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强：信是否寄到郭飞雄的手里，并不是非常重要。当然他能直接看到我们的信，会更有信心一些。但是即使他不能收到，那些看守们得知海外有人关注他，也会适当的收敛一点。十多年前，有一个美国朋友经常跟中国官员接触，提醒关于监狱内的一些朋友的处境。结果，监狱和当局就会比较认真的对待该犯人。（我的杂文集《莱茵河畔的沉思》p122《北京的辛德勒名单》一文就是谈的这件事。该书已经投邮寄出托王先生转交，不久应该寄达。）有没有国际关注，毕竟还是不太一样。可惜你在狱中的时候，我们在德国没有得到你的姓名。直到2009年我们到法兰克福书展示威时，我特地加做了一个关于你的中英对照标语牌。
有一阶段，联合国任命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法学教授Nuwak出任联合国反酷刑专员。我立刻写德文信件给他，就跟他的秘书直接联系上了。教授不一定经常在欧洲，但是我们的信件可以直接传递给他。我把胡石根、杨子立等很多在押的民主战士名字都写给他了。说明大致的案情，在什么监狱。这些事情都是不能向外公开的。尤其是教授飞往北京之前，决不让公安部和监狱干部知道。我还告诉教授，北京最善于制造假象，糊弄外来的观察代表团，这类监狱干部都是老演员。教授到达之后，不理睬他们的很多安排，所以他们感到非常恼恨。实际上胡石根收到过海外的信件，因为全是英文，看守不懂，就拿去给他看了，英文就是问他是否遭受虐待等等。他回忆说不知道是谁向国外提供了他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反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从来没有张扬。
国内被关押的朋友最好尽量给海外发出信息，然后大家都来关注，他们在里面的境遇就可能会好一点。监狱看守多半也是势利眼，有人关注，他们多少也会有所收敛。但是我给监狱写信并不采取谩骂和侮辱的词语，说话尽可能实在。给王炳章本人写信则都是回忆往事和谈家常。尽可能有人情味。这些想法供你参考。
祝好！问候先生。
小明
2016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