编辑平反,也为《草木篇》平反。至此,我被错划为右派的结论才得到改正。10月,《星星》复刊,我被调回原单位四川省文联,仍在《星星》做一名普通的编辑人员。

1980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我加入了研究飞碟现象的中国UFO四川分会。我的组诗《故园六咏》有幸获得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新诗奖。谢谢。(文/流沙河)

1981年7耳24日在成都写定

本文摘自《流沙河随笔》

来源:新华网综合2007年09月10日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