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强:信是否寄到郭飞雄的手里,并不是非常重要。当然他能直接看到我们的信,会更有信心一些。但是即使他不能收到,那些看守们得知海外有人关注他,也会适当的收敛一点。十多年前,有一个美国朋友经常跟中国官员接触,提醒关于监狱内的一些朋友的处境。结果,监狱和当局就会比较认真的对待该犯人。(我的杂文集《莱茵河畔的沉思》p122《北京的辛德勒名单》一文就是谈的这件事。该书已经投邮寄出托王先生转交,不久应该寄达。)有没有国际关注,毕竟还是不太一样。可惜你在狱中的时候,我们在德国没有得到你的姓名。直到2009年我们到法兰克福书展示威时,我特地加做了一个关于你的中英对照标语牌。

有一阶段,联合国任命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法学教授Nuwak出任联合国反酷刑专员。我立刻写德文信件给他,就跟他的秘书直接联系上了。教授不一定经常在欧洲,但是我们的信件可以直接传递给他。我把胡石根、杨子立等很多在押的民主战士名字都写给他了。说明大致的案情,在什么监狱。这些事情都是不能向外公开的。尤其是教授飞往北京之前,决不让公安部和监狱干部知道。我还告诉教授,北京最善于制造假象,糊弄外来的观察代表团,这类监狱干部都是老演员。教授到达之后,不理睬他们的很多安排,所以他们感到非常恼恨。实际上胡石根收到过海外的信件,因为全是英文,看守不懂,就拿去给他看了,英文就是问他是否遭受虐待等等。他回忆说不知道是谁向国外提供了他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反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从来没有张扬。

国内被关押的朋友最好尽量给海外发出信息,然后大家都来关注,他们在里面的境遇就可能会好一点。监狱看守多半也是势利眼,有人关注,他们多少也会有所收敛。但是我给监狱写信并不采取谩骂和侮辱的词语,说话尽可能实在。给王炳章本人写信则都是回忆往事和谈家常。尽可能有人情味。这些想法供你参考。

祝好!问候先生。

小明

2016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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